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孟荀：儒学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儒学研究较多受到港台新儒家的影响，而港台新儒家恰恰是尊孟抑荀，继承并延续了韩愈、朱熹等人的道统观。如牟宗三先生著有《荀学大略》，认为荀子是“大本不正”，“本源不足”，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如劳思光、韦政通、蔡仁厚、何淑静等，成为港台学界荀子研究的主线。稍有例外的是唐君毅先生，其对荀子有较多肯定，成为主线之外的一条辅线。笔者曾指出，对于今后荀子研究而言，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唐先生所代表的辅线。

    从历史上看，儒家存在着“即统言道”与“即道言统”两种不同的道统说。“即统言道”是以儒家历史传统为道统，凡在此传统中的都可归为道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道统观，持这种道统说的有唐代杨倞、宋初三先生等。“即道言统”则要首先确立何为儒家之道，并以此道为标准来判别、确立儒家的道统，是一种哲学、超越的道统观，韩愈、朱熹即持这种道统说。

    如果说第二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先生仍持有狭隘的道统说，不仅尊孟抑荀，还判朱子为“别子为宗”，那么到了杜维明包括成中英、刘述先先生这一代，基本已放弃了“一线单传”的道统说，更多是从整合的角度来看待儒学传统。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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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收录杜维明先生主持召开的“统合孟荀与道统重估”会议的论文，以及会后部分学者与此相关的论文，其基本主题是：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这一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并不奇怪。只要了解儒学尤其是荀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文革”后期“评儒批法”中，荀子被视为进步的唯物主义法家，地位大大提升，并有压到孔孟之势，但这种研究是非学术的，看似提升了荀子的地位，实际对荀子是一种伤害。故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儒学研究较多受到港台新儒家的影响，而港台新儒家恰恰是尊孟抑荀，继承并延续了韩愈、朱熹等人的道统观。如牟宗三先生著有《荀学大略》，认为荀子是“大本不正”，“本源不足”，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如劳思光、韦政通、蔡仁厚、何淑静等，成为港台学界荀子研究的主线。稍有例外的是唐君毅先生，其对荀子有较多肯定，成为主线之外的一条辅线。笔者曾指出，对于今后荀子研究而言，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唐先生所代表的辅线。但从实际影响来看，牟先生的主线远远大于唐先生的辅线，只要读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术著作及硕博论文，就可以知道牟先生观点影响之大，否则何以称其为主线？不过牟宗三等人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家的道统说，突出孟子、心性的价值，但在具体语境上仍有所不同。如果说宋代理学家尊孟抑荀，主要是通过阐释“性与天道”，建构形上学，以解决人生信仰和意义的问题，回应佛老的冲击的话，那么港台新儒家则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所采取的一种文化保守的立场。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虽然显示了强大的优势，但中国文化并非过时的“古董”，而是仍具有生命力，具有恒常的价值，此即心性之学也，这在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合撰写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一心性之学，孟子贡献甚大，而荀子不与焉。但港台新儒家学者又深受“五四”的影响，服膺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故在肯定心性的同时，又希望由心性发展出科学、民主，老内圣开出新外王。这种心性（内圣）＋科学、民主（外王）的儒学体系，不能不说是十分怪异的，既看不出与传统儒学的联系，对个人的修齐治平也很难说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故大陆学者又有政治儒学的提法，认为心性儒学存在诸多弊端，应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但这种政治儒学是以《春秋》尤其是“公羊学”为思想资源的，不仅不能容纳心性，而且是排斥心性的，是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对立甚至割裂的。