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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鸮行动》是一部吸取中国公安文学和西方侦探文学之长的优秀缉毒题材长篇小说。它取材于中国北方大漠的一桩真实的跨国贩毒案件，讲述了以禁毒支队长杨红鹰为代表的禁毒警察们与以苏美娅为首的制贩毒分子斗智斗勇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情节曲折、惊心动魄的故事。
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国公案小说的产生时间要比西方侦探小说早五百多年，而中国公安文学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的艺术特色。中西两种文学样式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轨道，有交集也有差别，有相似的风格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艺术方面也存在共同性与规律性，这种艺术差异与共性是在公安文学创作、公安文学出版及评论中应该予以认知与考量的。
《猎鸮行动》将中国公安文学和西方侦探文学的写法融入其结构布局、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方面，从而使该书情节生动，逻辑性强，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结构布局
中西方公安侦探文学都注重谋篇布局，讲究结构严谨，布局喜用单线，清晰、集中，首尾呼应。二者也各有特色，不同的风格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学魅力。中国公案小说喜欢直线叙述，以一个大悬念贯穿始终；西方侦探小说习惯布置众多小悬念，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的开篇之作《血字的研究》，在十万字的叙述中，布下十多处悬念。《猎鸮行动》叙述线索采用传统的中国公案小说结构方式，既让读者知晓苏美娅制毒团伙的一举一动，也让读者见证以杨红鹰为首的缉毒警察见招拆招的过程。这种描写是最自然的叙述模式，既增强了真实性，又有利于跨越时空，展现众多人物，表现复杂的矛盾。西方侦探文学善于悬念迭起，“大悬念加小反转”的模式在《猎鸮行动》中得到淋漓地展现。虽然案件地域跨度大，但在结构方面呈现高度集中化，将情节的曲折多变、悬念的百转千回发挥到极致，这也符合戏剧中的“三一律”。这些都是博采中西侦探文学在结构布局方面所长的创作理念。
二、人物塑造
无论是西方侦探小说中的私人侦探，还是中国公安小说的神探警察，都是融智慧、勇气、正义感于一身。他们既是理想化的人物，又有真实的影子，是人们心中的寄托。当代著名作家苏叔阳曾撰文写道：“侦探英雄的理想化或说虚幻的真实是侦探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规定性之一，是几乎不可能动摇的原则。理想化仍旧是塑造侦探英雄的基本准则。”中西公安侦探作家笔下的探案者们，大智大勇，匡扶正义，除恶安良，凸显英雄主义。在人物塑造理想化方面，中西表现出相同的艺术特质。但在表现形式上展示了不同的风格：第一，中国公安小说以正面警察为主角，如《便衣警察》中的周志明、《三叉戟》中的崔铁军；西方侦探文学多以私人侦探为主角，如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爱伦坡笔下的杜宾。第二，中国公安小说表现断案者的外在智慧；西方侦探小说善于捕捉内心世界。第三，中国公安小说大多数人物都写得性格鲜明；西方侦探文学突出主角形象，其他人物基本是陪衬，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的几位官方探长均是几笔带过。
《猎鸮行动》借鉴了中西公安侦探文学方面对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小说对杨红鹰这个公安人物的塑造、心理刻画和外在描写，具有代表性。他大智大勇，多谋善断，思维缜密，做事总是从长计议。他两次化装深入到闽西制毒窝点洞里村进行侦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取得第一手资料和证据。他是公安战线优秀领导者的典型代表。女毒枭苏美娅，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物，她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误入毒巢而难于自拔，又有狡猾狠毒的一面。她既像《罪与罚》中杀人后产生巨大心理波动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又如多疑、处处小心、善于算计的王熙凤。小说通过语言、行动描写展示其复杂心理，揭示其无限风光的外在世界下暗藏的无限痛苦的心理世界。书中还刻画了技术全面、立场坚定、有人情味的年轻公安民警杨阿尔斯楞，精通业务、求真务实、果敢刚硬的刑警队长李春，精于算计、豪气正义、协助办案的杨哈斯，深藏不露、狡猾老练的毒贩头目余成军。各色人等描写得形象鲜明，跃然纸上。
三、情节设置
中西公安侦探文学在情节设置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共性：强情节，故事在特定氛围内展开；戏剧性突出，情节中用悬念、推理、巧合、反转、意外、误解、歧途等方式来展示，使情节跌宕起伏、摇曳生姿；追求“奇险”，诚如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所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艺术就是要展现别人没有展现的东西，中西公安侦探文学作品经常以出乎意料的情节吸引读者，比如电视剧《破冰行动》、电影《神探夏洛克》。
《猎鸮行动》强调冲突，在特定故事氛围下营造曲折惊险的故事，在风云际会、矛盾交织的冲突过程中将人物推至风口浪尖，比如密室犯罪、侦查与反侦查、案中案、黑吃黑这些情节，都表现出了推理严谨、戏剧性强的艺术特点。
总之，这是一部构思精妙、戏剧性很强、较好展示公安风貌的长篇小说，还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这些都得益于中西公安侦探文学艺术手法的融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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