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研究的史料与史识

    一

    早在1990年，高崧、胡邦秀编《报人出版家陈翰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刊行。这是一本只有上十万字的小册子，里面除了陈翰伯所写的简短《自传》、两篇文章、一篇“口述”，主体是陈原、唐琼、冯亦代、高崧、唐达成等人撰写的9篇怀念性文字，李普作序。“序言”中说“他活在那么（许）多有识之士心中”，“陈翰伯这个名字是应当大写的”。但因此书篇幅极其有限、内容还是过于简略，翻阅之后，我并未留下太深的“大写”之印象。

    1995年中国书籍出版社推出了《陈翰伯出版文集》，列入“中国出版论丛”。这套论丛当年是经袁亮提议，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新闻出版报联合编辑刊行的；选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部分负责同志有关出版工作的讲话、报告和文章，前后印行了上十本。相比起其他人的文集，陈翰伯的这一本是最单薄的，总字数还不足15万字。署名“陈翰伯的家属”所写“后记”说：“此次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集，主要是搜集有关出版工作的文稿，因大量资料散失，因此收集得很不完全，仅希望能为研究新中国的出版史，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不久那段拨乱反正的工作，提供一些研究资料。”而陈翰伯新中国建立前所撰大量新闻、通讯、社论、评论和其他文章，

    “曾剪贴成册约十数大本，1948年11月离开上海时寄存在一位熟人家里。不料在上海解放前夕，这位熟人怕‘祸’及自身，将这些文稿付之一炬。”有点像“临危托孤”，看来是“所托非人”。这是陈翰伯相关史料上的一个很大损失。此书笔者粗略浏览之后，也便搁置一边。

    一晃又过了五年。2000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相对厚重的《陈翰伯文集》（该书编辑组编），大32开本，600多页，虽未标明字数，但显然比那本“出版文集”多出了好几倍的篇幅。据“编后记”说，该书“是在宋木文同志的倡议和支持、陈原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编辑出版的”。上面所列二书刊载的文章大多被“慨允”收录，而“中国书籍出版社的朱宇同志在本书编辑工作前期还帮助我们收集和筛选材料；方厚枢等同志提供重要的文献资料，为若干文章撰写注释；陈翰伯的家属提供了珍藏的翰伯同志照片和手迹，并为出好本书提出建议；著名书法家沈鹏题写书名”，等等。全书共收文章90余篇。其中正文分为“出版工作”“学习与研究”“评论·杂说”和“自传·回忆录”四栏，余列附录“怀念陈翰伯”栏。读罢这本有分量的《陈翰伯文集》，才觉得进一步认识陈翰伯、深入研究陈翰伯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二

    对陈翰伯认识的深化、研究的大力推进是最近六七年的事。标志性的成果一是孙顺华著《中国出版家·陈翰伯》（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该书列入“中国出版家丛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是国内第一本完整的陈翰伯传记。二是张稷编《怀念陈翰伯》（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这一本正是我们下面要重点评说的。

    细读《怀念陈翰伯》等书，更让我们体会到史料对于历史包括出版史、出版家研究的极端重要。张稷在《序言》中写道：

    本书即为笔者经年不间断地发掘陈翰伯史料、征集纪念文章、组织纪念活动、推动陈翰伯研究的一次小结。为了让读者更完整更立体地了解陈翰伯生平及其志业，笔者专门为本书撰写了《陈翰伯传略》，另以“发现陈翰伯”为题著文简述笔者在老一辈出版家支持下组织陈翰伯百岁冥诞纪念活动的前后过程，作为编后记，为本书提供些相关的背景。

    这本纪念性文集除了序言、传略和编后记，共收录49篇文章，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出版行业领导和老出版家对陈翰伯参与擘画共和国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及其历史贡献所作的追述和评价；二是陈翰伯故旧、同事、部下、家人等对其立身处世与品格风范的怀念和评述；三是陈翰伯事业的后继者和出版史研究者对其具体的出版实践，包括他与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北京新闻学校、北京编译社等关系的追忆与研究；四是陈翰伯早年同事、友朋等对其“青春办报”具体史迹的回忆与钩沉；五是朋友、同道等为《报人出版家陈翰伯》《陈翰伯文集》撰写的序言、读后感，以及孙顺华新写的《陈翰伯著作述略》。广义上，这些都是有价值的重要出版史料，而且带有发掘和抢救的性质。张稷说：“令人唏嘘的是，本书编辑付梓之际，数年前与会或赐稿的老出版家方厚枢、曾彦修、宋木文、徐式谷、陈兆福、王良碧、林光、汪家熔、张瑶均、胡邦秀等均已辞世。”本人近几年编辑出版大学老领导、老教育家的纪念文集，也常常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见出版史料的抢救、整理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由此想到老辈宋原放先生上世纪80年代很有眼光地创办《出版史料》，抢救和保存了大量史料。那时候好多从晚清民国过来的老编辑家、出版人都还在世，乐于写作，留下不少珍贵资料。可惜的是到90年代，名义上把该刊“合并”到《编辑学刊》，实际是取消了。等到多年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界已是老树凋零、物是人非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出版史料随着那些名编辑、出版家的过世，永远无法起死回生了。