故更多的学者认为，儒学既有心性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如果真有大陆新儒学的话，一定是心性与政治、内圣和外王并重，是重新处理了二者关系的新的学术形态。所谓港台新儒学讲心性儒学，大陆新儒学讲政治儒学的说法，并不成立。孔子不仅是心性儒学的倡导者，也是政治儒学的创立者，只是这两大传统分别被孟、荀继承和发展而已。这样，孟、荀的关系问题，便鲜明地突显出来，成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本书的作者多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立论，对孟、荀关系展开论述了。如林宏星教授认为，在建构王道政治上，孟、荀虽然有大体相同的理论诉求，但在如何建构政治秩序上，二人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孟子希望从道德而说政治，荀子则试图从政治而说道德。孟子对政治秩序的建立完全取资于个人自足的仁心，对政治之本质和特性缺乏基本的认知，就此而言，孟子的政治学乃是没有政治的政治学；而荀子为了求取圣王治道之落实，常常以政治的方式来处理道德问题，道德不免沦为维护政治的手段，其结果则导致对专制政治的强化。因此，如何面对和处理孟、荀的遗产，便成为一个需要深刻反思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与道德：孟荀之异》）。任剑涛从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角度，说明统合孟荀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在他看来，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是将孟荀，或者说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判然二分的主张，虽然对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显然偏离儒学的基本精神，故必然有统合孟荀，也就是统合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主张出现，虽然他对这一主张更多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孟荀之外的第三条儒学进路》）。笔者近年提出，荀子不仅讲性恶，也谈心善，肯定人有一定的道德主体。但荀子的心善与孟子的性善（亦可称心善）有所不同，孟子讲的是实心，是道德本心、良心；荀子讲的是虚心，是道德智虑心、理智心。孟子的心善适合解释人的道德活动，荀子的心善则更适合解释人的政治活动。既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人的活动包含道德、政治不同领域，自然应将孟、荀的心善相结合，发展出新的心善说，也是从道德与政治来立论的（《统合孟荀，创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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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注意到，孔子创立儒学，其思想是丰富、含混的，具有向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但随着孔子去世，其后学往往于师说中取其一面，结果造成思想学说的分化。例如，孔子论性，涉及到仁性、知行、欲性多个方面，但孟子重仁性，荀子则重知行，并强调用知性规范、引导欲性；在修养方法上，孔子内省与博学并重，孟子则重充养，荀子重隆积；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仁、礼并重，而“孟子多言仁，少言礼”，“荀子多言礼，少言仁”（康有为语），前者重视仁，后者偏向礼。孔门后学的分化说明，从“合”到“分”是学术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原因在于只有通过“分”才能使思想的某一方面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发展，同时每个学者遇到的问题是具体的，其做出回应时必然关注的是思想的某一方面。但是“分”的结果往往又会走向“合”，这同样是学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因为“分”的思想毕竟是属于“合”的整体，虽然学者可以从“分”的角度建构其思想体系，但每个现实中的人，面对的却是整全的人生，就以上孔子所论的内容而言，哪个人可能只讲仁性，而不讲知性、欲性呢？即使孟子、荀子坚定的信奉者，在现实生活中也绝不可能只充养不隆积，或者只隆积不充养。这说明生活是丰富的，理论是贫乏的，生活与理论有时并不完全同步，而是可能会出现脱节的。

