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昆德拉封存的隐秘人生

    一部厚达九百页的米兰·昆德拉传记刚刚在捷克出版，大为轰动。

    《昆德拉：捷克生活与时代》（Kundera:Cesk弉životadoba）6月26日由阿耳戈和帕塞卡社推出，详细记录了法捷大作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度过的前半生。所述时间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终于1975年作家流亡法国，讲述了昆德拉在祖国的四段生活历程：斯大林主义时代的青年诗人、解冻后的新锐小说家、六十年代的文学明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走投无路的体制外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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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一岁的昆德拉高度重视隐私权，并用后半生严防死守，保护个人历史和作者形象。

    但捷美作家扬·诺瓦克（JanNovák）以四年时间完成此书后表示，身为传记家，就连他也为自己写作过程中的发现感到吃惊。

    书中的昆德拉固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小说家，却也是低劣的诗人、自大狂、厌女狂和性受虐狂；他优柔寡断，愤世嫉俗，装腔作势。更为重要的是，他秉持道德相对主义，是工于算计的机会主义分子，善于审时度势，对外是改革派，对内是保守派；一方面坚决否认自己是异见者，另一方面又屡次宣称自己的书意在颠覆。

    诺瓦克查阅了包括窃听笔录在内的多种秘密档案，分析了昆德拉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发现了他以笔名所写的一系列旧文。

    从1986年以后，昆德拉就再也不接受访谈了，所以诺瓦克没有尝试采访传主本人，但他对昆德拉人生里的多位重要人物作了采访，这些人不曾对昆德拉发誓不开口，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比如他的老同学们。

    还有一位是心理学家和性学家伊沃·蓬杰利切克。在昆德拉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性征服史上，蓬杰利切克是他心甘情愿的“共犯”，在疯狂猎艳的过程中（“对任何一个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数量苛求的人来说，最难做到的，并不是诱惑一个姑娘，而是认识足够数量的有待他去诱惑的姑娘。因此，他宣称，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机，我们始终都应该对女人们实行系统性的标定……挂上钩是更高一级的活动，它指的是，跟这一个或那一个女人建立起联系，跟她相识，进一步地接近她。”昆著《永恒欲望的金苹果》，余中先和郭昌京译文），两人既相互竞争又亲密合作。诺瓦克多次登门拜访，求蓬杰利切克分享他与昆德拉的往来信件。

    蓬杰利切克曾就昆德拉的性生活写有个案研究报告。他说，他从未遇到过像昆德拉这样复杂的人格。

    昆德拉还曾作为匿名病例，出现在蓬杰利切克的《唐璜和其他类型》（Donchuániatidruzí）等畅销性学专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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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瓦克认为，昆德拉极度的犹豫不决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原因在于他事事讲求完美的音乐学家和钢琴家父亲卢德维克。战争期间，卢德维克不能登台演奏，于是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做《听音乐的艺术》，书中谈到他心目中音乐会的理想模样：黑暗的环境，演奏者须隐身于屏风之后，使观众退化为现场的听众，再不会为音乐家的长相、装扮或台风分心，惟如此，才能真正欣赏演奏者对音乐的演绎。这是一种极端的、绝对主义的要求，昆德拉从小就把这一套当作母乳一样予以吸收，他的优柔寡断也来源于此。“有人必须奉行这种无法生活的标准来生活，我感到难过。”诺瓦克告诉布拉格电台。

    捷克评论家和翻译家彼得·库西（PeterKussi）说过，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自欺是个极为鲜明的要素，以至于他的主人公其实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满足于继续自我欺骗的人，另一种是拼命寻求自我认知之道的人。但诺瓦克指出，昆德拉本人刻意的自我神秘化，实际上是为了在移民法国后为自己重建一个不同的过去。

    诺瓦克说，通过几次采访和他为法国《世界报》写的一篇文章，昆德拉说自己被大学开除了（高兴著《米兰·昆德拉传》采信了这一说法：“1950年，由于‘时常有反官方言行和反党思想’，他被开除了党籍，不得不从查理大学退学”），可他没有；他说他在矿区从事过体力劳动，可他没有；他说直到1967年《玩笑》出版前，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都默默无闻，可他在1963年就成了国家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之一，1967年还作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由于根据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写出了叙事体抒情长诗《最后的五月》，他早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明星了。

    《敬报》周刊文化版主编扬·维特瓦尔说，《昆德拉：捷克生活与时代》表明，直到七十年代，直到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昆德拉都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自己还会回到祖国，用共产主义把它建设成一个理想的国度。

    但移民法国以后，他变了。他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喜欢什么样的中东欧作家。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历史，抹掉他在祖国堪称辉煌的功绩。诺瓦克分析，他不想被法国记者问起他那些斯大林主义色彩强烈的诗歌。

