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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我在出版拙著《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给自己的晚清史研究做小结时，有进入北洋研究的计划，但因故转向了台湾史研究。北洋研究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曾经与某位年轻学友探讨近代人物研究时，建议可以关注岑春煊，因为他历经晚清民国许多重大事件，通过对岑春煊的研究，可以把晚清与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历史贯通起来。只有贯通的研究，才能超越因辛亥革命造成的历史断裂的表象，从波谲云诡的动荡政局中发掘出历史的连续性及其深沉不变的底色，透过迷雾探寻历史的真相。
岑春煊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历史人物。清末有所谓“京外总督三个半”的说法，其中“三个”是指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那“半个”是两江总督端方。张之洞于宣统元年（1909）去世，端方于宣统三年（1911）在辛亥革命中被杀，两位都没有进入民国；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又在洪宪帝制败亡后死于民国五年（1916）。只有岑春煊历经民初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直到1920年代退出政坛，隐居上海，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去世，与前面三位相比，在民国生活时间最长。四人生前命运各异，在后世学者学术研究的遭际也不同。
张之洞、袁世凯与端方的研究都非常多，而岑春煊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料问题。关于张之洞，学界在《张文襄公全集》的基础上已经整理出版两种《张之洞全集》（各有12册，一为苑书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为赵德馨主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袁世凯，有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36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关于端方，有《端忠敏公奏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端方全宗，是一档仅有的两个人物全宗之一（另一个是赵尔巽全宗）。有关岑春煊的资料则非常零散，此前只有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仅48万字。此次中山大学教授谭群玉、曹天忠编《岑春煊集》（6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多达490万字，增幅10倍以上，是目前收录岑春煊文字最多的资料集，也将为岑春煊研究开启新的路径。
《岑春煊集》是谭群玉教授博士论文的副产品。据该书“前言”与“编后记”介绍，《岑春煊集》的搜集整理工作始于1998年。当时编者在桑兵教授指导下以岑春煊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便开始相关文献的搜集。2003年论文答辩通过后，在桑兵教授的建议下，编者以岑春煊文献整理申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类项目，并于2005年正式立项。该项目原先预计200余万字，后来随着文献资料不断被发现，工作量越来越大，曹天忠教授等加入项目组，到2013年结项时已超过300万字。在出版阶段，又补充了不少新的资料，2019年正式出版时已达近500万字的规模。前后历时已逾20年。20年，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生的历程中绝对不可等闲视之，尤其是在一个学者从博士生到教授的黄金时期，更是无比宝贵的青春年华。青灯黄卷冷板凳，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者献身学术的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岑春煊集》收录岑春煊文献从光绪十八年（1892）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时间跨度达42年，其中尤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二年（1923）的清末民初25年为最多。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该书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收集文献较齐全。岑春煊文献大都散落在档案、稿本和报刊之中，搜检颇为费事。编者利用清史工程的便利，从中华文史网搜集大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岑春煊的奏折（包括录副和朱批）；又从清末民初大量报刊搜集岑春煊的文字，有如大海捞针，确非易事。尽管编者费时逾20年，搜集到目前所能见到的岑春煊全部文字，但该书仍称《岑春煊集》，而不称《岑春煊全集》，表明编者非常谨慎的治学态度。我们看到学界把某些名人的全集一编再编，不仅滥用书名，而且浪费资源，非常不可取。二是文献考辨较精审。因为岑春煊文献来源多种多样，许多重要的奏折、文告存在多种版本，编者通过比对各种版本，并进行严谨的校勘，尽可能给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版本。三是编排体例较合理。《岑春煊集》按时间顺序编排，既是一部岑春煊个体生命的编年史，也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长卷，为研究岑春煊与清末民初尤其北洋时期那段复杂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岑春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清末，岑春煊历任广东、甘肃布政使，陕西、山西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及邮传部尚书之职，以惩办贪官污吏为能，有“官屠”之称。与慈禧太后、奕劻—袁世凯势力及康梁立宪党人关系颇为微妙，游走于黑白两道。从庚子事变护驾勤王成为慈禧太后宠臣，到丁未政潮被政敌奕—袁势力排挤而罢官，再到寓居沪上与各方面周旋，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均不甘寂寞。进入民国之后，岑春煊在二次革命中任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在护国战争中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及西南诸省反袁护国军军务院副抚军长，并代行抚军长之职；在护法运动中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兼主席总裁。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西南地方实力派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颇为复杂，卷入各种政治势力的交错角力之中，游刃有余。从辛亥鼎革之际弃清廷而归附民国，到随后坚持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政府倒行逆施的统治，在护国与护法运动中竭尽所能，为维护新生民国之国体、政体与法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岑春煊复杂的人生经历，正是那段复杂历史的一个缩影。
关于北洋研究，我曾经说：“北洋是中国由专制王朝转向共和民国的过渡时期，历史传统在此有断裂、有延续、有转化，可谓新旧杂糅，危机与生机共存，军阀混战的乱象中充满着文化复兴的希望，同时在多种政治势力竞争的过程中，孕育着新的政治生命与多元政治取向。只是由于学科壁垒，而成为晚清史与民国史两不顾地带，因而是近代史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现在的民国史研究，几乎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史研究，很有必要回到北洋。从晚清史研究进入北洋，更是顺理成章。”其实意指北洋研究是联结晚清史研究与民国史研究的纽带。研究民国史，不能忽视北洋；研究北洋史，又离不开晚清。历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一环扣一环，缺了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完整的，只有真正地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才能多角度、全方位呈现复杂丰满而真实的历史。《岑春煊集》的编辑与出版，通过岑春煊这个视点，可以为观察晚清与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历史提供一扇窗口。
文献整理向来被认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笨功夫，只是剪刀加浆糊，缺乏学术含量，在各种评价体系中都不被看重，因而为专业研究者所不为，甚至不屑为。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历史学是实证科学，虽难说史料就是史学，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史学是由史料决定的，史学的生命由史料承载。只有掌握丰富的史料，才能做出精彩的史学。史料种类繁多，质量参差，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对整理者学术功力的考验。由研究有素的严谨史家编辑史料，方能从纷繁芜杂的海量史料中披沙拣金，选编出可靠的史料集。这是专家学者功力的体现，非剪刀加浆糊者所能望其项背。谭群玉、曹天忠教授所编这套《岑春煊集》，便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范本，诚嘉惠学林之盛举也。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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