    所以“分”所导致的贫乏必然走向“合”的丰富，由“合”到“分”，由“分”到“合”，即“合—分—合”才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分”“合”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具有“合”的特点的学者，如孔子、董仲舒、朱熹、戴震等，在思想史上往往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侧重“分”的学者，如孟、荀以及继承孟子的陆王，发展荀学的李觏、以礼代理派学者凌廷堪等，虽然也构成儒学传统的重要内容，但其意义往往在于对前者的完善和补充，甚至是对立和批驳。这说明“分殊”固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过程，但“集大成”则是学术发展的更高追求。如果说“评儒批法”强分荀子为法家，港台新儒家尊孟抑荀，大陆个别学者割裂孟荀或心性与政治，主要属于“分”的话，那么统合孟荀的提出，则无疑预示着学术的发展又进入一个“合”的阶段。“合”意味着要将孔子提出的，又经过孟荀分别予以发展的内容，重新予以整合，并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本书的多篇论文即是从这一点展开探讨的，刘悦笛反对孟荀统合为内外之“合”，而倡孟荀之“内通”，提出“天—性—情—心”的理论框架，从四个方面兼祧并统合孟荀，在天的层面上，乃是“道德天”与“自然天”的统一；在性的层面上，乃是“性本善”与“性趋恶”的统一；在情的层面上，乃是“积极情”与“消极情”的统一；在心的层面上，乃是“德性心”与“智识心”的一统。在“天—性—情—心”的结构内，“天”作为兼祧的出发点，“心”则被当做统合的终点，由此形成了闭合的圆寰，孟荀由此得以兼祧（《孟荀“天—性—情—天”统合论》）。梁世和借用美国当代心理学家、哲学家肯·威尔伯的整合理论，为统合孟荀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威尔伯认为，我们观察现实世界有个体内在、群体内在、个体外在、群体外在四个面向。四个面向对应我们意识的四个视角，是我们看待问题的基本方式。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又存在着上行与下行之路。这就决定了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都可能观察到一些不完整的真相。孟子的心性之学，所彰显的主观精神、绝对精神，指向超越界，属于个体内在。荀子所彰显的客观精神、实用倾向，无疑是属于个体外在。在思想路径上，孟荀则分别属于上行和下行之路。肯·威尔伯的整合哲学体系追求的是一种“全层次，全象限”的整合，这同样适用于儒学的整合，尤其是统合孟荀（《由孟荀统合到儒学范式的转换》）。此外，张新国则借鉴康德哲学，为统合孟荀寻找形上的根据（《统合孟荀的形而上学基础》）；刘九勇在哲学、历史进路之外，从道德心理学提出统合孟荀的新视角（《先秦儒家道德三重属性的递进及孟荀的统一》）；邹晓东、翟奎凤分别从性、教以及充养、隆积的角度探讨了孟荀的统合（《儒家真知问题与性（孟）、教（荀）二重奏》，《充养与隆积：孟荀修养工夫合论》）；张志强比较了孟荀“是非”观念的异同（《孟荀“是非”观念试探》），都体现出在“分”中求“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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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孟荀就不能不涉及儒家道统，因为孟荀地位的升降是与韩愈、朱熹的道统说密切相关的。所以统合孟荀首先要对儒家道统说做出反省和检讨，上次会议取名为“统合孟荀与道统重估”即是出于这种考虑。从历史上看，儒家存在着“即统言道”与“即道言统”两种不同的道统说。“即统言道”是以儒家历史传统为道统，凡在此传统中的都可归为道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道统观，持这种道统说的有唐代杨倞、宋初三先生等。“即道言统”则要首先确立何为儒家之道，并以此道为标准来判别、确立儒家的道统，是一种哲学、超越的道统观，韩愈、朱熹即持这种道统说。就道指一学说的核心价值，道统指此核心价值的思想传统而言，言道统当然只能“即道言统”，而不能“即统言道”，道统不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描述和概括，而只能是指一种超越的精神传统。从这一点看，朱熹“即道言统”有其合理性，他认为道的核心是仁义也是正确的，但他将仁义抽象化，又将其落实在“允执厥中”上，结果造成认识上的偏颇。我曾在拙作《儒家道统论新探》中提出，应以根源的文化生命为道统。“根源的文化生命生生不息，前后相续，此即道统之所在。此道统并非一线单传，一成不变，而是有曲折，有回转，亦有创辟，有突进。道的某个方面可能会被遮蔽、掩盖，因而在某个时期隐而不显，道体不全，但如果道的其他方面依然延续，甚至得到丰富、发展，那么，道统就并未真正中断。”以这种道统观衡之，孟荀当然都应该归于道统之中，只不过对于此道统而言，孟子有所失，荀子有所偏，故只有统合孟荀，才能构成整全的道统。本书的多位作者都持类似的道统观，或者说是从这样一种视角去看待儒学传统的。杨泽波教授指出，孔子“仁且智”，仁知并重，故仁智互显，双美相合，才是好的理论，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与孔子精神不相吻合。故不论是孟子还是荀子，心学还是理学，都有合理之处，都属于儒家的精神传统，无所谓正统、非正统，只有将两方面有机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儒学（《仍是一偏：论李泽厚先生的新旁出说》）。牟宗三先生曾将儒学分为仁的系统和智的系统，以仁的系统为正统，智的系统为非正统。杨泽波教授的仁智并重说对其无疑是一种纠正和反驳，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也更为客观和全面。郭沂教授认为，儒家所谓道指人当行之道，即人道。