    学历史出身的张稷深知出版史料之重要。除了为组织纪念活动、策划报纸特刊等广泛征集文章、资料，还特别把陈翰伯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作为史料挖掘的重点。其中一项极有意义的事就是做口述史。她说：“笔者做口述史采访，老先生们也愿主动谈谈‘翰伯同志’，向我倾诉珍藏的记忆和感受。这些访谈，使得有关史料丰富起来。”“得益于搜集馆史资料的机缘，我后来又陆续见到一些新史料。包括自己在旧书市场和收藏家手里陆续搜购的陈翰伯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所撰写的有关国际形势和理论辅导的几本小册子，编辑《学习》杂志等有关期刊，还从藏书家那里看到了陈翰伯部分‘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这些资料对于加深了解陈翰伯均很有帮助。”（《发现陈翰伯（代编后记）》）

    编纂《怀念陈翰伯》这部文集，诚如编者所说，“是为完善相关史料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张稷孜孜矻矻，坚持不懈，一直在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方面倾注了心血，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虽然不能说“史料即史学”，但没有史料，史学研究也无从谈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学家讲求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有九分史料不说十分话。这些对于出版史、出版家研究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对于出版史来说，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无疑是促进研究深入的一大前提。《怀念陈翰伯》可谓大大推进了相关历史人物、出版机构，乃至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料的发掘、抢救和整理刊行。

    三

    中国古代文史理论特别都很强调一个字——识。《怀念陈翰伯》不仅在“史料”的挖掘、爬梳和运用方面可圈可点，而且在“史识”方面卓尔不凡，值得总结和阐扬。

    张稷在《怀念陈翰伯》的“序言”中说：“作为出版史研究者，笔者大概是最早注意陈翰伯并指出他的重大历史贡献和研究价值的”。我觉得这是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诚如该书“代编后记”的标题——发现陈翰伯，张稷及其同道确实将被尘封或雪藏的陈翰伯重新“挖”了出来，并让其“回归”本位，得到尊荣。2007年商务印书馆建馆110周年，张稷在《中国图书商报》的纪念特刊推出《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陈翰伯》，明确提出“北京商务”和“上海商务”两个既有历史文化传承又迥然有别的商务之说；论证了1949年前后，在上海老商务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均所剩无几的困境下，北京商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陈翰伯时期再造的新商务。文章列举了陈翰伯的再造之功，提出陈翰伯实为“百年商务的中兴之帅”“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的论断。而在《陈翰伯传略》一文中，张稷更进一步指出，陈翰伯“真正继承了商务的精神衣钵和事业衣钵”，堪称“当代张元济”。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也是一种历史的定位。现在，我们对照《陈翰伯文集》《中国出版家·陈翰伯》《怀念陈翰伯》，可知这样的论断是建立在扎实史料和丰富事实基础上的，是出版史家史识的体现。

    2014年是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通过成功地举办纪念活动，在《中华读书报》以罕见的八个版面，刊载“纪念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纪念专刊”，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受众中“复活”了一代出版巨擘陈翰伯。诚如张稷在专刊“编者按”中所说：“他的为人，他的信念，他的胸襟，他的品格，他的精神，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复活于新老出版家们的口耳相传中，复活于人们的历史阅读中，复活于人们对时代的迷惘和未来的期许中……”而对于改革开放初他担任国家出版局主要领导期间的贡献，张稷的文章尤其是《陈翰伯传略》，柳斌杰、宋木文等新老领导的讲话，都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陈翰伯在关键的四年多中，引领出版行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行业引领，也为新时期出版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可谓光芒不灭，泽被后人。用柳斌杰的话说：“陈翰伯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饱含着向好的希望，用温暖的灯光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标识航线、指明方向。”

    除了对陈翰伯事业贡献上历史定位，张稷等还从政治品德和人格风范方面给其下了断语：“低调的报人出版家、理想主义革命者、文化的圣徒、追求真理的赤子”。这样的概括算得上方家之卓见，史家之识断。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史料挖掘整理、评传编辑出版等基础性工作的有序开展，陈翰伯研究还将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这项研究同样也有助于商务史和新中国出版史的深化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