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小说”的作者难道只是苏军士官？——邦达列夫的军衔之疑

    前不久，俄罗斯老作家尤里·邦达列夫（1924-2020）去世了。我在莫斯科生活时，和他见过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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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达列夫一直到死，都坚持用纸和笔写作，出书或发表时才请人代为录入。他不排斥互联网，但说不上喜欢。他对网络文学和网络阅读也有微辞。

    记得十几年前在肖洛霍夫国立开放师范大学，他出席瓦连尼科夫大将《人·战争·梦想》俄文版获奖仪式时，曾和我谈到网络阅读。他说，网络作品是没有灵魂的，不是说内容，而是说阅读这个过程本身缺少灵性，看不到，摸不着，给人没有灵魂的感觉。另外，他很喜欢读手稿，不光喜欢读自己的手稿，也喜欢读别人的。他认为，没有手稿的作家，就是残缺的作家。如果作家的奉献里缺乏手稿，那么他的精神贡献就是不完全的，就是残缺的，残缺的就是不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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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达列夫的作品曾经影响过中国读者。记得1980年代初，我的苏联文学导师石枕川教授讲课时，多次提及邦达列夫和他的卫国战争题材小说。50年代，邦达列夫的名字便载入苏联文学史。此后，他的小说《指挥员的青春》（1956）、《营队请求炮火》（1957）、《最后的齐射》（1959）、《热的雪》（1970）等接连问世，成为苏联文学必读书，有些更是收入苏联中小学教材。60-70年代，中国控制出版苏联小说，但仍将邦达列夫的小说列入“白皮书”翻译计划，作为内部图书发行。60年代末，苏联军事文学创作从全景式文学转向战壕真实文学，作家从大场景、全方位和多层次宏观描写卫国战争，逐渐转向探索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在艺术上更重视细节的真实。

    文学转型期较为活跃的作家当中，既有参加过战争的低级军官，也有从未参加过战争的新生代作家，邦达列夫属于前者。他和苏联军旅作家贝科夫、巴克兰诺夫、沃罗比耶夫等人相似，他们作品的主人公很多都是红军中尉军官，所以，苏联文学评论界便将他们的这类作品称为“中尉小说”。读者也自然而然地认定邦达列夫就是卫国战争中的苏军中尉。邦达列夫自己也这么说。他在《纽曼》（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办，明斯克出版）杂志第五卷发表的个人简历里说，卫国战争开始时，他是个军医官，但他并未去野战医院当军医，而是在红军迫击炮排当中尉炮长。

    石教授告诉我，邦达列夫的简历言之有错。邦达列夫在卫国战争时期的最高军衔为上士，他从未获得过中尉军衔。我听后大吃一惊，难道邦达列夫的简历也有不实之词？石教授摇头不语。当时中苏关系坚冰未破，议论苏联相关事情尚属忌讳。再说，邦达列夫不仅是苏联当时红得发紫的大作家，还是苏维埃议会代表，享有很高的荣誉。质疑这样的名人，似乎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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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归正传。1924年，邦达列夫于生于苏联契卡洛夫州（现为爱伦堡州）奥尔斯克市。1931年，他随父母移居莫斯科并上了小学。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他17岁，正在读中学十年级。1942年，邦达列夫中学毕业，春天应征入伍，参加红军。那年，卫国战争正处于艰难时刻。当年夏天，邦达列夫被派往别尔基切夫步兵学校学习，他的同学中有不少人都是红军连排级干部，军衔大多为中尉或少尉。1943年，邦达列夫在步校结业，奉命开赴最吃紧的斯大林格勒前线。当时，战争前景不乐观，战事发展很残酷。步校的连排级干部上前线后，牺牲或受伤比例极高。邦达列夫作为迫击炮预备团的炮手奉命开赴前线参战，这与他在步校学习过迫击炮科目有关。1943年，邦达列夫获得上级颁发的两枚奖章，一枚是“斯大林格勒防御”奖章，另一枚“英勇”奖章。前一枚奖章，凡是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红军官兵每人均有，不在话下。

    但值得一提的，是邦达列夫的第二枚奖章。它的颁发时间是1943年10月14日。授奖令写道：“此奖章授予76毫米炮炮长，近卫中士尤里·邦达列夫，以表彰他于1943年8月13日至17日，在苏穆斯克州波罗穆尔村地区战斗中，以其精准的炮火消灭敌军3个火力点，1辆汽车，1门反坦克炮以及20名敌军军官和士兵。”（见《1941-1945年苏军英烈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所建立的功勋》，第199页，2002，莫斯科，苏联英雄协会出版）1944年，邦达列夫又获一枚“英勇”奖章。授奖令写道：“授予第4营炮长，近卫上士尤里·邦达列夫，当敌军试图夺回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基城，在坦克掩护下实施反冲击时，邦达列夫同志以其炮火迎击德军坦克和步兵。击毁坦克1辆，致敌步兵溃散。敌军的反冲击被击溃。”（《功勋》，第199页）

    两道授奖令，明确而清晰地点出了截止1943年邦达列夫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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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还没完。1944年秋，卫国战争进入关键时刻，邦达列夫却突然撤离前线，返回大后方，到契卡洛夫火炮和高射炮学校当起了进修生。根据苏联卫国战争相关史料记载，卫国战争期间，苏军人员以任何理由撤回大后方均需严格审查。在残酷的战争时期，撤回大后方其实就是变相保命。邦达列夫上士是如何通过严格审查而撤下阵地，返回大后方去炮校进修的呢？不知苏俄相关研究界，今天是否有人质疑邦达列夫撤回大后方的动机、方式和目的。抑或此事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1945年5月，邦达列夫在大后方的炮校迎来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2月，他结束进修，转为预备役少尉，但对他具有实际意义的军衔，仍为上士。从这个角度讲，邦达列夫与其说是苏联军事文学“中尉小说”的代表，还不如说他是“上士小说”的旗手。

    通读邦达列夫的主要作品，读者会发现，出现中尉形象的小说数量不少，但情节却基本上都是套路，人物形象不仅概念化，而且充满空泛的理想主义,贴上了高尚而完美的道德标签。但他塑造的苏军底层小军官形象就不同。他们浑身恶习不少，兵痞作风严重，有时形象负面得令人吃惊，邦达列夫写起他们来似乎更得心应手，所以，他笔下的小军官总是写得血肉丰满，性格刻画入木三分。

    典型的，莫过于他的小说《岸》（1975）。中士炮长梅任宁是个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企图强奸德国少女艾玛。尼基金中尉挺身而出，不仅保护了艾玛，还与她发生了爱情。这种情节只能出现在邦达列夫式的小说里，读一读欧洲作家的二战作品，类似炮长梅任宁的故事数不胜数，但尼基金式的浪漫则鲜有读到。

    从小说中看得出，邦达列夫极为熟悉梅任宁，以至于有读者看完《岸》以后说，莫非炮长梅任宁中士身上有邦达列夫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