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与中国现代出版业

    1931年，在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高涨之时，上海广学会出版新西兰传教士麦沾恩（GeorgeHunterMcNeur，1874—1953）撰著、胡簪云翻译的《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LiangA-fa:Chi⁃na’sFirstPreacher），此时距梁发去世将近八十余年。梁发“失传”，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作为一个异教徒，他不可能入正史；而作为一个并非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物，文人们也没有兴趣记录。事实上，麦沾恩研究梁发，主要引用西方文献，间或一些藏于西方图书馆的梁发中文著作。

    梁发是首位华人牧师，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人物，也是中文出版的先驱，在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史具有深远影响。

    首位华人牧师

    梁发（1789—1855），字济南，号澄江。英文名A-fa，中文则写作“阿发”或“亚发”。梁发是清代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三洲司罗俊乡西梁村人。因家贫，11岁才入读私塾，15岁缀学到广州打短工，先做制笔，后学做雕版。1810年起入十三行学习印刷技术。后被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米伶（WilliamMilne，1775-1822）雇佣，刻印传教册子。因经常听其宣讲教义，皈依基督教。1816年11月3日在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由米怜为其施洗，是继蔡亚高（TsaeA-Ko，1786-1818，1814年7月16日由马礼逊施洗）之后，中国第二位基督教徒。鸦片战争之前，在清政府厉行禁教和澳门天主教势力的双重挤压之下，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极为艰难，追随其后的仅限于极少数为其雇佣的仆役和工匠。据梁发发往伦敦会的信中报告，截止1834年，广州仅有12名基督教徒。

    马礼逊1807年到广州，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以东印度公司中文译员的合法身份在华活动。米伶1813年到澳门，因无合法身份，主要在南洋一带活动，常年居住马六甲。两人均由英国伦敦会派遣来华。根据清政府规定，外国人除非是有贸易关系，可以住在广州十三行区域，否则不能在华活动。

    梁发在广州打工不久就遇上马礼逊，再结识米伶，显然是一种机缘巧合。梁发原来崇信佛教，经常念经。不过在与马礼逊（梁发尊称其为“老先生”）、米伶（梁发尊称为“先生”）接触之后，对佛教开始半信半疑。其反省觉悟的过程，《劝世良言》中有生动的描述：

    忽一夜，我静坐暗想道，且自我十余岁至今二十八岁，日夕想恶念，讲恶话，做邪恶之事，如今静坐独念经书，不做一些善事，不行善功，就可以获得诸罪恶之赦矣？诚恐未必有这么容易的事。到此时我心略动……乃日日欢喜爱听米先生讲耶稣代赎罪救世人的经典。若有闲暇的时候，就拿真经圣书来看。看真经书内之意，都系教人切不可做奸淫邪恶之事，及欺骗谎言亦不可讲之，更不可拜泥塑木雕纸画的像为神。当时我略觉真经圣书之意，乃暗想道：此真经道理，谅必系有奥妙之旨。

    当时西方传教士常住澳门，偶去广州，也是小心翼翼。梁发1813年与米伶认识，1815年4月17日随米伶去马六甲，次年即皈依基督教，在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布道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梁发在马六甲呆了四年多，1819年返回家乡高明，娶黎氏为妻。在梁发的劝化之下，1821年黎氏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女教徒。1823年10月，马礼逊为梁发年仅三岁的长子梁进德施洗。一个月后，马礼逊要回英国，因此前一年米伶去世，为免伦敦会传教士在华留下空白，遂指定梁发为伦敦会的平信徒传道人（evangelist）。梁发成为中国境内首位华人牧师。“自此以后，以至于死，他的薪水由伦敦会支发。”1826年，马礼逊回到中国，梁发为其助手，直至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去世。

    梁发在中国传教极其艰难。在清廷的严密监控下，他数次避祸于澳门，避居马六甲的时间则长达11年（第一次1815-1820年，期间两次短期回乡；第二次1820-1823年；第三次1835-1839，期间一次短期回国）。梁发传教大多从散发或赠送传教册子开始。西方传教士为大量印刷传教册子，带来西方印刷机器，雇佣中国人雕版刻印。因为刻印传教册子，梁发与中文出版结缘，成为中国新闻出版史的先驱人物。

