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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初秋的傍晚，在北梅竹胡同那座静谧的四合院里，我翻检着那些久已发黄的文稿和信件，一些尘封的往事慢慢浮现出来。在那些支离破碎、记载着片言只语的纸片中，我偶然发现了“唐瑜”和“二流堂”这两个名字，不禁眼前一亮。
现在回想起来，《二流堂纪事》的编辑出版，充满了一种偶然性。
1995年2月，出于对图书编辑和出版的热爱，我放弃了在安徽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的机会，离开了守候近十年的象牙塔，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从事我一直向往的编辑出版工作。
其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潮已经开始消退，但各种社会思潮仍然活跃，文学也仍然被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所仰慕。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出版工作中，从学习编辑基础知识开始，边学边干，加班加点，埋头书稿，很快进入了编辑角色。在前辈们的指导下，一年之内我协助编辑了5本书稿，不久就独立组稿，开始了职业出版人的工作和生活。
作为编辑，敏锐发现优质图书的眼光和能力是必备的职业素养，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对市场的充分了解和对作者资源的充分掌握上。换句话说，发现比编辑更重要。体会到这一点，是源于我和《二流堂纪事》一书的缘分。那一时期，频繁地去北京、上海这样文化资源丰富、名家汇集的城市调研市场和组稿约谈，是我这个编辑新兵每月的工作常态。90年代，交通、酒店等服务业还不发达，我常常一个人，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然后，再坐公交车和地铁，在北京满大街找住宿的地方。常常一住一个星期，跑书店，跑作协，跑各类文学期刊杂志社和文艺团体，挖掘各种书稿资源和出版人脉；在堆满书稿的简陋办公室和资料室里，或是在快餐店和公园的长椅上，和那些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作家、学者畅谈文学，策划选题。其时，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的编辑，我的出差经费极其有限，而北京的快捷酒店还未出现，出差往往不得不住在北京城郊的小旅馆里，在偌大的北京城，常常为了约见一个人，就要跑上一整天。也许是被我的热忱所感染，也许是被我的辛苦所感动，许多好心的朋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其中一个朋友，促成了我和北梅竹胡同6号的缘分，由此促成了《二流堂纪事》的编辑出版。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个人编辑生涯中的“第一本好书”。
北梅竹胡同往事
北梅竹胡同6号位于北京的市中心，是一座传统的老四合院，有大小七八间房，宽敞开阔，走进院子，一眼就能看见那棵苍劲茂密的老槐树。据说原房主老夫妇随女儿移居美国了，于是将这个大四合院租给上海一家外贸机构，用作在北京的办事处。真是个好地方！出门百米就是王府井，大名鼎鼎、号称全国图书销售风向标之一的王府井书店就在附近，许多大型政府文化机构也都是咫尺之遥。处繁华闹市而居幽静之所，对于我这个来京组稿调研的外地编辑来说，真是一个绝好的住处。因为是朋友介绍，住宿几乎是免费，还可以交极少的伙食费，搭办事处供应的工作餐。这很好地解决了我这个当时还很清贫的年轻小编辑的许多困难，为我经常跑北京开展编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征求了我所在出版社领导的意见后，我执意按正常出差住宿标准交纳了住宿和就餐费用，顺利地入住北梅竹胡同6号，开始了我经常性的赴京组稿工作。
那是1995年的初秋，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空气清新，秋阳灿烂，秋光老熟。
很快我就和办事处的人们成为朋友，他们对我这个从遥远的合肥千里迢迢来京组稿的小编辑充满了善意。其中有位王姓副主任，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温文尔雅，见识渊博，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听说我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此行是来北京联系作家，组织稿件，格外热情地和我大谈文学。因为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我们相谈甚欢。有一天，说着说着，他突然笑着和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办事处租用的这家四合院的主人，听说也是个文化名人呢！”
原来前期租房是王主任负责的，主人因为在美国，委托亲戚办理的租房手续。交接完毕打扫房屋时，王主任在西厢房角落里，发现了一大堆杂志和文稿等杂物。他是个细心人，仔细翻检了这堆“破烂”，居然发现里面有一些信件，署着吴祖光等人的名字。吴祖光这个人，王主任是知道的，他觉得丢了可惜，又想着说不定哪一天，主人还会想起它们来，于是就收拾起来，放在一个塑料编织袋里，摆进了厢房的杂物堆。王主任笑着说：“你不是编辑吗？你可以看看，那些破旧的文稿信笺，说不定有什么价值，说不定还能找到好东西呢。”
