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

    时光飞逝，转瞬间杨宪益先生已辞世11年，想起和先生多年的交往，一幕幕场景浮现眼前，尤其是和先生围绕书籍和读书话题的谈话，使我受益良多，至今回味。我写下一点文字，以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辈。

    我和先生的女儿杨炽是大学同学，从70年代中就开始拜访先生。2001年3月，先生住进了杨炽在什刹海小金丝胡同的小院，因是在市中心，我更多地前去拜访。每次都是先生一支烟，一杯茶，我一杯茶，即开始轻松闲适的聊天。先生在少年时代就饱读诗书，一生爱书，读书，译书，写书。他知我爱买书存书，见面经常是先问最近又看了什么有意思的书。我给先生买一些他和乃迭阿姨译著的旧版书，而先生也一直在赠我他和乃迭阿姨的新版译著和其他书籍，有的赠书还签名留念。先生说你别光买书和送我书，也要写书。

    每次和先生交流，都能感受到他的亲和力。先生言语平和幽默，见解独到，对一些书的评语和所说的一些昔年故事，颇有意趣，有的前所未闻，因此我回去就写了记录，这里作一点有关的摘录。

    2003年12月2日，下午

    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赵逵夫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先生一边翻看一边说：有屈原这个人吗？我说正好您看看人家的考证。先生一直质疑屈原和《楚辞》。1996年时他自己的一本《〈楚辞〉作于汉代考》（商务上世纪40年代末出）找不到了，让我帮买一本，并特意写了一张小纸条。我在中国书店没有搜寻到，后来先生自己又找到了。（何天行著《〈楚辞〉作于汉代考》，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新版）

    2004年1月16日，上午

    交在国家图书馆复印的先生1957年写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赤眉军》一书，先生翻看了很高兴。

    关于青少年读物，要说一件史事，先生对出版凡尔纳科幻系列小说起了重要作用。据杨炽回忆，50年代中，有关部门向一些专家学者征询建议，请推荐适合中国青少年阅读的外国优秀读物，先生即推荐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此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凡尔纳8部作品，先生和闻时清先生合译了其中的一部《地心游记》。凡尔纳的小说给当时的青少年读者吹来一股神奇的清风。

    2004年3月26日，上午

    交中华书局2002年出吕叔湘著《中诗英译比录》（旧版40年代末），吕叔湘先生在序言的脚注中说：其中有友人杨宪益先生伉俪所译数首，蒙假原稿过录，于此致谢。先生回忆40年代末交给吕叔湘的译稿，只限于楚辞和陶潜几首，唐诗、宋词是到外文局后译的。

    2004年7月27日，上午

    我让先生看以前在中国书店买到的，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玄奘传》英文版（TheLifeofHsu-an-Tsang）,先生当即说出译者是李荣熙（LiYung-hsi），抗战时由香港回到内地，和先生在重庆国立编译馆共事一年，翻《资治通鉴》，建国后去了佛教协会，英文好，懂佛教。

    2005年1月11日，上午

    交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黄金草原》（中世纪史地名著，耿昇译），先生说，当年在编译馆时，有一位同事希望他帮找这本书，他也想看，但没找到，既没看到外文版，也没听说谁翻译过，认为青海人民出版社出此书不易，问我译者情况，又看到纳忠教授的序言，说知道纳忠先生。

    2006年5月16日，下午

    先生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在看一本《民国十大飞贼》（东方明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先生说：飞贼我见过，那是小时候，家里新来了个男仆，有人说他会飞檐走壁，我就对他说，你给我飞檐走壁瞧瞧，他不好意思，在我一再要求下，他只好说试试，因为我是少爷，也不好拒绝。只见他手脚并用，没费什么劲，就蹿上了一丈多高的墙，又轻轻跳下来。我说不错，是真的会。后来家里大人知道了，又听说一年前他蹲过监狱，就把他辞了。

    2006年9月8日，下午

    交中华书局出陈梦家著《中国文字学》；先生非常满意，说没想到陈梦家书稿能保存下来出版，中华书局做了大好事。

    2007年9月20日，下午

    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的范圣宇著《<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先生十分欣赏，边看边称赞作者，说得好几年时间，看两种译本，看原著，很细致，分析得不错，得多少遍啊！当时我翻时就一遍译完，再没看。请吴世昌看一遍，看来他看得也不太细，否则不会出现一些误译。又说不知道霍克斯、闵福德能不能看到这书。

    2008年9月9日，下午

    交外文出版社新版《老残游记》。说起当年在重庆编译馆时，先生说每天都有朋友来访，他也好交友海聊。翻《资治通鉴》时，就看着念，就打字机打，突击一两天，打出1万5千字，交了差。又说起和上层人物交往少，和杭立武交往深，1949年时杭都替他买好机票，催他去台湾。

    2008年9月23日，下午

    交《读书》1984年第4期中先生文章“未完成的心愿”复印件，先生说都不记得这篇文了。文中提到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译《资治通鉴》事，先生又说起来，当时自己条件不错，两人挣薪水，生活也好，若努力，说不定能译完。梁实秋是负责人，也不怎么干活，也不检查他的活。先生说，译好的部分（战国到西汉）后来交给了一位澳大利亚朋友（詹纳尔），有一大摞（比了一下，有一尺高），我说就这么没了，先生说也没什么，没就没了吧。

    2008年12月19日，下午

    交张素我教授托我转赠先生她的文集《幽草晚晴集》。先生说起往事，说不写日记，不爱写信。写过最长的一封信，是在重庆（1946年）时，见冯承鈞因贫困病死，无钱入殓，愤懑失望，给向达写过一封十几页的长信发泄。

    2009年9月29日，下午

    先生喉咙肿瘤发展，说话吃东西都受影响，发音不很清楚，只能咽稀食。准备节后去北医三院再放置放射粒子。

    我交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中霍克斯和闵福德来信的复印件。

    2002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翻译》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两年后出了这部论文集。先生似乎对这次会议和论文集一无所知（我也是后来偶然看到这本论文集）。霍克斯在致研讨会的信中提到“伟大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先生说他80年代初访问英国时和霍克斯、闵福德见过一面，双方都很客气，未讨论学术问题，“他没为难我”。又说闵福德后来读学位，两位导师，一个是吴世昌，一个是我。我说多年来学界对两大《红楼梦》译本研究评论，认为各有千秋。先生说知道，说对《红楼梦》并无研究，翻译一遍而已，再没看，翻译过程中向吴世昌请教。我说翻译过程就是研究，先生说那倒是，但是乃迭下的工夫多，主要功劳是她的。我说署名是您在前头，以后是不是倒过来。先生笑着说这成习惯了。又说到在重庆编译馆时还翻译过法显的《佛国记》，当时没出，在外文局也没出，也无下落。这事李荒芜应当知道。他做业务管理，我们在重庆时就认识，他到外文局是应刘尊棋之邀，在外文局我和他最好。

    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长谈，10天后先生住进了煤炭总医院。

    2009年11月23日早上6点多，先生进入了永恒的寂静世界，译坛一代繁华随风而去，但他们留下的经典，将永世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