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新冠的谈判

    随着新冠疫情形势在全球的不断发展，各国应对疫情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联防联控的机制和工具不断完善。而几乎所有这些手段、机制和工具，都离不开数字化时代网络的帮助。网络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如此重要，如此吸引眼球，同时也对人类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提出如此众多的挑战。

    一方面，人们依托网络，利用网络，甚至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另一方面，网络在带给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巨大方便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交往和沟通的方式。那么，由于网络的存在和人们对它充分的利用，越来越畅通无阻的交流和信息互换，有没有给人带来某种程度的担心或惧怕呢？

    在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大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商家、写字楼、游乐场所，对往来的顾客和来访的客人，都在进行严格的健康码扫码。在几个月之内不断升级的健康扫码软件，结合手机号码的实名功能，使每一个扫码进入的人，都留下了明确无误的痕迹，尤其是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这套系统为以北京为代表的国内城市对新冠肺炎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防范与追踪，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全面覆盖的效率和准确性，以笔者目力所及，在全球还没有对手。特别是自6月11日北京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这套系统经受住了考验。相信它也一定能够为将来的联防联控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在欧美国家，通过信用卡或私人支票付款而留下痕迹，为可能的联防联控和追踪提供条件，这是目前绝大多数商家所能做到的极致，也是不折不扣的现实。譬如在比利时，金融系统通过提高无接触付款（即顾客不用将银行卡插入机器，而只是本人拿着银行卡在机器表面一扫即可实现付款）的限额，以减少感染和被感染的可能，这已经算是管理者为联防联控能作出的重要努力了。在有些商家，要求客人留下真实的电话或其他联络方式以备查寻，也已是几乎最高级的追踪线索了。

    欧美有没有可能像中国一样扫健康码，来实现这种几无死角的全面覆盖呢？依笔者看，恐怕比较难。这倒并不是技术上的障碍，而主要是其大众社会心理、乃至法律上的障碍。在注重个人隐私，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人眼中，实现这种程度的联防联控，岂不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至于说到生命权、健康权是最大、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权；没有生命依托的自由和人权，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这种思考似乎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此所谓新冠版的“不自由，毋宁死”。

    事实上，他们对这种所谓侵犯的容忍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在疫情爆发之初，法国某重要官员就曾公开讲，封城封国，让法国人禁足，不允许他们出家门以防止可能的疾病传播，这对法国人来说完全不可想象。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因为人权。而事实上呢，法国人不是也做到了封城封国吗？过去，由于高举人权大旗，强调自己的高人权优势，政府规定商家不得晚于某个时间关门，不得早于某个时间开门，周末不能营业，以此保证其员工的人权和休息权，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现在呢，由于疫情，商家早开门晚关门乃至周末营业正逐渐成为常态。所以，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新冠疫情成了实现这种转移的最新时机。

    在中国这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正在接受事实的考验、逐渐成熟完善的背景下，欧美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防控追踪之路来？随着疫情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不断深入，这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而一条路走得越远，与另一条出发点虽然相同，但方向不同的路拉开的距离，可能就越来越大。当然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殊途同归。虽然方向不同，距离不等，但最终还是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

    全面无死角的覆盖和追踪，成果固然显著，其代价当然也十分可观。同时，随着情况的发展，我相信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会提出，譬如，具体实施这种覆盖和追踪的部门，其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大，最终的边界在哪儿？我猜想，随着扫码进门的逐渐普及、强制和被接受，免检也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权。真要是这样，这种特权又将如何界定？

    另外，老人、小孩和所有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拥有个人独立智能手机的人，将如何适应这一社会？6月17日，浙江台州的货车司机刘师傅在半山腰遇见一位大爷向他招手，要求搭车。这位来自安徽亳州的大爷要到浙江黄岩打工，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而被拒乘车，不得不风餐露宿，步行了大半个月，将近1000公里。

    再比如说，一个没有进入中国个人手机实名制系统的国际游客来了以后，如何进行正常的就餐、购物、参观、游览活动呢？临时来华从事公务的外国人如何进行有关的商务或私人活动呢？

    当然，也许有人说，现在提这些是杞人忧天，因为断航的状态还没有完全解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