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译诗之路

    我的诗歌道路是从译诗开始的。

    我在大学学的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文革”后，想回到本专业。由于喜欢中国古典诗歌，对诗歌形式比较熟悉，又接触到了闻一多先生的白话诗歌格律理论，我就选择了译诗作为突破口。也由于这个原因，我的诗歌译文一开始就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即以中国的白话格律诗翻译西洋格律诗。有的朋友以为这是我个人的译诗风格；其实，诗歌形式的探索和译诗风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使用格律形式的译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写诗风格和译诗风格。

    我的诗歌翻译和有关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长辈和朋友们的关怀下进行的。

    我是以探索白话诗歌的格律形式作为自己的目标，对译诗形式已经有较为成熟的考虑；但从理论上阐释有关问题，特别是节奏问题，却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研究白话诗歌的形式，我开始撰写一部书稿，暂名《新诗格律探索》。我想向老一辈学习，就在1979年托学友翟厚隆兄把一封信和一些草稿带给著名学者和诗人卞之琳先生求教。过了些日子，我收到先生的回信，惊异地发现他在退给我的稿子上用铅笔细细地写了70多处批语。

    对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先生在信里说了许多热情的话。他肯定了我对西诗格律的熟悉、对新诗格律问题认真的思考；同时也指出稿子铺得太开、解释性的话说得过多的问题；最后，先生还说以后可以找机会谈谈。这些都给了我很大鼓励。

    不久后，我陪一位编辑去看望先生；之后又给先生写信，说想再去拜见他，并且附了我译的一首短诗。先生1982年1月12日的回信同意我去拜访，还提到一些与英、俄诗歌有关的具体问题。叫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那首译文居然给了很大的鼓励。他说：“叶赛宁诗大概都是格律诗，你新近译的这首诗，使我不懂俄文的，也能看出原诗的本来面目。”

    《探索》这个稿子改到稍微可以拿出手的时候，我又寄给了先生。1984年6月29日，先生在回信中说：“相识不相识的同志来信来稿，送书送刊，愈积压愈难一一答理，当时把工作和事务索性搁下了，只顾发愁发愣。就在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间歇里，昨天下午接到你的《新诗格律探索》长稿……我想你没有枉费几年的心血，出了难得的成果。”还说：“你的理论，提法上尚有许多使我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你的实践，例如你在第四章里对何其芳一节诗试作的更动，却大致总使我感到合拍（这也就说明我在格律上也有许多和何其芳不一致的看法）。你的一些译诗也总使我感到我们是同道。”

    对于我提出的某些说法，先生并不完全同意。当年闻一多先生倡导白话格律诗，既重视节奏单位（就是他说的“音尺”），又强调每行字数的整齐；后来他被许多人误解为只追求字数整齐而不顾节奏，形成所谓“豆腐干体”。针对这种现象，卞之琳先生特别强调了节奏单位（现在一般称之为“顿”，但这个术语还有待讨论）。1979年他在《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一文中就说：“这个核心问题，就是闻先生所说的‘音尺’（从英文metricfoot译来的，别人较多译为‘音步’），即后来常说的‘音组’或沿用我国旧说的‘顿’。”先生对节奏单位的强调，对于白话格律诗理论的发展是一步很大的跨跃。我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诗行内部的节奏，即诗行中各个节奏单位之间的联系，以便使诗行节奏更为流畅。这些研究在我的稿子中说得不够明白，引起先生的不理解，让他觉得我在理论上过于繁琐。但我的诗歌实践，先生是予以肯定的。

    我的第一部译作《涅克拉索夫诗选》初稿完成后，我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系。那时诗人彭燕郊先生主持“诗苑译林”丛书的编辑工作，出版社里和他协作的是杨德豫先生。从那时起，我就和老杨建立了友谊。