    中文出版先驱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与出版相关的造纸术在东汉已经成熟，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则使图书出版可以批量生产。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对知识的垄断，以及手工操作的局限，图书难以大量复制，古代出版始终难以走向大众。造纸术和印刷术经由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西方。1433年，德国古腾堡发明机器印刷，在技术的驱动下，图书出版效率极大提高。19世纪初期，随着殖民扩张，西方传教士又将机器印刷带到东方。马礼逊、米伶等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需要借助各种宗教册子；在华外国人之间的沟通，其与母国的联系，亦需借助于报刊。这就是以活字排版和机器印刷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出版产生的时代背景。

    很难想像，只念过几年私塾就缀学外出打工的梁发在宗教信仰的激励之下，不顾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刻印马礼逊翻译的中文《使徒行传》和《圣经》各个部分。与此同时，梁发也尝试撰著中文传教书籍。

    1815年，梁发跟随米伶至马六甲，成为后者刻印传道书和传教活动最重要的华人助手，并参与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Magazine，1815-1821）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主要内容为阐释教义，也刊登一些科学知识。因当时尚无中文活字，梁发统管该刊木刻印刷事宜。1819年，梁发撰著37页小册子《救世录撮要略解》，在广州刊印200册，散发亲友，宣传教义。这是他撰著的第一本传道书。因被人告发，拘到官府打了三十大板，并罚银七十两，书、版俱毁。后经马礼逊救出，避往澳门。1826年梁发撰著《希伯来书注释》和《救世真诠》。1828年，撰著《熟学圣理略论》（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德利图书馆），详述其皈依、受洗经过和传教经历，这是梁发最早的自传。1829年撰著《真道问答浅解》（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德利图书馆），以问答形式介绍上帝、基督、罪、十诫等教义，并有祈祷词等。期间每逢广东省县试或府试时，则潜回广州，赶往考棚，散发宣教小册子。1830年，撰著《日记言行》，记述了他和新近皈依的屈昂往返省城、高州等地考场、街墟店铺散发宣教小册子并沿途向各色人等宣教的事迹，其中提到自己撰写了《真道寻源》《灵魂篇》《异端论》3本宣教小册子，是否付印刊行则未知，从内容判断，可能是其后出版的《劝世良言》的一部分。1832年，撰著3卷本《圣书日课初学便用》，是译自英国国内外学校协会的圣经课本。1833年在澳门出版《祈祷文赞神诗》，介绍英国教会的晨间仪式。这本传教册子由梁发翻译祷告词，其他人翻译赞美诗。

    梁发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1832年首次在广州刊行的《劝世良言》英文书名为Good WordsExhorting TheAge，现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该书共九卷，实为九个小册子（《真传救世文》《崇真辟邪论》《论真经圣理》《圣经杂解》《圣经杂论》《熟学真理论》《安危获福篇》《真经格言》《古经辑要》）合刊，也可以视为是上述各种传教册子的集大成之作。因为经过马礼逊订正，在教义的阐释上显然更为权威。

    梁发这些著作与西方传教士撰著出版的中文传教册子最大的不同，是其随处可见的“中国特色”。其一，既借用儒释道学说阐释基督教教义，如：“‘人之初，性本善’者，乃论神爷火华（今译耶和华）元始造成男女二人，性未迁之时也。”（《劝世良言》之“论元始造生之人初性本善”）。又用基督教义质疑批判儒释道学说，“即如儒释道三教，各处人尊重者。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二是尽量使用中国人习用的词语和意象，还有许多粤语方言，如“宣谕”“旨意”“劝谕”之类。梁发虽然质疑和批判佛教，但大量运用佛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习用词汇，如“下凡”“投胎”“魂魄”“报应”等。对中国人的求神拜佛，梁发举了金花夫人、北帝、洪圣的例子（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广州多有金花夫人祠”），梁发对此质疑：“在开辟之初，无人类之先，天地之大主，自然而然无形无像之神，独造了一男一女之时，这些佛祖、菩萨、神像，在何处而出？且佛祖、菩萨，亦在何朝才有？况佛祖、菩萨未投胎出身，未升天为神，未有佛祖、菩萨之先，是谁管理世界各样之事？由此推论之，佛祖、菩萨、神仙，焉能有权管理各事乎？”（《劝世良言》之“论世人迷惑于各种佛菩萨之类”）就连他刊行著作的署名“学善”“学善居士”也是典型的中国意象。

    梁发“知真经圣理之旨，将其意义，编辑小书，分送劝戒世上之人，不可拜人手随意所作弄神佛菩萨之像”。他撰著和刊行上述宗教册子，目的在于传教。但在朝野官民都视其为“邪教之书，异端之道理”的氛围下，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又进一步促使梁发以最具“中国特色”的观念、语言和传播手段撰著教义册子，刊刻散布。

