醉卧草原君莫笑

    饮酒之乐，首在得趣。

    酒趣又可分文、武。文趣即如白乐天所描画：“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亦如杜子美笔下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云臣是酒中仙”。武趣首推恐非辛稼轩“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莫属了。

    回首本人半个多世纪的饮酒小史，一次印象极深的，却是兼得“文趣”与“武趣”。

    那是1976年年初，元旦已过，春节将至，我长途奔袭四千里，到了大青山背后的格根塔拉草原。此时已是我“上山下乡”的第八个年头了。我下乡是由天津去了胶东的栖霞。这种下乡单干户，按当时的官方文件，应称之为“自行投亲靠友”。我爱人则是跟随大部队，从天津到了内蒙四子王旗。1975年结婚时，我俩便下定决心要多为中国铁路做贡献了——往返一次恰合“八千里路云和月”之数。1976年是我首次实践承诺。当时的兴奋，一则有新婚燕尔的余韵，一则有对大草原蓝天白云绿草的神驰魂飞。

    我爱人去内蒙也是第八年了。她在五年前因手风琴的一技之长被选入了乌兰牧骑，并很快成为了音乐方面的主管。我到四子王旗就住在乌兰牧骑的大院里。大院是多功能的，宿舍、食堂、排练厅都挤在一起。不多几天，我就熟悉了奶茶的气味，也喜欢上了悠扬的长调和如泣如诉的马头琴。

    转眼就是春节。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俩换上新行头，挨家去拜年。第一家就是一位蒙族长者。进了门，互致问候，语音未落，女主人就捧来了银碗，满满的白酒酒香扑鼻。我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入乡随俗”的道理还是懂得。更何况，浓郁的香气早已勾动了心中的酒虫。于是，合掌当胸之后，双手接过，一饮而尽。主人夫妇没想到我这样痛快，兴奋地连声称赞：“好！好！真是好人啊！”走出门来，我爱人赶紧补课：蒙族人敬酒很实诚，但不强人所难，只要作出敬天、敬地、敬友情的仪式，不喝干也不会生气。可是，我觉得还是干掉，主人的笑容才是发自心底的。于是，那一上午走了八家，也就大大小小喝了八碗（杯）的白酒。好的是有“塞外茅台”之称的宁城老窖，差一点的就是薯干酒。不过，四五碗之后，基本品不出差别了。只记得回家的路上很有腾云驾雾的感觉，还有就是省了一顿午饭。万幸的是，我所犯的没有听从指导的原则性错误，回来后没有被进一步追究。

    这个年过的，使我对蒙族兄弟的热情加深了认识。

    后来才知道，这个认识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月的假期很快过去，无可奈何，分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正赶上自治区的乌兰牧骑汇演，于是我和这些新朋友一起到了呼和浩特，住进政府招待所。返程票是后天的，因为我很想完整地看一场演出。招待所的晚饭十分简单，我三两口便解决了战斗，然后到大街上溜达了一圈，便匆匆回到了宾馆。记得是住在二楼，上了楼梯，无意中向对面看了看，见对面的房门大开着，里面几个人围坐桌边正在喝酒。恰好一个人往外瞟了一眼，与我四目相对：“啊，老陈！进来坐一会嘛……”说着，三两步走出来，拉着我的手就拖。不太熟，好像是凉城或者武川的独唱演员。

    桌子中央簇着五六个酒瓶，围坐的四个人，每人一个白搪瓷缸子。有点奇怪的是，一点下酒菜也没有。

    “老陈，来，喝一点！”

    我一看这阵势，立刻警觉起来：“哈，我不会喝，从来没喝过。”

    “那……没关系，坐一会吧。”“老陈，喜欢我们内蒙吗？”“喜欢，非常喜欢！”

    “喜欢我们内蒙的歌子吗？”“喜欢……”

    我话音未落，他已经站了起来，一手举起搪瓷缸子，一手挥动着：“我唱一支家乡的歌子给你听……”

    有几分熟悉的旋律反复回荡着，调子好像越来越高。旁边另一位朋友递过一个酒缸子，往里面倒了大约半两酒：“这是他家乡的敬酒歌，你不喝，他就不停地唱下去。”

    虽然这个兄弟唱得挺有味道，我还是不忍让他继续下去了。“我喝一点吧，万事开头难呀！”端起酒缸，我轻轻地抿了一口。

    “老陈，你不够朋友！你会喝！”于是，不由分说，咚、咚、咚，倒了大半缸。

    我一看反正躲不过了，再说也有几分馋了，就说：“几位稍等，我马上就回来。”快步赶回房间，顾不上解释，把预备明天早点的一袋糖蒜拿了过来——吃寡酒还是有些怵头。

    其实，在天津，在山东，我还是有过几次拼酒的经历。大抵是不论对方说什么，咱们自己心里有数：他是在变着法灌醉你。有了这样高度的警惕性，倒还真是没醉过。

    没想到，老经验不灵了。几位蒙族朋友根本不曾想法灌你，他们首先是想把自己灌醉。当然，他们也不会忘了你，在痛饮狂歌中是一定要拉着朋友一起快乐的！

    很快，糖蒜没有了，缸子也见底了。我自觉是没醉，暗中告诫自己：可以了，见好就收吧，找个合适机会就撤。恰好，有个什么部门的副处长经过，也被拉进来，不过喝了一杯就起身说是有公务。大家起来送他，我一见机不可失，就顺势“醉”倒在门口的床上了。

    躺在床上，暗自得意，看着昏黄的灯光下，几个人一边喝，一边唱，有两个还激动的边唱边哭。什么“美丽的草原”啊，“伟大的祖先”啊，完全沉浸其中，绝对的旁若无人。我觉得自己很聪明，撤得很及时，心想：“趁着清醒，好好记住他们的样子，将来如果描写醉人真是好素材。”

    再后来呢？没有记忆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半上午了，头疼如裂。那个男高音不好意思地站在旁边，嘟嘟囔囔：“对不起了，你还真是不会喝啊。老陈，你躺在那，怎么不断捶自己的头呀？”

    是吗？有这事？

    这件事，好几年间成为了家庭里的话柄，直到十年后。

    十年后，我俩带上小朋友去旧地重游，正赶上那达慕。我们的车子离格根塔拉还有二三里路，蒙族朋友的马队就赶来迎接了。一下车，蓝色的哈达，银碗中的“下马酒”，当年的知青一下子感动得忘乎所以，便连连干掉了三碗白酒。一进蒙古包，妻就歪倒在毡毯上。不料，远远隐约传来了手风琴声。她连眼都睁不开，嗫嚅着：“给我找个琴来……”琴来了。先是歪靠着拉，一会坐起来拉，一会竟然站起来演奏着那些熟悉的牧歌。记得眼神是那样明亮，一点点酒意也看不出来了。

    这件事，过后我讲给人听，人们大多是流露着几分怀疑的。而我的证据是：从那以后，家庭中，我醉卧呼市的糗事再也不被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