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阅读马克思”可以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它并不只是属于纯学术研究范围内的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体现出理论发展的内在诉求。从国际上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此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一方面产生了“历史终结论”等论调,以为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可以一统天下,但这种乐观的预测,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动荡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迅速破产,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再次彰显出当代价值。另一方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苏东事件又促使人们认真反思“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原始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出现了“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这样的概念序列。在这种情形下,回到文本、回到原始语境中全面理解马克思就成为国际学术界和致力于社会重大问题思考的人们的共识。
而在中国,当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序幕揭开的时候,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总结长期以来革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时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对照这样语重心长的告诫,学界特别反思了过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时普遍存在的断章取义、寻章摘句的做法,认为这些情况不仅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挫折的内在缘由。
而从理论发展的内在趋势和诉求看,“按照原始文字编排”、“囊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述”的“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的影响日益扩大,其所刊发的大量新资料,提供了重新客观、完整而深入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文本、文献条件。而从中文版的情况看,改变了过去直接从俄文迻译、而是根据德文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陆续出版,以及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的编译,使马克思著作的中文翻译更为准确,这就把更加深入的文本解读、思想阐述和价值评估的任务摆在研究者的面前。
我本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入大学至今,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没有发生过变化,还不仅仅是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的学科和领域内耕耘,而且始终专注于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及其思想。攻读博士学位时(1993—1996)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时的体会是,没有扎实的文本、文献功夫,实际上很难把握哲学发展的细节、过程和规律。1998年调入北大工作之后,“重视文本、文献和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更在我的研究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2000年5月5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并委托我专门从事收集马克思各种版本著述及其相关文献资料的工作,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有5年时间我浸润在这些资料中,埋头积累、清理、消化并总结以往研究中的得失,最终凝结成《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一书。适逢学界展开“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的争论,我也发表了一些看法,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应该和必须关联起来;而如果没有进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所谓方法论云云就显得非常外在。从此,我便开始切实摸索文本的具体研究路径,下定决心选择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个案展开研究,盯紧细节不放,用了大约6年时间悉心进行辨析和探究,几乎穷尽了这部著述所可能涉及的所有疑难问题,到2012年推出73万字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至此,我对怎样进行文本研究内心终于感到有底了,于是决定正式启动大型丛书《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经过持续艰苦的努力,我与受我研究方式和观点影响的8位作者一起完成了这套12卷本、600万字的著作,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推出。这套丛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被德国专家称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马克思本人著作及其思想最为深入、系统的研究”、“突破甚至颠覆以往《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
但是,回顾20多年专注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的欣慰、满足和轻松。相反,我最切实的感受到,正如这部书的书名所标识的——“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
其中的缘由在于,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50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文献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思想复杂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论断的探索和论证过程中。如果不花大力气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乃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和笼统地评价,实际上很难走进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进而理解他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和论证逻辑,甚至还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理解、阐释和发挥。只有当我们的解释与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能够接通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理解了他——不仅仅限于他的观点,更包括他对观点的论证;不仅仅限于他定型、成熟的思想,更包括他“苦恼的疑问”、对自我的反省、理论的内在矛盾、开放的多元思路、多重的理论和实践效应。
而文献的复杂和思想的复杂又基于马克思毕生所探究的资本社会的复杂性。马克思是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的,一方面,他注意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给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和社会上最大的不公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展,它使劳动直接具有了社会劳动的性质,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规模上进行,“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而在资本背后,马克思又特别关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况和未来发展。他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论证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根本宗旨仍在于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表面看来,《资本论》探讨的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探讨是物质、利益、财富、阶级和所有制等问题,但贯穿这些方面的价值归旨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关系”。
