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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6月24日 星期三

    本期导读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24日   01 版)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一点历史

        一日,白氏对尊师称:有志想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未想,其师讥讽曰:“趾不高气甚扬,你想写《中国哲学史》,能超过胡适吗?!”或许,黄子通此番话并无恶意,但却由此激励白先生更加发愤苦学。大概有感于当年严师的教育法,后来,白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虽然也是那么严格,但却多了些和蔼,而绝不厉言相斥。他对学生“约法三章”:一要认真读书;二要反对摆“货架子”;三不要追求名利。他又告诫弟子们: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随波逐流……白寿彝先生从小并未立志于历史。受郭沫若影响,少年时他极爱文学。稍长,受《古兰经》熏陶,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抗战时,他任教于云南大学文史系。当时,有一客观情况。倘教本行,即哲学,则课时甚少,自然薪俸微薄,难以养家。系主任楚图南问白寿彝可否改教历史?历史课时稍多,工资便也多些。故此,学哲学的白先生,走上了历史学的讲台。然而自此,他深沉此道,终于积多年功德而成为此行中举足轻重的大学者。

        (详见5版)

        中国文学自觉究竟滥觞于何时

        一百年来,中国文学自觉时代滥觞于魏晋之说,已深入人心且有成为定谳之趋势。然而,“魏晋文学自觉说”究竟是否准当,是否可以成为不刊之论?基于目前的研究来看,此论仍然值得商榷。近三十年来,随着战国简帛文献“井喷”式地涌现,应当说“魏晋文学自觉说”也相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新出简帛文献愈来愈表明,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当始自西周初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艺文》杂志上发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首次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1927年,鲁迅在其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接受并倡导“魏晋文学自觉说”。1981年,《美的历程》进一步提倡此说,令此论备受瞩目与推崇。1999年,袁行霈采纳此说并将其编入《中国文学史》教材,“魏晋文学自觉说”一时有“风靡学界”之态势。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伊始,“魏晋文学自觉说”便受到“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极大挑战。

        (详见9版)

        贾平凹:《暂坐》是一次“撑竿跳”

        写《暂坐》,贾平凹用了两年,比以往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暂坐》写了四遍。“总觉得这样写着不行,那样写着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贾平凹说。《暂坐》写城里事。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贾平凹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熟悉这座城,但似乎写它的小说却不多。“《暂坐》中仍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话有开会的,有报告的,有交代和叮咛,有诉说和争论,再就是说是非。”贾平凹的《暂坐》,以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他说,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是他的一次“撑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

        (详见11版)

        决定我们如何抗疫的,不是技术而是别的

        这次在新冠疫情中重新拾起《大流感》,心中的感触就完全不一样了。书里的每一句话,说的似乎都是当下;后记中的每一点警告,都在今天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两年前读的时候,很奇怪作者怎么把书写偏了,好好的一本关于大流感的书,一半的笔墨都在描写美国医疗体系的建立以及一个个科学家倔强而(大多)无奈的抗争。这次再读,才明白:病毒不一定有特效药,不一定有疫苗,甚至不一定能找到起源。一定有的,是我们作为群体,作为个人的抗争。抗疫考验的不仅仅是人性,更是社会体系。

        (详见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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