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大文学史著

    由刘怀荣、张新科、冷卫国三位知名学者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三大册164万余字。这套大书继《先秦大文学史》（赵明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两汉大文学史》（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之后，是在自觉理论创新指导下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代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如果我们回顾中西会通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就会发现，“文学史”这一著作模式即是“舶来品”，而“大文学史”这个概念亦非新出，谢无量在1918年出版的著作书名就是“中国大文学史”。“文学史”这一著作模式在二十世纪流行一时，进入新世纪以来才有所消歇。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并在二十世纪学术界流行一时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近年学术界亦有深刻的反思与研究，陈广宏教授《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讨论了这一研究模式中“中国”、“文学”、“史”三个核心概念所关涉的深刻而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从实际文学研究角度的反思更早于系统的理论反思，这就是上述三部“大文学史”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最早的理念来自僻处东北且并非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而思想极其活跃的杨公骥、公木两先生。这一学术思想的产生，显然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情境，是对主流文学研究范式的自觉反省的重要思想成果。“大文学史”的研究理念，最早是由杨公骥、公木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而在“文革”结束后，两位先生继续大力倡导，影响了一批学生，并产生了具体的科研成果。早在五十年代，学者们普遍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有别于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范式，“人民性”、阶级斗争反映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等理念逐渐被引入古代文学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机械、片面的理解，忽视了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及其相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导致文学史研究忽视了作家的主体性，忽视了文学与历史的复杂联系，在此背景下，杨公骥、公木先生展开了自己的理论反思，并尝试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杨公骥、公木先生更加自觉地倡导这种理念。1993年，赵明根据两位先生的文学理念组织编写的《先秦大文学史》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在此书出版后的讨论会上，公木先生说：“‘大’包含着文学的文化本质。”归纳杨公骥、公木先生倡导的“大文学史”理论，其核心要义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边界的认识，第二个则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前一个概念是明确“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将“文学”与非文学切割开来，而后一个概念则与前一个概念逆向，将“文学”还原到复杂的社会情境中，注意“文学”与其他各种社会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注意“文学”与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对建国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入反思，在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之外拓展了文学与宗教、科举制度等因素的研究，在理论上也提出了深度思考，当时提出了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傅璇琮先生还组织编写了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现代出版社，1990年），陶东风撰写了《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等，其时思想极为活跃。后经过“反思之反思”，新世纪以来又有一批学者对文学史研究方法继续进行深度思考并出版了重要理论著作，单单围绕“文学史”这个论题就出版了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董乃斌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张荣翼、李松合著的《文学史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以及前述陈广宏教授《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等，对民国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体系等，都提出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吸收了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观点而提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区分说，这些理论思考和杨公骥、公木先生的“大文学史”观不谋而合。因此，当新世纪初，三位主编重新启动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既承接《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的写作理念，也吸收了其他学者的理论思考和丰沛的思想资源，著作者的学术理念更加自觉，创新意识更加强烈，研究思路更加清晰。赵明先生、赵敏俐先生在给《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所撰序言中对其研究理念和研究思路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前者说：“《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在秉持‘文化建构’理论并与搜集翔实史料的实证结合上，做得更出色，更令人信服：各种‘文化建构’要素，如上源文化传统，时代世情时俗；汉语言文字特征，汉民族文化心理；宗教、哲学、道释玄庄，佛老合分，乃至于音乐、舞蹈、书法与文学的同路驱驰等，都在这部‘十年磨一剑’的‘大文学史’中彰显出由‘文学—文化’或由‘文化—文学’视界的文学景观。语言是生命的外化形态，而生命活动则是文学与总体文化建构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文化、生命、语言，三者构成了彼此相互作用的张力场，这就是文学的秘密，这就是‘大文学’的真谛。”赵敏俐先生强调，因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本书“在整体上既要继承前两部大文学史的撰写理念，同时又要建立一个新的阐释模式”。《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研究思路清晰、明确：首先，从研究对象即“文学”的边界来看，此书相对于《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尊重“文学”的模糊性，尊重“文学”在当时发展与其他意识形态浑融难分的历史特点，而本书尊重历史，把握特色，明确划分了“文学”的边界，明确了具体的“文学”文体。全书七编，分别是诗歌、辞赋、骈文、散文、史传文学、小说戏曲、文学思想，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学”观念。其次，从“文学”与社会关系来看，本书章目呈现的要素有政治、制度、玄学思想、佛道思潮、地域文化、风俗等，有的章目甚至使用了“中国文化”等大词，可见作者充分发掘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社会要素。本书着墨重点在于此，借用韦勒克、沃伦的说法，就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应该说，在既往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类似视角的研究也有很多，民国时期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就是文化史研究视角最早的、较有影响的重要成果，但是，在自觉理论的指导下，对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得如此系统、全面，可以说本书实现了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拓展与深化。例如，本书突出论述了外在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比如道家、道教、玄佛、艺术与辞赋创作、小说发展的关系，有很多新的发现，这些新阐述深化了既有认识。论“史传文学”，注意到史学的发达与史传文学的密切关系、门阀士族的出现与史传文学人物类型的变化、官方的控制与史传文学情感因素的变化、语言学的发展与史传语言的变化等，这些新见都令人耳目一新。

    在我看来，本书重要学术成就不仅限于此，而观察本书其他方面的成绩还需要回顾“文学史”研究与著作模式。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文学史”概念指称的是过去的文学，其实，在严肃的文学研究体系中，“文学史”是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鼎足而三的重要研究领域（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维结构。按照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说法，“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这个过程”，“另一项任务是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第293页），简言之，文学史要研究文学作品前后之间的关系，亦即文学历时性的演进过程。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研究发现，学者们尤其重视“文学史”的著述体例（具体“文学史”著作之多，参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看重其体量的巨大，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比较重视文学与社会环境（当然，有个时期特别重视阶级斗争这个社会要素），这也是反映论的基本文学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反映。我们注意到，既往文学史著作对韦勒克、沃伦所谓文学本身发展过程讨论并不充分，而本书在“文学的内部研究”即文学史过程的论述、不同文体内在艺术特征的描述上颇见功力，比如注意到诗歌题材的新变，注意到具有时代特色的二级文体类型如七体、设论体、连珠体等，提出了“史传文学由性格化向叙事化的演变”，还专门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戏剧”的特点，这些新见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些创新的观点将极大地丰富、更新既有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认识。

    本书格局宏大，高屋建瓴，有助于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整体及其整体特征的认知，而作为杨公骥、公木两位前辈学者倡导的“大文学史”系列著述之第三种，从撰述动机、学术理念和内涵容量来看，本书无疑是前两部大著的延续，更是对两位前辈学术理念的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丰富、发展，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创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