因此,“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源自其文本文献的复杂性、思想的复杂性、他所探究的资本时代的复
杂性、他所关注的“现实的个人”的异化困境以及扬弃这种的异化的艰巨性。从最近全球化的实际情形看,资本仍然是“塑造”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关乎人类发展的问题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而对它们的思考和探究,又无不与马克思的思想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重新理解马克思”仍是我们时代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之一。
基于上述考虑,2018年10月—2019年1月,我于赴欧出席“马克思年”活动和“追寻马克思的足迹”的间隙,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郊伊尔施(Irsch)小镇,在老房东库尔特·维罗妮卡(KurtVeronika)的家里,认真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学术之路,又初步设想了以后的研究计划。记得当时将打印出来的迄今为止已经发表过的200多篇论文的目录摊在书桌上一一浏览,仿佛又经历了一次20多年的时间隧道。应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邀请,我从中挑选出30多篇,以三个专题呈现出来,组成了这部文集,书名为《“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
上篇“反思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态度和方法”。我认为,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所写作的文本,显然绕不开20世纪所奠定的基础和积累。然而,我们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过去的文本研究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鉴于过去的特殊情形,今天的重新解读必须突出强调如下几点: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文献资料,填补研究空白;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方式和理论架构,准确把握其思想;客观而公正地评估马克思学说的价值,为其合理定位。同时研究者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量,明确其界域和难度。为此,分析了构成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提升的内在阻障,说明在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等矛盾之间既应保持融同与提升,又当有合理的区分与“必要的张力”;当过分强调现实性、思想性、主体性、个性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为矫枉过正,我们何妨呼唤对历史性、学术性、本真性与公度性的重视。
中篇“马克思重要文本、文献梳理和解读”。既包括以往研究中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的中学文献、大学文学作品、《博士论文》、《德法年鉴》时期的书信、“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也根据新的文献材料和方法重新讨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等。在研究中,我力图将版本考证、文献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中学生总是与思想幼稚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如果要是联系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探询那些深刻思考的最初源头,就不能忽视他的早期材料了。我在翻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甄别出这一时期9份相关文献,梳理了它们的主要内容及其刊布情况,特别是对迄今为止马克思最早的作品进行了考证和推断,探讨了其成长和运思的宗教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对人生职业的考虑和对历史事件的评论,最后,分析了当时德国中学教育体系的发达和完善状况、马克思身上开始显现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基资、意向和思路以及以少年之眼看世界所达及的有限程度。还比如,《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影响最大的著述,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汗牛充栋的解读和宣传表明要在这一文本个案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非常困难。但是,我通过对其创作史和传播史的深究发现,文本的写作过程、最初的思想内容与其后来所造成的影响之间存在一种错综、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而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有意无意地把以后因复杂因素而产生的判断附加于前者。为此,我重新分析了《共产党宣言》定稿结构,运用新的文献材料重新梳理和甄别了它的创作过程和传播途径,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序列中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更主要的由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
下篇“马克思重要思想及其意义辨析和阐释”。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并不是“为文本而文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客观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本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当代价值。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包括马克思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内涵、唯物史观的解释领域及其限度、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马克思的“新哲学”及其体系的理解、“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等,这些梳理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在少数的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我通过对马克思青少年时期文献的详尽解读,深入探究了马克思思想起源期西方文化传统因子的渗透和影响,借此对长期以来流行的解释思路和观念进行了矫正和辨析,从而表明,马克思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传承、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还比如,“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关注的问题。我通过对“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18个段落的解读,重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证层次和主要内容,即“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的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性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转变。并且认为,在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中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此外,本书的“引言”和“跋尾”分别编入了在《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完成后我详细回顾这部12卷本的著作漫长的研究历程及其复杂心迹的文字,以及我出席“马克思年”活动期间遍及欧洲各国“追寻马克思的足迹”的见闻和感想。这样,本书除了具有文献详实、分析细致、观点新颖等特点,在叙述方式也讲求多样化,文笔也更为生动一些,目的是使它不仅对专业研究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于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通读者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在,我不揣浅陋地将这本书抛向学界,期盼方家检验和赐教!
(本文为作者日前在《“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