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阿巴拉科夫兄弟的足迹：《斯大林的登山家》出版

    三十八岁的法国青年作家和旅行家塞德里克·格拉斯（CédricGras）深入俄国，查阅克格勃旧档，挖掘苏联登山秘史，写出阿巴拉科夫兄弟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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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登山家》（Alpin⁃istesdeStaline）厚三百四十二页，5月27日由斯托克出版社出版。

    格拉斯曾求学于俄国远东城市鄂木斯克，习得流利俄语，并在海参崴创办了当地的第一家法语联盟，2011年出版游记处女作《海参崴：雪与季风》。

    《斯大林的登山家》是格拉斯写出的第八本书。他本就喜爱苏联和吉尔吉斯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小说《白轮船》，此番追寻阿巴拉科夫兄弟足迹的过程，则把他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他还为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与塞德里克·格拉斯一起上天山》（VerslesmontsCélestesavecCédricGras）。

    书中的主角维塔利和叶夫根尼·阿巴拉科夫兄弟本为西伯利亚孤儿，后来分别成为工程师和雕塑家，同时也是名载史册的兄弟登山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帕米尔高原上完成了多次历史性的壮举。1933年，叶夫根尼首次登顶海拔七千四百九十五米的苏联最高峰斯大林峰。第二年，维塔利也登顶海拔七千一百三十四米的外阿赖山最高峰列宁峰。

    1936年，在攀登七千零一十米的汗腾格里峰时，维塔利失去了多根手指和部分脚掌，还以阿巴拉科夫索等登山装备的发明者而扬名。顶峰的荣光掩盖了日常生活里的不幸。1938年，维塔利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被控宣扬西方登山技术、贬低国内登山家，甚至以德国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蒙受不白之冤，坐了两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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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一度是深具政治意义的运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叶夫根尼上了前线，战后积极筹备，准备冲击胜利峰和珠穆朗玛峰，却于1948年在莫斯科的公寓内突然去世。五年后，英国队的丹增·诺盖和埃德蒙·希拉里首次登上了珠峰。

    斯大林去世后，维塔利·阿巴拉科夫恢复了政治生命，并与中国的登山事业发生了关系。1957年，他获得了列宁奖章，同年联合苏联登山界人士，分别致信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要求组建中苏联合登山队，以实现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中方接信后，陈毅批示“婉辞谢绝”，贺龙态度积极，周恩来认为“可以考虑来”。中国于是组队赴苏训练，阿巴拉科夫就是教练之一。时任中方翻译兼队员的周正在所著《探险珠峰》一书中回忆：

    一天，阿巴拉科夫看到一位中国队员在基地营的帐篷旁读这本书，他顺手拿过来翻了一下，正巧我从旁边走过，他立刻叫住我，问：“这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很不高兴地质问我：“你写书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素描图？”我说：“难道不行吗？三年前我是在苏联学习的登山技术，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教材，苏联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作为学生，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写成中国文字的教材，使用了你们的、也是我们老师教我们时用的素描和文字有什么不对的？”他说：“这么说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按规定你应当事先得到我们的同意！”

    我说：“我们是个新国家，党中央提倡向苏联学习，学习你们一切先进的事物和知识，建设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兄弟国家，而我又是在苏联专门学习登山的，别的国家的登山资料我们没有，我们要开展这项活动，我只能参考苏联的教材和我在苏联学到的知识来编写。离开苏联时，你们登山教练员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送给我许多登山技术的教材书籍，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过用苏联的资料必须得到您的同意，更何况我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和您在苏联的工作单位？！”阿巴拉科夫这才说了一句：“呶！拉得诺！（喏！那就算了吧！）”显得傲气十足。

    多年与苏联人打交道，深知有那么些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看不起的，时常表现出一种傲慢和盛气凌人的样子，令我十分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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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联合登山，中国修建了日喀则至绒布寺的公路，设立了气象观测站，买了两架能飞一万米高的新飞机，成立了二十余人的联合侦察组，完成了路线考察（时任侦察组成员和中苏登山队队医翁庆章就此写有《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考察珠峰始末纪实》一书），苏方装备也运抵兰州。中苏关系却恶化了。1959年6月，赫鲁晓夫决定停运已经装车的原子弹样品，年底解散了登山队，也不再向中方提供八千米以上的装备。中国坚持自行突击。登山队共二百一十四人，平均年龄二十四岁，但三次高山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总理说：“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贺龙副总理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1960年5月25日，前解放军炊事员贡布（1933—）、前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富洲（1935-2015）和前伐木工人屈银华（1935-2016）终于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人民日报》6月2日刊登题为《祝贺中国健儿登上地球最高峰，苏联“体育报”载文盛赞我国登山运动员的光辉创举》的文章，特别提到“苏联功勋登山运动员阿巴拉科夫、苏联著名的登山运动员罗托塔耶夫，也分别撰文盛赞中国登山运动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周正回忆：“库兹明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未能与中国队一起攀登珠峰，所有队员都非常遗憾，认为当局不该将体育活动与政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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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六十周年。当时，为了踩在刘连满（1933-2016）肩上攀爬而脱掉钉靴的屈银华冻掉了十个脚趾和两个脚跟，王富洲冻掉五个脚趾，他们二十根手指的第一节也全部冻伤坏死，又各自失去了五十二斤和五十九斤体重。因为做人梯而耗尽体力，不得不停在八千七百米的刘连满给队友留下了遗书、氧气和十八块珍贵的水果糖，但他昏睡一夜后活下来了。

    据周正记载，贡布始终在最前面开路，“他停下来，左看右看之后，回过头来用嘶哑的声音对王富洲喊道：‘不行啦！不能再走了！’王富洲问他：‘怎么不能再走啦？’‘再走就下山啦！就要到尼泊尔去了！’原来，他们已经到达了顶峰：八千八百四十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