    有时候，昆德拉的自我神秘化也会走向极端。举个例子，1962年第二次结婚时，他在仪式开始前和伴郎调换了位置，于是新娘子薇拉·赫拉班科娃实际上嫁给了沃伊捷赫·耶斯特拉布，而不是昆德拉。这位真正的新郎站在旁边，看着妻子和别人交换了永结同心、不离不弃的誓词。后来他们说那只是一个玩笑。但蓬杰利切克认为实非如此。昆德拉为二婚抓狂，他不想娶赫拉班科娃。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试图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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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德拉给人以特别重视隐私的印象，但诺瓦克指出，在昆德拉身上，要不要隐私，撕不撕帘子，从来都是相对的。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写道：“羞耻心是现时代——今天正悄悄地离我们远去的个人主义的时代——的关键定义之一；羞耻心：一种为保卫个人私生活的表面反应；要求在窗户上挂帘子；要求写给A的信不被B看到。”

    他又以马克斯·布罗德擅自发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为例说：“在抽屉中找到的这封又长又艰涩的信，这封卡夫卡从没决定要寄给他父亲的信，而现在由于布洛德，任何人都可以来读它，除了它的收信人。在我看来，布洛德的冒失是得不到任何原谅的。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的行为违反了他的愿望，违反了他的愿望的意义和精神，违反了他所知道的他的羞耻本性。”

    他又以旧时代遭到官方以录音带恶意中伤的作家扬·普罗哈兹卡和文学史家瓦茨拉夫·切尔尼为例说：“公开生活与私生活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地活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分割这两个世界的帘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撕帘子的人是有罪的。”（余中先译文）

    诺瓦克说，这些话都是昆德拉到了晚年、功成名就、高枕无忧的时候说的。此前他并不拒绝、甚至热衷于抛头露面。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著名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是明星级的开幕式主持人，有些人认为，这次大会是布拉格之春的开端。1968年末和1969年初，他与瓦茨拉夫·哈维尔分别借《通讯》杂志和《面貌》杂志，就国家命运、批判精神、要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爱国主义等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结果完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再加上他常常对不完美的事感到羞愧，于是决定“永远退到一旁”，从此远离了公共舞台。

    后来，为了在西方推销他在国外写成的新作《笑忘录》（1979）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他到处接受采访，因为这是作家工作的一部分，他尊重这一点。所以，只要合适，他也是乐于抛头露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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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布拉格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敬报》周刊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潜回了布拉格，导致这位受到海外白捷招募的西方特务被捕，并获判二十二年重刑，实服刑期十四年，大部分关押在劳改营，在铀矿做苦力，经常单独监禁。警方报告明确显示，线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昆德拉当时否认了指控，并谴责历史学者和《敬报》周刊的文章是“对作家的暗杀”。

    诺瓦克告诉布拉格电台，他“绝对确信”昆德拉就是检举者。十二年前此事曝光时，《敬报》还只有警方报告这一份证据，但现在已有了多份书证和人证，可以交叉证明。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几乎没有反驳的可能了。

    首先，那份警方档案是当初原始的每日工作报告，基本上不可能出于秘密警察日后的伪造。而后来又发现了一份当初印发了两万份的讲话稿，在这篇讲话中，就检举德沃拉切克一事，时任内政部副部长明确赞扬了一位名叫“米·昆”（MK）的学生。

    此外，德沃拉切克潜回布拉格后，联系了女青年伊娃·米利特卡，并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她那儿。米利特卡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她把此事告诉了男友米罗斯拉夫·德拉斯克，后者又告诉了昆德拉。昆德拉在否认此事时辩称，他既不认识米利特卡，也不认识德拉斯克。但他们拿出了一本初版的昆德拉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赫然可见作者给他们的亲笔题赠。

    再看昆德拉1969年出版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像作者一样，主人公雅罗米尔也是一个深信斯大林主义的青年诗人（雅罗米尔写的诗正是昆德拉以前用本名发表过的诗作），到警察大楼检举了恋人红头发姑娘的哥哥企图非法出国。“他上了床，他对自己说就在同一时刻，他的红发姑娘正被一群男人包围着：警察，调查员和看守；他们想对她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她坐在马桶上小便时，看守也可以通过门上的窥视孔看她……雅罗米尔没有嫉妒；他沉入了男人的雄性之梦。”（袁筱一译文）

    通过检举，他终于不再是优柔寡断的艺术家了。他作出了决定。他成了真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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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昆德拉生于南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在这里读完高中，便前往布拉格的查理大学求学，十九岁就加入了捷共。他于1975年赴法，1979年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国籍，1981年获得法国国籍，2019年重获捷克国籍。

    诺瓦克今年六十三岁，早年移居美国芝加哥，是有名的作家、剧作家和传记家，曾与大戏剧家瓦茨拉夫·哈韦尔和大导演米洛什·福曼合作，多次获奖。在传记文学领域，他写过五十年代著名逃亡者马欣兄弟的传记，亦曾为福曼执笔自传。他乐于从大人物身上寻找有争议的话题。偶像级的昆德拉无疑是他理想的对象。

    批评者批评，诺瓦克的新书未能做到事事必有证据，而是偏于文学化，有些时候则完全基于对昆德拉文学作品的主观解读。这甚至不是传记，而更像一份起诉书，里面充满了个人偏见和负面的热情。

    赞扬者赞扬，《昆德拉：捷克生活与时代》既深刻又重要。至于资料不全，主要原因在于昆德拉长期以来对个人早期档案的封锁和销毁。维特瓦尔说，诺瓦克只是没有其他素材的情况下，才求助于昆德拉的文学作品，而在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是抱着商榷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