    老杨本人是有名的诗歌翻译家，而且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就是古典文学名家杨树达先生。老杨做人极为低调，这套丛书的具体编辑工作，他做得最多，但只由彭先生挂名，外人并不知道老杨付出的劳动。他比我年长，按他的说法是“大了半辈”，因此他总是从老师和朋友的角度关心我。他是一个直率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当面彼此夸过对方译得如何好；但他了解我，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他是卞之琳先生器重的人，也经常把先生的关怀告诉我。

    1984年6月13日，老杨在信中说，卞之琳先生5月17日给他的信里提到：“北京译涅克拉索夫等俄国诗的较年轻人丁鲁，不但懂（杨注：指上文所谈的‘以顿代步’等），而且译得很好。”1985年，老杨又告诉我，先生12月21日的信中说：“现在丁鲁一本谈新诗律的稿子，写成了多年，还没有地方出版。他从欧洲（包括俄文）各种诗律谈到中国新诗律试验，提出的看法大致和我们顿、拍说相近，只是好像繁琐一点。”又说：“最基本的顿（拍）律是最简单不过的，而目前许多诗作、译者和理论家似还对此道并不注意。你们一些同志基此而作译诗实验，看来久而久之，会大有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生对老杨和我的关怀，完全是出于对诗歌事业的责任感。

    1987年，先生最后一次去香港讲学，就有关问题向老杨征求意见，老杨也通知了我。后来香港的《八方》文艺丛刊第八辑（1988年3月）发表了先生的文章，题为《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他说：“近年来国内翻译外国格律诗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屠岸、杨德豫、钱春绮、丁鲁等等的不少真像原诗的译品。他们相应遵循原诗的音（metre）韵（rhyme）安排，不但无碍而且有利于他们译诗的成功。”我又一次意外地看到我的名字被提及，而我只是个没有什么知名度的译者。

    为了纪念先生八十寿诞，社科院计划于1990年为他举办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一本书。书名原拟叫《卞之琳的诗歌成就》，先生不同意，后来定为《卞之琳与诗艺术》，由袁可嘉先生负责约稿。老杨鼓励我写文章，我的回忆文章《一个人，一件事，一种精神》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先生1989年8月10日给我的信中说：“现在读你的定稿，感到既回忆我们之间的交往也论及学术问题，似更合可嘉要求的规格。……你的《探索》一稿怎么样了？现在要出版这种书真不容易。”8月30日，老杨在给我的信中也说，先生在给我信的同一天也写了信给他，提到：“丁鲁文章写得很明快，既忆及他与我的一点私人交往，也谈及一点有关诗律的学术问题……似更合《成就》一书的规格要求。”

    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研究和介绍叶赛宁的高潮。在新筹建的《苏联文艺》杂志创刊之际，我的同班好友顾蕴璞兄得到机会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叶赛宁的诗歌译文。他把仅有的两篇版面让给我一篇，我得以第一次发表译作。以后由于该杂志编辑部的关心，我在那里发了不少诗歌译文。

    老顾和我的译作，很快引起诗人和诗歌翻译家邹绛先生的注意。邹先生是西南师范学院（即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负责人，在诗歌界资历很深。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单位有“圣人”之称，是一位极为正直、谦虚、为举荐晚辈不遗余力的人。1983年1月8日，邹先生通过《苏联文艺》杂志编辑部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他说：“从《苏联文艺》上读到你和顾蕴璞同志译的叶赛宁的诗，很高兴。……最近又读到你译的涅克拉索夫诗选，我认为你的译文很好。”后来他到了北京，又多次约我为他编的译诗集提供译稿。他负责的刊物创刊之后，还约我写了关于白话诗歌格律和诗歌翻译的一系列文章。

    1987年11月16日，他在信中说：“你的《说韵》一文我又看了一遍，的确有自己的探索和经验。杨德豫同志曾来信称赞过你译的叶赛宁。”1988年8月9日，他又在信中提到我写的《把握诗歌的脉搏》一文及我译的俄诗四首。同年，由于一个具体问题没有解决，他的一首诗歌译文卡在那里，在我设法找到答案之后，他在9月3日的信里甚至说：“你现在把它救活了。”