其实刚一听到吴祖光的名字，我就开始兴奋起来。大学时，我读过他的《风雪夜归人》，那是那个年代中文系大学生必读的作品之一。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请求王主任，赶快带我去找那个塑料编织袋。
那个初秋的傍晚，在北梅竹胡同那座静谧的四合院里，我翻检着那些久已发黄的文稿和信件，一些尘封的往事慢慢浮现出来。在那些支离破碎、记载着片言只语的纸片中，我偶然发现了“唐瑜”和“二流堂”这两个名字，不禁眼前一亮。作为中文系毕业生和曾经的中文系教师，“二流堂”三个字，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们和抗战时期中国文化艺术界的许多名人，如夏衍、吴祖光、金山、盛家伦、张瑞芳，等等，都曾发生过紧密的关联。
那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烽火连天。从上海、北京、南京等地辗转而来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地方落脚，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唐瑜，就在重庆四德村为他们搭建了一座竹结构的简易住房。房子初名“碧庐”，“碧庐”的“碧”字，应当取自竹的翠色，但也有人说，这个名字来源于大厅里的一只壁炉。受周恩来的指派，在南洋时就与唐瑜的兄长唐大杏很熟悉的夏衍，经常过去关照他们，郭沫若等人也常去探望。这时的黄苗子和郁风，尽管自己都有房子住，也常去和他们混在一起，彻夜聚谈，放言高论。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的“二流子”哥哥。台下坐着的借住在唐瑜简易竹楼里的文化人，大多居无定所，食无常炊，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乎“二流子”一样的流浪生活，看了这个剧，一时兴起，就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随口玩笑道：“你们这些人啊，都是无业无窝，就像‘二流子’，我看你们这个地方，干脆叫‘二流堂’好了！”在座的人听了，齐声叫好。郭沫若又兴冲冲地要为“二流堂”题匾，后因纸墨没有准备好，只得作罢。
“二流堂”就这样，于战争的烽火中出现了。
重庆是座山城，四季多雨，冬天更是阴霾，要靠炭火取暖。众人围炉而坐，常常彻夜不眠，针对战局，纵论国事，这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实在是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夏衍因此而有“一流人物二流堂”的妙论，成为抗战时期文坛的一段佳话。
但这一段文人佳话，后来却酿成大祸。几十年后的1967年，“二流堂”被打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团”，到了“文革”期间，凡在竹楼住过，或是参加过聚会的文化艺术界名人，都受到了牵连。有很多人，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平反。
对于中国文化界这个著名的公案，大概的情形我是知道的，但也只是从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和一些文化名人的回忆文章中，隐约知道一点片段。事情的前前后后究竟是怎样的呢？“二流堂堂主”唐瑜又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为什么要造“二流堂”？他后来的命运如何？这些似乎迄今为止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而那些和“二流堂”产生关联的一代文化精英，因“二流堂”而改变的人生，也对我产生强烈的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有责任、有义务，用我的工作为他们、为后人，还原历史的真相，留存历史的记忆。我于是萌生了将“二流堂”的故事编辑出版的强烈愿望，并且因此而兴奋不已。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一决定，将促成我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作家和文化人士的缘分，使我有幸走进历史深处，听到许多有趣的故事，感受到那一代文化精英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仰慕到许多美好高洁的灵魂。
而作为一名文学编辑，这一切也让我获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丰富了我的人生。
“二流堂堂主”唐瑜
我最迫切希望联系上的，是“二流堂堂主”唐瑜。
很快，通过王主任，也是通过唐老先生的亲戚，我辗转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唐瑜先生。
唐瑜祖籍福建漳州，其兄早年在缅甸经商，财力雄厚。1927年，15岁的唐瑜读了潘汉年主编的半月刊《幻洲》后，深受潘汉年革命思想的影响，于是给潘汉年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革命的向往。1930年，由潘汉年推荐，唐瑜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成为左联早期重要的盟员之一。他和潘汉年的友谊，此后也持续了一生。唐瑜到上海之后，主编了《电影新地》《银座》《电影艺术周刊》《中国电影日报》《小小画报》《联华画报》《民族呼声》《早报》等众多的进步文艺刊物，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左翼文艺战士。但他被人们记住，却是因为“二流堂”，自从出资建造了“二流堂”，从此一生荣辱，皆与之密不可分。