    梁发避居的澳门和马六甲，正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两个最重要的源头。1814年9月成立的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英文名称为TheHonor-ableEastIndiaCompany’sPress），是中国最早使用铅合金活字排版、机械印刷的出版机构。早期使用铅活字为英国传教士马施曼（JoshuaMarshman）在澳门创制。为印制马礼逊的巨著《华英字典》（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彼特·汤姆斯带领中国刻工刻制铅合金活字约十万枚，用雕版浇铅版后割开制成，是中国最早的一副中文铅字。1818年，马礼逊、米伶等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1843年迁往香港），两年之后附设印刷所，米伶担任首任院长直至1822年去世。梁发与澳门东印度公司是否有关联待考，但其与马礼逊、米伶的关系则非同寻常。他们既是梁发的雇主，后者为他们雕刻中文活字，刊行和散发各种宗教册子，这些册子成为最早用现代印刷技术出版的中文书籍；他们也是梁发的老师，其中文著作引导梁发信仰基督教。1823年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马礼逊和米伶翻译的圣经中文版《神天圣书》（俗称马本圣经），更是成为梁发日夕研读的随身宝书。梁发阐释基督教新教主要依据马本圣经。梁发随米伶到马六甲之后，一方面在英华书院学习，一方面在附设印刷所张罗印刷刊行中文书籍事宜，是米伶编辑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最得力的助手。米伶阐释教义的十余种中文册子对梁发影响至为深远。

    1834年8月，梁发因刻印传道书事发被广州官府抓捕，经裨治文等化钱救出，经伶仃洋逃往新加坡，协助美国传教士特雷西（IraTracy，1806-）印刷传道书。

    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而在新闻出版、医疗卫生，以及科技、教育等领域，均属于开创性的。很难相像，如果没有华人的参与，这些影响何以发生？可是因为异教徒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难以进入官方文献和士人记载，而淹没于茫茫的历史河流。仅从新闻出版而言，华人参与早期中文报刊书籍印刷出版的，除了梁发、梁进德父子之外，还有：（1）屈亚熙、屈昂（英文名KewA-Gong）父子，屈昂，也就是梁发在《日记言行》中一路伴随他散发传教册子的同伴；（2）蔡兴、蔡高（1786-1818，英 文名 TsaeA-Ko，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徒）兄弟；（3）何亚新（HoAhSun，香港首位华人议员何启的祖父）等。1807年起，他们先后在广州、澳门、马六甲和香港等地，或为马礼逊、米伶、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等传教士雇佣，或供职于印刷出版机构，如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英华书院印刷所等，从事木刻雕版、铸造活字和机器印刷工作。这些人都同时具有基督教徒和活字刻工的双重身份。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同时严禁中国人为外国人刻印图书，梁发、屈亚熙都曾被广州官府抓捕，再经传教士救出。传教士在发往母国的信函中满怀敬意地称赞他们是“有独创性的活字刻字工”。

    影响洪秀全

    省城广州的考场，是梁发散发传教小册子的一个主要地方。据史家考证，1833年秋季，洪秀全前往省城参加科考（癸己童试），得到《劝世良言》，秀才落第，加上梁发著作的启发，成为他创立拜上帝会的初始动因。

    关于洪秀全与《劝世良言》，以及基督教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太平”一词，在《劝世良言》中出现过两次，而“天国”一词，则出现了三次。梁发对天国的描绘：“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与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描绘的“异梦”世界：“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如出一辙。

    梁发描绘的“天国”，也就是“神之国”，与洪秀全在南京所立“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显然系出同源。太平天国不过是“神之国”的衍称，其政教合一，教统天下的体制，也不过是“神之国”在地上的投射。

    而据周伟驰的研究，《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影响，核心是末世论和千禧年主义。据洪秀全胞弟洪仁玕口述，当初他们读到“创世历代圣经第六、七章全旨论洪水剿灭世界上之人物”之时，极为震动。《劝世良言》中，以善恶总报应总清算来敦促各人信教是其主线；而洪秀全创立太平天国，以天父下凡、天王受命拯救中国，比附末日基督复临。梁发的新教观念，要么世界之人归于上帝之国，要么归于魔鬼撒旦；则直接促成洪秀全视清为妖，以降妖伏魔、斩邪留正为己任的造反理论。

