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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而不绝望》是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2013年到2017年与记者C.J.波利赫罗纽有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影响”的系列访谈。作为“转换-生成语法”的缔造者，现代语言学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理论早已是大学课堂上的经典讲章。当研究者津津乐道他所代表的英美认知语言学流派与欧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互相借鉴与争端时，一个事实是：实际上，诺姆·乔姆斯基其实是上一个时代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社会科学泰斗们都已逝去，哪怕和他同样关心时事政治，也再不可能像他这样，能够与时代脉搏共振了。
如今一旦发生震动全球的重要事件，检索学术界人士的发声记录，乔姆斯基的名字光是出现，就显然和其他的发声者有强烈的“代际”差异。只要是关心时事评论的读者，都不会遗漏乔姆斯基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多次发声。他在公共讨论空间积极地露面，意味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权威地位，但也似乎指向对时事评论来说最为介意的“过时了”。
一方面，乔姆斯基被尊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永远的异见者”，他的时事评论文章一经发出必然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另一方面，对乔姆斯基的发声有厌烦之情，认为其“陈词滥调”的大有人在。最根本的质疑在于，乔姆斯基从越战以来的政治观点似乎从未改变过，那一代学人所秉持的思维基础和精神理念，在21世纪是否已经过时了？美国新闻界泰斗汤姆·伍尔夫曾经指出，乔姆斯基的一切时政观点都基于他“普遍语法”的理论操演，因此他是一个“懒到不愿外出调查的空想型教授”。真的是这样吗？在《乐观而不绝望》里，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新自由主义”永远的反对者
访谈的第一部分发生于2013-2016年之间，乔姆斯基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国际反恐战争局势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方面。一如他出名的反越战、反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乔姆斯基对美国发动的对“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等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充满忧虑。他不无“标题党心态”地指出：“伊斯兰国”的兴起虽说当然不是美国的原意，但实际上正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策略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发展壮大，是“美国一手造就了这个恶魔”；奥巴马在任期间采用无人机战术虽然看似降低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后果，但实际侵犯人权和破坏和平的危害上同样严重——美国21世纪持续不断的全球军事干预，展现了“混乱帝国”的本质，在中东不仅没有维护和平和正义，相反在不断地“制造黑洞”。乔姆斯基直接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崇高地位的唯一原因如今只剩下军事优势，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所发动的战争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与掠夺——最终只能进一步加深恐怖主义的蔓延，“最终将恐怖主义的奖杯颁发给美国”。
同样，乔姆斯基数十年如一日，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反对者：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既不“新”也不“自由”，只是“人为虚构出来的神话”。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长期以来只是保护了大企业与富裕阶层，使他们免于外界市场的冲击，这同时意味着无权无势者被排除在外，任人宰割。
为了构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的神话，看似创立了很多严苛的规则来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但真正强势的少数人总是能找到规避的办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当代“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所必然衍生的痼疾，而无论哪一任政府都没有正视美国的这一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
尽管对美国的全球政策颇多批判，但乔姆斯基始终坚持美国必须为世界的“永久和平”承担责任，对欧洲的去一体化进程，中东的宗教化现状和难民问题负责，也要求当权者必须要承担起改革国内各项体制、改善民生的责任——与其说他是“美国的反对者”，不如说是“新自由主义”和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在他对“混乱帝国”的批判和对世界局势“分崩离析”的担忧下，特朗普的横空出世改变了一切。
“失控”的未来