唐瑜晚年，先是和家人居住在香港，后又旅居美国和加拿大，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按照老先生的话说，虽然这么多年来，他也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二流堂”的文字，但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是“一时兴致所至，随手的涂鸦”，并未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总结，因此对于出版一本书来说，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二流堂”涉及的人和事纷纭复杂，历经的时间也久远，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如何梳理和整理，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说，也确实是一件负担很重的事情。因此在和他商议这件事时，他既高兴又为难，十分矛盾。老先生的态度，让我有些担心。得知他在不久后将回国过春节，我请联系人再次转达了我编辑出版“二流堂”故事的决心，并请他转告唐瑜老先生，我一定会全程参与，协助他回忆往事，整理资料，丰富素材，完善书稿，请他放心。
1995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在北京郊外一处新建的住宅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二流堂堂主”唐老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李德秀女士。唐老先生虽已年过八旬，个子矮小，但看起来神清气爽，温文尔雅，有着一双又慈祥又敏锐的眼睛。客厅里温暖而明亮，老先生精神爽朗，侃侃而谈，以一口带着潮州口音的普通话，讲述着他和“二流堂”的纠葛往事，以及他坎坷多劫的一生。从毅然离开南洋富商之家，进入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联华画报》，讲到抗战时期，遍地烽烟，他辗转来到重庆，卖掉了半把金梳子，筹钱建造碧庐，收容从内地逃亡来的文艺界人士；从“二流堂”通宵达旦的聚会杂谈，讲到当时他们一批进步文艺青年意气风发、情绪激昂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激情澎湃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到被打入“牛棚”艰难度日；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盛家伦、赵丹、戴爱莲、冯亦代等一批文化人的浪漫情怀、峥嵘岁月，讲到他们的人生际遇和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老先生轻声慢语，娓娓而谈。我激动不已，情绪随着老人的讲述跌宕起伏，也更加坚定了要用自己的工作，为这些被历史尘封的美好事物，留下文字印迹的决心。
对于一个编辑来说，遇到一本好书，就像遇到一个令你心仪的人，那种满心欢喜，如沐春风，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
那个下午，随着老人的讲述，我的情绪不断大起大落，对即将编辑出版的书稿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也充满了信心。但老人似乎有些犹豫，在侃侃而谈的同时，也表示自己年岁大了，加上常年旅居海外，联系起来不太方便，也不知能不能把这个书稿很好地完成。我当即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做他的助手，帮助他整理相关资料，理出写作脉络，确定内容框架，列出写作大纲，包括整理相关文字。因为“二流堂”涉及人物众多，我建议采用随笔的形式，围绕“二流堂”的人与事，来记述相关的世事百态。这个编辑思路，得到了唐老先生的认同。那个下午，我们一老一少，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每一句话，都仿佛说到彼此的心中。
“两地奔波”的书稿
告别北京冬日那个温暖的黄昏，我抱着一堆散乱的文稿和资料，回到了合肥。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长时间沉浸在唐老先生一生的坎坷遭际之中。我想无论多么困难，都要把这本书做出来，给被“二流堂”定义的那一批文化人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
我将这本书暂时定名为《二流堂纪事》，并很快进入前期杂乱繁重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
197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彻底平反的消息。通过对资料一点一点的收集与整理，我对“二流堂堂主”唐瑜的为人也愈加敬佩，很庆幸自己的编辑生涯，甚至自己的一生，能遇见这样一个品质高洁的人。很多细节令人感动，令人难以忘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通车后，唐瑜曾到仰光去。返回重庆时，胞兄唐大杏送给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一部卡车上装有当时的畅销物资，另一部卡车上装有食品，供重庆的朋友们食用。每当大家需要用钱时，唐瑜就拿出一部分物资出售，到最后连车都卖了。
