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要从戴望舒的现代主义出发

    经常碰到喜欢写诗的年轻人问我：该读什么样的诗才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我一般的回答是：要多读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及其开创的象征主义开始。

    我之所以有此建议，是因为我痛感经常接触到许多写诗的年轻人（包括中老年人），还在弄平庸的现实主义和浅薄的浪漫主义；似乎他们的写作跟他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没有多大的关系。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复杂、难懂、枝蔓、被动、多样、多变。我们要有一整套与传统迥异的思维方式、修辞策略与之相匹配，这就是诗学的现代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许多写诗的人的观念和手法还不如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他们先进。象征主义诗歌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在法国发轫，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有李金发等中国诗人的仿作。但李金发只是在自己的创作里用到大量的象征主义的元素，他虽然也尝试着把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诗歌资源结合起来，但没有能有机地融合两者。他也没有翻译象征主义的诗歌，他只自己吃，不太愿意拿出来跟人分享。那时，能够读懂象征主义诗歌的法文原文的中国人没几个，因此，特别需要高水平的翻译。

    戴望舒的诗和译诗是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化或者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和样本。他不仅自己大嚼特嚼、消化吸收外国营养，以助于他的创作；而且还乐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把象征主义尤其是波德莱尔的诗翻译出来，分享给嗷嗷待哺的中国读者。我甚至认为，李金发之所以没有能让他的诗成为中法文学结合之后的宁馨儿，是因为他不做翻译。翻译是让人深入细致地体味并研究原文里里外外、各种因素的最彻底途径，而且也是让人同时调动起始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学资源去造就新样态杰作的不二法门。因此，翻译给创作带来的具体入微的裨益，是无与伦比的。望舒在创作上的革新和转圜，与他的翻译是同步的。因此，我觉得，我们不仅要读望舒写的诗，还要读他译的诗。

    由于望舒写的诗和译的诗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文学文本的意义上都很重要，而且有互文性；因此，把两者放在一起出版俨然成为一种惯例。早在198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戴望舒诗全编》（梁仁编）中，就包括了创作诗、译诗和诗论三个部分。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戴望舒全集》之“诗歌卷”则包括了前两个部分，只不过增加了奥维德的《爱经》；而且体例也跟《戴望舒诗全编》差别不大。这两部书的共同特点是“全”，共同缺点是太厚，达700多页。有些读者拿在手里可能有点负重感。

    或许正是因此，现代出版社2015年8月故意推出一部不全的“全集”，即《戴望舒诗全集》。之所以还勉强能叫“全集”，大概是因为此书收入了望舒写的所有诗；但从翻译角度来说，这部书是名不副实的，即砍掉了不少译诗（如英国道生的只选入三首）。这部书的总篇幅约350页，也还是有点太厚。

    我一直主张：普通读者（跟职业读者比，他们往往是业余读书，时间少得多）只需要读名家的精选集即可，专门从事研究的如我辈才需要读全集。望舒一生所写诗作虽然只有区区92首，其中多半作品还是没必要让普通读者去耗费时间。他的翻译呢，则有几百首之多，其中大部分只对少数专家有用。因此，我们删之又删，目的是为了出版一部善之又善的精选集。

    望舒的后期诗作深入到了现实的内部，浸透了苦难的感受，比如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比如夫妻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不过，他还是用现代主义的典型做法，多用暗喻和象征，表现得曲折、隐晦。可以说是现实现代主义或现代现实主义。

    从这个角度说，他的所思所想和语言策略，可依然为当代读者所感受并利用，即可以帮助我们感受我们自己的现实、表现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想，这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望舒的诗在普通读者的阅读谱系中持续升温的一个内在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