    1996年，邹先生还在做事的年纪，却突然病逝，这是我第一次震惊于失去熟悉的前辈。邹先生为人低调，心里只有工作、学术和诗歌事业。他像一座巍峨的青山一样，离得越远越显出其高大，令人仰止！这种邹绛精神和邹绛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好好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和彭燕郊先生认识，则是我到湘潭师范学院工作以后的事了。这还得从陈耀球兄的来信说起。耀球兄是彭先生在湘潭大学的同事，也是翻译俄文诗的。我们本来不认识，有一次他突然来信，不耻下问地提出一个涅克拉索夫作品里的问题，后来又和彭先生一起到我家来看我，我就这样和他们熟悉了。后来我才知道，耀球兄曾经和我在同一个中学学习，是我的高班学长，也是我父亲的学生。通过他，我又认识了研究普希金的张铁夫先生。

    彭先生也约我译了些东西，并给了我很多鼓励。1985年9月6日，他在信中说：“你译的╳╳╳集在我能读到的四种译稿中是最好的。”1987年5月9日的信中又说：“你译的╳选，我以为是可以称为日本人所谓的‘决定版’的，你说还要改，可见你的认真。”

    诗歌翻译家王智量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是《奥涅金》一书的译者，听说他看到我译的《奥涅金》之后，就一直想见我。20世纪末我们一起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他才知道我是他的学生。1953年，他和几位年青教师刚开始在北京大学俄文系工作，我们班就是他们的第一批弟子。后来我就经常打电话问候王老师，他也经常给我以鼓励。

    诗人和诗歌翻译家屠岸先生的名字，也是我早就知道的，因为他曾经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也用白话格律诗体来译诗、写诗，而且和卞之琳先生很熟。认识他，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不久后，我寄了自己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向他求教，我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

    除翻译外，我写诗不多，发表得更少。我并没有刻意想当诗人，只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有所感触时写一点。后来为了用诗歌实践来印证我的理论探索，打算选一些出个小册子，就想请屠先生写序言。屠先生看了我的稿子，除了提出一些意见外，还对我的创作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比如他在2010年7月15日的信中说道：“您的《归来（商籁）》组诗八首……我觉得写得好。虽然有严谨的格律，但诗中的情思没有受到束缚，不但没有受到束缚，反而在一定的规范中有序地、有起有伏地、有张有弛地奔流腾泻，读者读着，只觉得被一种深邃沉郁的情愫紧紧地吸引了。现在写这样的白话格律诗的人很少，您是少数坚持者中的一位。我认为您的这种坚持精神很可贵。”在2012年为我的诗集《风之歌》所作的序言中，屠先生说：“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些新格律诗人们来，是为了要归结到一点：丁鲁，是当代一名新格律诗承前启后的翘楚，甚至可以说，集大成者。”他的这个评价，我是担当不起的。只是从和他的书信和电话联系中，我多次感到他很为白话格律诗的传承而忧虑，想寻找“承前启后”的人而不得，就提到了滥竽充数的我。

    2010年，我的《探索》一稿经历30年之后，终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以《中国新诗格律问题》为名出版了。诗人浪波先生在2011年1月18日给我的贺年卡中说：“就我阅读所及，这样全面、深刻地探讨新诗格律的专著，真是新诗体建设的开山之作，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对诗歌界太重要了！”诗歌理论家李元洛先生2016年也在他的专著《诗美学》修订版中说：“丁鲁此书，是近些年来少见的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新诗格律的重量级学术著作。”

    他们的肯定，只是由于书中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又少有人涉及。其实这本书还存在重大缺陷。书中目录的英译文就是仓促间请人拟的，此外还有两个大毛病：第一，写作时间太长，概论没有很好地针对当前现实；第二，节奏的理论阐述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洋影响。