如果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乔姆斯基对“美国”作为国家主体还是充满信心，仅仅是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的权贵霸权思维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具体操作层面的话，那么大选的结果使得他开始关注美国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乔姆斯基作为亲身经历过“结构主义时代”的学人，对社会问题所持有的结构性剖析立场。
首先，乔姆斯基并没有把批判的重点，放在特朗普实际上获取的普选票低于希拉里这一表面事实上——固然，美国建国时期基于精英主义和防止民粹立场而产生的“选举人团”制度反而被特朗普民粹地利用了，但乔姆斯基清醒地认识到特朗普的上台所体现的美国民主政治的失败绝不仅仅是改革明面上的选举人团制度，修改相关的选举法律就可以扭转的。他结合一些政治学学者的结论指出，“美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和意见根本得不到任何体现，完全无法被有效代表”，所以仅仅解决选举人团制度无法体现选票实际情况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甚至是一种维护现存体制心态的“涂脂抹粉”。
乔姆斯基指出，特朗普的胜选在党派政治的逻辑下并不意外，他非常好地遮掩住了为富裕阶层和大财团服务的事实，有效地团结了本土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让长期处于混乱的共和党“有了政党的样子”，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民主党背离了当初“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承诺，背离了党派曾经用“希望和变革”为支持者所绘制的蓝图，从而失去了团结选民的力量。因此，虽然知道伯尼·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成功可能性不高，但乔姆斯基还是高度重视桑德斯的尝试：因为“如果民主党做不到的话，未来一定会被其他政党所代替”。
面对特朗普上任对美国带来的国内政治影响，一向认为权贵阶层的“新自由主义”掌控着美国的乔姆斯基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太多变化，毕竟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依然万劫不复。重要的是，乔姆斯基敏锐指出，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标志，特朗普政府对全球事务的漠视和推卸责任，从国际主义角度上说具有重大的破坏性：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的美国，如果率先在观点上反对“全球变暖”，拒绝对抗击全球变暖作出贡献，推而广之对一切关乎全球利益的事物都袖手旁观、推卸责任，抛弃领导权，那么世界局势必将指向一个灾难性的、不确定的未来——“特朗普在领导世界向深渊挺进”。如果说之前乔姆斯基担忧的是美国在用错误的方式来领导世界，那么在特朗普治下，我们必须面对“世界失去了有力的领导”这一危险的现实：对于提出语言并非人类独有，而是生物都必然具备，存在一种生成性的“普遍语言机制”的乔姆斯基来说，特朗普代表的不仅仅是某种进程中的谬误，更是一种破坏规则与结构的，深渊之中的混沌与失控。
我们可以保持乐观吗？
尽管书名是《乐观而不绝望》，书中乔姆斯基也反复提及“秉持乐观主义精神”，但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乐观似乎是盲目的：摇摇欲坠的现状与模糊难辨的前景都很难让读者进入到乔姆斯基的“乐观”呼吁之中。面对特朗普当政，乔姆斯基在访谈录的末尾，把希望寄托在一种非暴力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上——乔姆斯基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来自于杜威：“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全面的民主化。”
乔姆斯基指出，被竞争对手妖魔化的伯尼·桑德斯如果与欧洲的政治人物相比，实际上也就是一位非常常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珠玉在前，美国实行“新政”也不啻为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向。乔姆斯基始终坚持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而这一坚持最终还是立足于对人类本质的信心：“似乎还是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我们确实能够获得有价值、有意义、有趣味的洞察。”由此，只要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努力有所作为，兴许会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可以说，乔姆斯基保持乐观的原因，以及他始终如一的政治观点表达，与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和“普遍语言机制”密切相关，与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科学思潮密切相关，与坚定不移的黄金时代的科学乐观主义相关，本质上是对世界存在本源的笃信和对人性本质美好的终极信念，是学人精神中最后一片宏大叙事的领地。在如今这个信息冗杂、影像破碎、结构崩溃、情绪主导的“后真实”多元化去中心时代，这种属于上个世纪的、坚信存在同时具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构和理念的宏大叙事思维的确是“过时”的，但却也是不朽的：人类的历史和福祉也许必须始终要在结构与解构、宏大与细微、混乱与秩序之间不断地撕扯反复，但人性永恒的美好本质，也许是代代知识分子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性，对“螺旋式上升”的必然性的希望与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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