此道既是客观之道，也是观念之道。在儒家看来，人道乃天道的体现，因而观念之道来自对天人之际的追究，往圣先贤既可自上而下地“推天道以明人事”，又可自下而上地“究人事以得天道”。由前一种路径所形成的传统可称为“天人统”，由后一种路径所形成的传统可谓之“人天统”。前者被荀子所继承，后者则被孟子所光大。由此可见，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都皆得孔子之真传，都是道统的继承者、弘扬者，在道统传承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今日儒学的复兴，既要完成“五四”提出的知识论与民主的时代问题，也要贞定价值信仰，重建精神家园，荀学蕴含着知识论、民主思想的种子，可成为接受、吸纳西方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桥梁，故当“受之以荀”；而要克服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就要“纠之以孟”，用孟学来纠正已被扭曲的现代化。其结果是，统合孟荀，开出儒学的新境界、新时代（《受之以荀纠之以孟——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重建》）！郭沂论述儒家道统，不仅突破了正统、歧出的偏见，而且力图在现代化（包括后现代）的背景下思考儒学的重建，显示了宏阔的视野。朱锋刚认为，不论是宋明理学家还是港台新儒家，靠重构狭隘“道统”来统摄儒学的整体性，存在明显的局限。恢复儒学活力不单单是理论层面的建构，还涉及祭祀等宗教形式。这种祭祀礼仪是儒学整顿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是联接儒学精英与大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教化”人心、安身立命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功能（《“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此说与拙见不谋而合，近年我提出的“新四书”，将《礼记》（部分篇章）纳入其中，就包含了对《祭义》《祭统》《祭法》《郊特牲》四篇的关注。在我看来，对这几篇文献进行理论诠释，探讨其实践意义，是恢复儒学的宗教—哲学面貌，避免对儒学哲学化简单理解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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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出版，我要感谢杜维明先生。杜维明先生不仅主持了“统合孟荀”的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还亲自审定了本书的每一篇文章。我认为杜先生研究儒学最根本的问题意识是，儒学到底是一个死的传统，还是活的传统？儒学在今天还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始终关注的是儒学的内在活力、生命力，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判教，所以他能以更为宏阔的视野看待儒学的发展和分期，包括孟荀的思想。我写《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一文时，正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耳濡目染，自然受到影响。我提出以根源的文化生命理解道统，就是受杜先生的启发。近年来我虽然又在多篇文章中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阐发，认识上有所深化，但基本观点没有变化。我有一个感受，如果说第二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先生仍持有狭隘的道统说，不仅尊孟抑荀，还判朱子为“别子为宗”，那么到了杜维明包括成中英、刘述先先生这一代，基本已放弃了“一线单传”的道统说，更多是从整合的角度来看待儒学传统。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发展吧。

    我还要感谢陈来教授为本书作序。虽然因为工作忙碌，陈来教授没有时间阅读本书的所有论文，但他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仍有较多启发。他提出“一体多元”的道统观，深得吾心。他强调更应该重视对立和分化，我的理解是，不要在“合”的氛围下忘记了“分”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不要使统合孟荀成为新的教条。记得在“统合孟荀”会议上，曾有学者质疑：为何一定要统合孟荀？难道不能接着孟子或者荀子讲吗？我当时的回答是：儒学研究当然应该是多元的，可以有新孟学、新荀学，新理学、新心学，乃至新功利学派等，但是也应当允许统合孟荀的尝试，这毕竟是儒学史上更为常见，影响也更为深远的思想方式。今天的儒学研究可以百花齐放，至于哪种方案更能反映时代的要求，更具有生命力，则不妨交给历史去检验吧。

    （《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杜维明、梁涛主编齐鲁书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