在战时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唐瑜几乎成了重庆一批文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当时从上海、北京、南京流亡到重庆的文人，大多穷困潦倒，吃住都是大问题。最开始，夏衍带着妻子儿女一家四口来到重庆，住在重庆中一路下坡，唐瑜盖的两间“捆绑房子”里，那是战时重庆穷人住的一种泥墙竹架的临时性建筑。唐瑜和夏衍各住一间，没有门牌。为了寄信方便，夏衍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依庐”这样一个典雅的名字。后来，到重庆来的朋友越来越多，唐瑜干脆在“依庐”的坡下租了一块地，自己绘图设计，自己监工建造，盖起了一排两层的大竹楼，这就是“碧庐”。用夏衍的话说，唐瑜“呼朋引类”，让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让风雨飘摇中的文化人，在战时有一个栖身之所。他们谈笑风生，纵论国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无法也无暇预测到以后，他们甚至觉得，“二流堂”是一个文化人的乌托邦，寄托了战时重庆文人们的情感和理想。以至1948年在香港，乔冠华还说：“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感到我的精神和情感，在慢慢接近中国文人的内心，接近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中最高洁的部分——家国情怀与文人情操。那段日子里，我不断地在北京与合肥两地之间往来奔波，与暂居北京的唐老先生保持着热线联系。那个时候，电话还不畅通，网络远没出现，交通也不便利，特别是与海外的联系，尤其困难。因此，我必须在唐老先生回美国之前，和他确定书稿的内容和脉络，最好能够列出写作大纲。很快，我把选题思路和内容框架整理成文字交给了唐瑜先生，书名就是我与他商定的《二流堂纪事》，内容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二流堂”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事，从“何物二流堂”说起，讲到“文革”浩劫，再到众人的劫后余生；第二部分是老人谈自己一生的世事沧桑和人生际遇；第三部分是忆旧怀人、故人故事；最后一部分则是唐老先生自己的各类随笔杂谈，内容驳杂，有饮食男女，也有南鸿北雁，并按照唐老先生的意愿，收集他与夏衍、陈荒煤、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龚之方、黄宗英等老朋友的往来书信，意在“留存更多历史的痕迹”。
提纲寄去后，很快得到老人的回信，老人还随信寄来了他整理的部分书稿。他甚至写了前言，行文一如他的风格，生动诙谐，题目也别具一格：《鼠年回忆录——代前言》。1996年正当鼠年，也是老先生的本命年。在信中老人说他即将回美，后期会整理写作出更多的内容，还答应为了本书的出版，“今年将多回国写字交差”。信末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已经将我准备为他出一本有关“二流堂”图书的事，告诉老朋友们了。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大好事，都想讲讲真实的“二流堂”，已经有吴祖光、黄苗子等好几个人，自告奋勇要为他的书写序了。
这让我大受鼓舞，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唐瑜老先生果然如他所承诺的，两次回国，每次都带来新的稿件和旧的资料。这期间我们书信往来、电话交流十分频繁。因为老人耳朵不灵，讲话也比较吃力，所以每次他回国，我都立刻赶去北京，与他当面交流，或是用笔沟通。这样，到1996年的年底，《二流堂纪事》书稿就基本成形了。
那些久远的面孔
正如唐老先生所言，他的人缘极好，书稿还在整理期间，就收到了吴祖光、黄苗子与郁风夫妇、邵燕祥、姜德明诸位先生的四篇序言。黄苗子先生还专门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封面则用了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专门为“二流堂”画的一幅漫画，画的是狗拿耗子，一只猫却懒懒地在一旁睡觉。丁聪也是“二流堂”堂员之一，是唐瑜多年的老朋友，这幅画的名字就叫：《二流堂主，专管闲事》。封底用的是夏衍老人的题词：“二流堂主不朽。”字体遒劲有力，很有气势！至于“二流堂主之印”，是北京著名金石家王十川先生的作品，因为前后有些故事，唐老先生特别嘱咐说，这方章要印在封二，还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篇有关它的小文章。因为序言有四篇，唐老先生又篇篇喜欢，于是就决定四篇都用，并且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了四篇序的先后排序。稚子之举，赤子之心，可爱，可笑，可敬。
在与唐瑜老人相处交流的过程中，他这种率性、随意、风趣、幽默的举动，比比皆是；他那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善意和热爱，历经磨难后的通达和包容，以及心境的单纯和干净，都让我感动。也因此，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都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快乐。
