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发现意义的工作”

    日前收到孙晓春老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论》。这部文集收入了老师近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先前我大都看过。这几年里，老师常常在论文写完后先转给我征求意见，不过我感觉却像是老师鼓励我们努力读书的一种方式。我的博士学位虽然是跟老师读的，但实际上在老师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当我考入吉林大学读研的时候，老师已经去南开工作了，只是吉林大学还保留着老师的博士招生名额。但也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就更珍惜和老师交流的机会，而读老师的作品便是我理解老师学术观点和方法的主要途径。

    “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发现意义的工作”（《自序》），而研究者发现的首先是思想的历史意义。确切地说，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历史研究，把每一历史时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解读，是思想史研究的第一要务。老师那一代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如宝成关、葛荃、杨阳等先生，都有历史学科的背景。良好的历史学科训练，使得他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颇具历史感，这一特点在这部《政治哲学史论》体现得十分鲜明。通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环境来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点和成因，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例如史诗与神话传说、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去理解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力求在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解读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的时候，老师也力求用历史文献说话，着意于弄清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家说了些什么，思想家诸多思想主张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书中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首先展现给读者的是传统政治思想的原貌。

    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发现意义”，更重要的是发现思想的现实意义。思想史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思想的历史中包含着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必须回答的一般性问题，譬如，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优良的和值得的，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生活？这些思想家曾经回答过的问题同样需要我们来回答。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的前提，就是要知道以往思想家给出的答案在什么意义上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所以，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依据现代价值尺度去认识传统政治思想就更为重要。如作者所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意义而不是复原历史事实，这里所说的‘意义’，不仅仅是‘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之于现时代的意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人类曾经的思想规模应远大于我们现在可知的范围，那些已然沉积在知识长河里的思想学说，也许极其精妙深邃，可是它们毕竟是历史的存在。思想史研究不仅要解读历史，更要关注当下，而把传统思想与当下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就是思想的批判。

    通观这本文集，作者有一个清晰的研究思路，就是“解释问题—反思批判”。通过对具体的思想主题的抽丝剥茧的解读，在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构建一个共同的场景，从而实现“今人和古人的对话”。科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事实上，一切思想史研究工作也都是对文本和产生它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诠释的工作。诠释偏颇、诠释不足和诠释过度都可能产生理论误会。

    发现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无可回避的问题便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对于一直以来学界热议的问题，作者也是有自己的看法：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继承传统得来的，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仍然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在当下语境中的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有关的全部知识和观念都是舶来品，现代的知识与观念能够为我们理解和接受的前提，是它们与我们的思想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对接。那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相互沟通的桥梁，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桥梁，这仍然是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人们沉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