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恩和先生

    2019年11月11日上午，我正在中山大学校内宾馆里准备一篇文章，期间翻看微信，在一个专业群里读到张恩和先生仙逝的消息。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张先生四个月前还和我一起在威海参加学术会议，几天前他还给我发微信，身体一向硬朗，怎么会这么突然呢？我坐在沙发上，半天起不来，回想起八年来我们交往的点点滴滴。

    一

    第一次见张先生，是请他做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那是2011年5月，我背着我的博士论文打印稿，骑车来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丽泽园的家中。张先生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坐在朝南书房中的大书桌前。书桌上摆放着宣纸、毛笔和镇尺。书房里挂着启功先生的字。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也是书法家，走的是启功先生的路子。他是著名学者，且长我46岁，是我爷爷辈的人，但我初次见他，却并不感到拘束。他也不把我当小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

    我的博士论文是《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这是越界之作，因此答辩时我十分忐忑。也的确有答辩委员对此提出了质疑。张先生很温和，也许在他看来，我还是小孩子，尽管写得不太好，也算努力了。我至今保留着他5月24日签名的给我的博士论文的评语。评语很长，既指出了缺点，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一向喜欢挑那些鼓励我的话，这份评语中有几句让我铭记：“这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工程。按材料的丰富规模和梳理研究的力度论，其实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民国时期中学语文教学史’，由此也可看出该论文的厚重和生产空间。”张先生的这些观点和答辩委员会主席温儒敏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温老师在给我这本著作的序言中，也肯定了这是“工作量极大的‘工程’”。有了张先生和温老师的肯定，我答辩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只是后来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没有在他们的鼓励下把这个课题继续往下做，这于我是很大的遗憾。也许，等时机成熟时我还会把这个课题捡起来的吧，只是张先生看不见了。

    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工作。张先生知道我的工作情况后，主动请我去他家聊聊。于是我再一次来到了丽泽园。他依然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笑容可掬地接待我。他说他和郭沫若纪念馆很熟，他曾经担任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理事。他回忆起郭沫若研究界的往事，其中有一件事他给我讲了两遍。有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改选，会长候选人职位很高、来头很大，但他以前的表现令很多学者不能接受。张先生和孙玉石先生等几位理事联合了一些代表，坚决不同意这位候选人当选会长。他们的坚持获得了胜利，这位候选人果真没有当选。张先生讲到这件事时非常得意，他说，学界的事情还是得让学者自己做主。我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工作多年，没有人给我谈到这一重要事件，如果不是张先生讲到，可能以后的人也就不知道了。

    不久，某电视台要录制纪录片，访谈张先生，地点在郭沫若纪念馆。我本来以为节目组会请他吃午饭，所以以不便打扰的理由躲在办公室里读书。到中午12点半，我出门正好看见张先生往大门口走。我赶紧上去问好，才知道他还饿着肚子呢。我顿时觉得愤愤不平，转身去找到节目组，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对待老先生。节目组说他们实在太忙了，请我代替他们招待老先生。我和张先生来到前海边荷花市场内一家餐馆的二层，窗外可以看到明媚的蓝天和前海上往来的游船。张先生不挑，点什么菜都可以。

    二

    我和张先生两次共同参加在乐山举办的郭沫若学术研讨会，都令我难忘。

    2012年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乐山市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沙湾区专门修建了沫若酒店，召集了“郭沫若与文化中国”学术研讨会。因为父亲病重住院，我直接从老家去的沙湾。这次会议来了很多知名学者，我又来去匆匆，竟然没有和张先生说上话，只是在台下听了他的大会发言，感觉特别精彩。张先生讲的是《郭沫若和周作人的比较》。他认为抗战中郭沫若和周作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国参战；周作人则拒绝南下，最终附逆。但是现在学术界却很多人在研究周作人，赞美周作人的启蒙精神，称赞他的客观理性，更是说他的小品文写得特别好。而郭沫若呢？很多人不但不了解，而且加以各种贬斥。他对此特别感慨。我对张先生的发言深表赞同。我周围就有很多学术基础特别扎实的朋友，将特别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周作人研究之中，而对郭沫若则敬而远之。当然，周作人并非不能研究，郭沫若也并非不能质疑。但张先生觉得对两位的研究不成比例，这确实切中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