    不过，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对与其关系密切的基督教恨屋及乌，《劝世良言》等教义册子几乎全部被收缴焚毁，梁发从此归于寂灭，直到新西兰人在将近一百年之后重新发现。现存梁发刊行的中文著作几乎都在海外。《劝世良言》重回中国人视野，则要晚至1965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华裔学者邓嗣禹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1832年广州版《劝世良言》所做的研究：《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台湾学生书局版）。中国大陆直到1979年才由中华书局根据这一底本出版简体字版的《劝世良言》。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严加防范，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借助列强在华势力不断渗透，双方冲突不断，教案频发。清廷支持反教的义和团，传教士则支持孙中山反清。孙中山的早期追随者多为基督教徒。中国近代两场革命，基督教的这条隐线，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晚年及家庭生活

    梁发发妻黎氏（1799-1849）生育二子一女。长子梁进德（1820-1862），英文名 LiangTsin-deh，或LeangAtih。又名来秩。3岁（1823年10月）时由马礼逊施洗成为基督教徒。10岁起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和希伯来文。裨治文是美部会（The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美国公理会的海外传教差会）派遣来华的首批传教士之一，1830年抵达广州，长期在广州活动，直到1847年前往上海。1832年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这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首份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以“提供有关中国及邻近地区最可靠、最具有价值的资料”为宗旨。裨治文长期担任主编。他是中国通。著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州方言土话字汇》，具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中国丛报》是当时发行量、影响力较大的报刊。被誉为“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

    1834年10月，梁进德随父逃往南洋传教。1839年5月应两广总督林则徐之聘，成为其英文幕僚，直至次年底。期间，从广州出版的英文《广州周报》和澳门出版的其他外文报刊中，选译与中国有关的重要新闻，编入林则徐入粤后专门设立翻译馆创刊的《澳门新闻纸》。还译印了《番鬼在中国》和《四洲志》。《四洲志》编译自英国著名史地学者慕瑞（HughMurray）编著的《地理百科全书》（AnEncyclopaediaofGeography），为首部中文版的百科全书（1839年12月14日《澳门新闻纸》最早出现了百科全书的音译名“燕西果罗啤呢阿”），收入魏源所著《海国图志》。为林则徐“开眼看世界”贡献良多。1844年后先后受雇于粤商潘仕成、两广总督耆英。1847年陪同裨治文前往上海，参与修订中文《圣经》工作。1854年随裨治文及美国驻华公使麦莲溯长江而上，到天京（今江苏南京）考察和交涉，与太平天国领导人有所接触；又随英美两国公使乘舰北上天津要求订约。后在潮州海关任职五年，官至副税务司。约1862年病逝。

    梁进德虽然幼时受洗，且长期追随裨治文，但对基督教却是若即若离。据麦沾恩说：梁进德在父亲离世后，“竟并未到医院去守过一次礼拜，而他与别人交接的时候也似乎并不自承其为基督徒”。

    1839年7月，年过半百的梁发由马六甲返回广州河南（珠江南岸）长住。他主要在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开设的广州眼科医院（中文文献称为“新豆栏医局”，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前身）传教。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受美部会派遣，1834年到广州，1838年在广州发起成立“中国医务传道会”，是医务传教的开创者。此时广州鸦片泛滥。梁发反对鸦片贸易，认为其不符合真道（基督教伦理）。两广总督林则徐发起禁烟，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梁发及时撰著出版《救世之神谕》，明确反对鸦片贸易，认为其不符合基督教的真经道理，导致人心堕落。

    1845年7月，梁发协助伦敦会传教士吉勒斯皮（Wil⁃liamGillespie）在广州城西门附近建成第一座教堂“真神堂”（templeofthetrueGod），此时距1844年9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外国人获准在华兴建教堂仅仅一年左右时间。“真神堂”是一座三层砖构建筑，位于珠江边，距外国商馆仅一英里。据裨治文描述：“教堂面向大街，对外开放。阿发按自己的口味和判断力对之加以装饰，所有的东西都朴素、整洁并摆放妥当。这在中国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物。教堂上用朱红色楷书写着‘真神堂’几个大字。”宗教仪式由吉勒斯皮和梁发共同主持，裨治文、伯驾等传教士经常在此布道

    1845年7月，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JacoxRob⁃erts）在广州南关天字码头东石角成立“粤东施蘸圣会”（TheUet-tungBaptistChurch），梁发是四位长老中惟一的华人长老（其他三位是裨治文、罗孝全和吉勒斯皮）。1848年，梁发帮助马礼逊女婿合信（BenjaminHobson）在广州西关附近一个叫金里埠（Kam-li-fau）的地方设立西医诊所，作为伦敦会在广州的传教基地，梁发每个礼拜日前往诊所布道。

    1855年4月12日，梁发在广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