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疾疫和动物关系的历史

    进入21世纪，全世界遭遇了多次疾疫的流行，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禽流感、塞卡、埃博拉、拉沙热、尼帕，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在这些疾疫的流行中，公众遭遇并记住了多种类型的病毒，同时也记住了各种作为病毒宿主和媒介的动物们，果子狸、骆驼、鸟类、食蟹猴、蝙蝠等等。去年，英国圣安德鲁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和现代疾病史的研究者克里斯托斯·林泰里斯（ChristosLynteris）编成了一本关于人类之外疾病媒介的历史的论文集，他将其正标题拟为《将动物架构为疾疫中的敌方》（Framing Animals as EpidemicVillains:HistoriesOfNon-Hu⁃manDiseaseVectors）。这一标题清晰地展示了作为病原体宿主和媒介的动物，它们在罹患疾病的人类眼中，是如何被与病原体等同，并被赋予负面意义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并不是21世纪才开始发生，此前，啮齿类动物、跳蚤和鼠疫，蚊子与黄热病、疟疾，狗与狂犬病，钉螺与血吸虫病等等疾病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与这些故事相关，一个关于动物的知识范畴在不断变化，这就是“有害动物（ver⁃min）”。“有害动物”这个词最初来自拉丁文vermis，意指虫子。从16世纪开始，它的意涵扩展到更多的物种。不过那时的有害动物的范畴，不仅指向作为疾病携带者和传播者的动物，更多指向的是那些与人类存在食物争夺关系的动物。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史家玛丽·费塞尔(MaryFissell)在一篇研究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对动物的想象的文章中指出，有害动物的主要特征是，它们会盗取人所需要的食物，而这些食物是人们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努力培育或饲养出来的。在人们即将要消费他们的劳动成果之前，狡猾的有害动物盗走了食物而大快朵颐。玛丽·费塞尔指出，当时翠鸟、鹭、鹗和水獭等，都被视为有害的动物，这对现在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这些动物在与人争夺食物，因此杀死它们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有害动物”这一观念背后，是几个世纪以来农业制度的变化，包括庄园制度转变为封闭的私人耕作制度；牲畜和农作物的选择性育种；以及四种轮作制的引入等等。而人类与有害动物对于食物的竞争，则可谓一条一直延续的历史线索，在18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力量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害动物造成的食物安全威胁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影响，这使得人们控制这种威胁的需求，也变得更为迫切。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在这个时代，有害动物的观念与疾病无关，只是这种关系与现代观念颇有差异而已。如果我们以鼠疫为例回观这个时代疾疫与动物之间关系历史的叙述，就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文学史家露辛达·科尔（LucindaCole）曾撰写了一本关于16至18世纪文学和科学中“有害动物”观念的专著。她认为，当时虽然有时候会提到动物是疾病的媒介，但却很少认为老鼠是传播瘟疫的动物。不过，老鼠和其他小动物却在一种超自然的语境下将环境和疾病关联起来，一方面，它们被认为是腐败的生物，另一方面，蟾蜍、蝾螈和老鼠这样的生物被认为与巫术、恶魔有密切关系，在“瘴气（miasma）”的理论中，啮齿类动物就扮演了反面角色，它们需要对人类身体和精神疾病负责。随着西方殖民的进程，还有人将有害动物与东方联系起来。一位生活在17-18世纪的旅行作家约翰·奥文顿（JohnOvington，1653–1731)在他1689年前往印度苏拉特的游记中（AVoyagetoSuratintheYear1689），就曾对印度的蜘蛛惊诧不已。他评论说，印度季风季节有害动物的大量繁衍，导致了空气的恶性腐败，而这对前来印度的欧洲人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在这里，有害动物被塑造的过程，同它们生活的地域环境被塑造为危险东方的过程密切关联，从而成为殖民性知识想象的对象。

    老鼠和鼠疫传播之间的关联最终建立起来，是在1894年。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Yersin）在被感染的寄主的血液中，观察到到了鼠疫杆菌（asteurellapestis，又称耶尔森菌氏Yersinia,pestis)，并且分离出了跳蚤作为中间寄主的角色：当原有的寄主死于鼠疫后，吸了血的跳蚤找到另一个寄主，将疾病传播给它。这并非是一个个例。在19世纪后期细菌学的叙述中，动物并非被视为疾病的源头，不过动物在疾病传播的存在论和动力学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重大的概念性的转换。与之相关，它也引导了一种治疗和防疫策略的变化，即，当无法有效治疗或者对抗细菌和其他病原体时，我们可以杀死那些作为疾病寄主和媒介的动物，或者改造寄主和媒介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也改变了理解有害动物的基本知识基础，虽然它们依然可以被杀死。同时，有害动物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因此它们的生存环境，也转化为了可以被改造的对象。从这时起，有害动物和它们的生存环境，就都成为了疾疫叙事中的敌方或对立方。

    不过最近，这样的观念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在2014年至2016年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中，公共卫生的关注点开始转向“野味（bushmeat）”的获取、屠宰和消费。在这样一种知识论的转向中，表面上看，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不再被视为疾疫传播的罪魁祸首，这显然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的环境。不过克里斯托斯·林泰里斯却也担心，可能会因此将野生动物生存的环境（比如热带丛林）理解为一个原始而神秘的自然领域，仿佛一旦它受到人类的侵扰，就会释放大量致命的病毒。同时，人们也可能会因此忽视，病原体、动物寄主和感染的人类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多物种共生的关系。

    那类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视为原始而神秘的自然领域的想象，源自殖民时代对异域的建构，很有可能导致当代公众对于野生动物及其生活的生态环境的一种误解、恐惧乃至污名化，从而进一步将人与动物所生存的环境割裂开，进而模糊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当代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极端生态错置，即，在世界不同地方的生物被剥离出它的生态环境，而在全球的贸易/非法贸易链条下成为大规模人群聚集区的消费品。这种剥离不仅因为食用野味，更在于野生动物成为了皮革、药物、艺术品乃至实验动物贸易的交易对象。这些交易的扩大及其全球网络，使得病原体所在的生态环境的自然屏障被不断打破，很容易进入到人口异常密集的大城市中。而对野生动物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上述误解和担忧，对解决这个问题并无帮助。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Rosenberg）曾在他对霍乱史的研究中，将历史上的霍乱流行视为一种历史学家的“取样装置”（samplingdevic⁃es），这种装置使我们可以方便的研究构成经济生产力的各种有机关联的社会因素。追随这样的路径，我们也可以将历史中的疾疫爆发视为一种更为广泛的取样装置，用来观察过去历史中各种关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如何塑造了疾疫、病原体、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们的确已到了该重思人类对于动物认知的时候了，特别是反思动物与疾疫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一关系是如何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将有助于我们切实理解并反思当下自身与动物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人类的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