    为我彻底纠正第二个缺点的是我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同事、音乐理论家杜亚雄教授。他指出，这个缺点的根源还在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音乐界）自“五四”以来一直遵循西方的节奏论述，节奏理论的民族化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他的指教解决了我在诗歌理论上的一个大问题，使我得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也为这本专著的改写提供了理论支持。

    我始终坚信：一、只有内容没有形式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诗歌也是如此。二、不论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都应该研究诗歌形式。三、旧诗和新诗之间是有断层的，除语体（文言、白话，即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不同之外，还表现在诗歌形式上。文言诗是格律诗；新诗目前主要是自由诗，但应该有格律诗，也可能有格律诗。四、有利于表现激情，确实是自由诗的一种长处，但不能将其绝对化；格律诗也可以表现激情。若将诗意的自由与诗歌形式的自由绝对等同，则必然将内容、形式混为一谈，产生逻辑混乱。五、诗歌形式主要表现于语音，格律诗和自由诗都应该重视语音的美感。六、所谓格律，应该既有严整的一面，又有灵活的一面，不应成为生硬死板的教条和束缚舞者的镣铐。七、不上口、不容易背诵的诗，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其作者也不可能成为大诗人。不论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都是如此。

    我主要是搞俄诗汉译的。40年来，我译了俄罗斯一流诗人普希金、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叶赛宁等人的选集，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还有世界三大寓言家之一的克雷洛夫的寓言诗全集。为了较全面地对诗歌理论进行实践，我还在英诗汉译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译文方面作了一点尝试。前者是译出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稿本），后者是和同事吴广平教授一起把楚辞翻译成了白话格律体，而这也是郭沫若先生重视的工作。2014出版的《白话格律楚辞》一书，就是我和广平合作的结晶。他是楚辞专家，没有他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这样，我在诗歌理论、创作、翻译三方面有了一个统一的、综合性的成果。但我的诗歌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素养不够，之所以能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只是由于诗歌界长期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方面的研究。至于创作，我写得也不多，因此我始终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译者。

    跨入本世纪以来，诗歌界和诗歌翻译界老一辈的玉树凋零常令我感慨。

    卞之琳先生是2000年去世的。去世前不久，我给老人家打过一个电话。他的声音已经很苍老，可他还是细细地谈了半天。我怕影响他休息，最后只好遗憾地道了别，没想到不久之后先生就去世了。我难过了很多日子，这当然是由于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但不能不说也是由于诗歌界失去了一位“五四”以来的巨擘。在中国诗歌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当下，我们太需要先生的声音了！

    彭燕郊先生去世之后，杨德豫先生也在2013年初走了。老杨不仅给我帮助最多，和我联系和讨论诗歌方面的问题也最多。只要对我的某个观点有疑惑，他就会马上向我提出来。但他又是一个发表观点极为慎重的人。我知道，在我和卞之琳先生的一些不同看法中，他除了有些方面同意我的意见之外，对我的某些说法也是存疑的。在他病重住院后，有一次我打电话问候，他突然说他读了我写的《问题》那本书。“你对语言学也很有想法啊，”他说，接着却没有再讲什么。我想，他是已经认可我的看法了吧？

    后来，耀球兄和比我年轻的张铁夫先生、沈用大先生也走了。

    在屠岸先生走了之后，我更加为白话格律诗界学术权威的不断殒落而悲伤。虽然许渊冲先生、王智量先生，同辈中给过我许多帮助的朋友冯春、杜亚雄、刘烜、李元洛、黄杲炘、万龙生、赵振江、谷羽、陈训明等先生和我的老同学顾蕴璞兄、李毓榛兄，以及许多不熟识的前辈和朋友们，都在继续关心诗歌翻译工作，然而青黄不接的现象确实已经明显起来了。先天不足的中国白话诗歌何时能成长得更壮实？

    当然，“江山代有才人出”总是自然规律。但愿天公不拘一格，普降人才，佑我中华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