编辑这类书的难点，是史料尤其是图片的缺失。经历了几十年时光，无数的战火与劫难，老人留存的图片已经很少了。仅保留下来的几幅图片中，有一幅极其珍贵，是当时著名演员吕恩站在重庆“二流堂”旧址前的照片。这是目前留存的有关“二流堂”原址的唯一图片，可称“海内孤本”。虽然图像模糊，而且以人物为主题，但还是依稀可以看出重庆中一路下坡“二流堂”的整体面貌，居然是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洋楼，宽敞的花园，有着上海滩的气息。
夏衍曾说过：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
也因此，我一定要把这本书编辑出来，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留存下来，分享给世人。
雨打风吹，好书永在
1997年4月，《二流堂纪事》终于正式出版了。全书由“风雨篇、沧桑篇、忆旧篇、神仙篇、补白篇”五个部分组成，分别从“文革”劫难、革命经历、旧友新知、见闻感想等几个方面，叙述了唐瑜一生的经历和与“二流堂”有关的文化人的遭际，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真实。当我把第一本散发着油墨气息的样书寄给唐瑜先生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样书得到了老人极大的认可，这让我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老人开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委托我把书送给他的每一位好友。而老人的很多朋友：吴祖光、新凤霞、冯亦代、黄宗英、邵燕祥、丁聪等人，我都是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专程登门，一本一本送到他们的手上。
《二流堂纪事》的出版，在当时的文化艺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是在文艺圈内，一时成为谈论的热点。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二流堂”的名声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二流堂”所牵扯的许多人都是现当代文艺界的学者名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投向水面的石子，激起一层又一层波澜。
《二流堂纪事》之所以能够从一系列的怀人忆旧文章、专题性回忆录和人物传记中凸现出来，固然与当时的社会情绪和历史语境有关，但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去考察，则更能看出它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时代的转换、政治的动荡，《二流堂纪事》折射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二流堂”的文艺思想及其与主流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复杂性的感知。通过“二流堂”的历史流变，我们不仅能够清晰地梳理出 1949年前后，它与左翼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它对新时期文学乃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格局的影响，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与20世纪50年代乃至更早的左翼文学之间的连接和呼应。而这，也正是“二流堂”之于中国现当代社会乃至文学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若干年后，三联书店的编辑辗转联系到我，希望获得此书的再版版权。其时三联书店负责此事的副总编辑汪家明先生，是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过《老照片》的著名出版人，我们并不认识，也没有直接联系，只是通过朋友交流。当时因为地方出版社的种种局限，《二流堂纪事》首版后未能再版。为了不埋没这本好书，也是出于对三联书店的信任，社里考虑再三，最终忍痛割爱，转让了再版版权。三联书店很快以极精美的装帧再版了《二流堂纪事》。唐瑜先生拿到样书后，专门签赠了一本给我，书中还附上他最新的照片。在三联书店再版新书中的《二流堂主自传》中，唐老先生写到他的“出版大事记”时，特别写了三件事：“范用嘱编潘汉年纪念册《零落成泥香如故》，魏绍昌为我编《阿朗小品》，马晓芸为我编《二流堂纪事》。”
能得到唐瑜先生这样的赞许，我激动不已；而能在三联书店再版《二流堂纪事》，更算是这本书的一种美好归宿吧。很多年后，我和汪家明先生在一次会议上相逢，那时他已经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而我也离开了编辑岗位，来到安徽美术出版社从事经营工作。席间交谈起来，才恍然知道，因为一本书的缘分，我们其实多年前就早已相逢，不禁感慨万分。
（本文作者为安徽出版集团国际合作部主任，历任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社长助理，安徽美术出版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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