    2018年4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乐山师范学院等单位在乐山共同举办“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郭沫若”学术研讨会。我特意邀请了张先生和我的导师商金林老师参加会议。

    4月11日早上7点半，我打上出租车，按计划先去北京大学接上商老师，当时严重堵车，到北大时已经9点半了。商老师很着急，他担心赶不上12点的飞机。出租车司机对路况不熟悉，商老师就指挥着他从海淀桥上四环，从四环到三环，然后到了北师大的北门。按照计划，我们本来要到丽泽园张先生的楼下接他的。但张先生也感觉到时间紧张，已经在北门等着我们了。这次虽然紧张了点，但还是赶上了飞机。我对自己没有提前出门，害得张先生以83岁的高龄，还自己拖着箱子从家里走到北门感到十分抱歉，他却一笑置之。

    回北京那天，我们决定在成都候机前先去望江公园喝茶，逗留半天。段从学师兄和周文兄过来陪两位先生聊天。张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掌故了如指掌，往往随意拈来，皆成文章。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先前不曾明白的故事和道理。到首都机场时已经晚上7点20分，我们把张先生送到家已经晚上9点半了。我比他年轻40多岁，我都累了，他还神采奕奕。我当时想着，他可能要活100岁呢。

    三

    最后一次陪同张先生开会，是2019年7月在威海召开的“郭沫若与新中国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这次会主要是我参与张罗的，我得提前一天到威海布置会场。张先生是会议报到那天同商金林老师一起从北京坐高铁过来的。当天晚上，我要参加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会，没有功夫陪同张先生。第二天主题演讲阶段，我们安排了张先生发言。我忙着做会务，他讲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这是我至今十分遗憾的。第三天换届选举，张先生作为最年长的会员代表填写了选票。这是他对研究会工作的最大支持，我和主持工作的研究会同事都十分感动。

    这次印象比较深的，是在7月13日晚上我陪同张先生和商老师一起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校园内散步聊天。温润的海风、吱吱的蝉鸣和蓝莹莹的灯光，让人感觉幽静而舒心。谈到学术研究，张先生说，对于郭沫若，既不要跪着看他，也不要俯视他，而是要坐着和他对话。他停下来扭头问我：“你以为如何呢？”我当然举双手赞成这一观点。只是要坐着和郭沫若对话，又谈何容易呢。至少也得有张先生那样的阅历吧。这一次依然主要是他们聊，我在一边听。他们不拿我当晚辈，直言不讳地谈到他们的同龄人，谈到他们的一些机心和贪婪。到他们这个年龄，云淡风轻，把这些事儿当笑话一样讲。但我听了后，却更深切地感悟到：了解一个时代不能仅仅通过那些写在纸面的文章和著述，也需要知道文章背后作者的生活状态、处事方式以及各种轶事。背后的这些信息，口耳相传，几十年后可能就没人知道了。这些信息中有些和文章契合，有些却令人感觉到作者的多面与分裂。

    会议结束后，张先生特意给宾馆服务员写了感谢信。同事看到这封信后特别感动，拍照留存，并发给我看。我也住过很多家酒店，但很少听说特意给服务员写感谢信的。我们习惯于将别人对我们的好当成理所当然，而有一点不周到的地方就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张先生认认真真写下这封信，是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这种尊重和理解，今天特别需要。

    这次会议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张先生了。我们的交流主要是微信聊天，他喜欢把他看到的信息和我分享。张先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广，信息也格外多。我从中能够感受到他为理解这个一日千里的世界所付出的努力，也能感受到他心态的年轻和精神的昂扬。他偶尔也对这些信息进行点评，我附和几句，抱着他高兴就好的态度。现在想来，这其实可能是信息时代的局限。人和人似乎每天都可以打个招呼，但深入交流却变得很难。这也是我在和张先生的交往中感到遗憾的地方。

    如今，张先生那一代人正在逐渐故去，他们经历了抗战，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也经历了全球化的今天。他们有很多故事，有些留下来了，有些随着他们尘封，这是一代人的宿命。张先生那些鲜活的言论，他的音容笑貌，他给与我的帮助和鼓励，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