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创作最大的快感，是偶然成了必然

    冯骥才喜欢每天走进书房那一瞬的感觉。他总会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话：“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书房顺其主人，各有风格与性情。”冯骥才说，他的性情自然而然地渲染着书房处处，无不显现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兴趣、审美。在那些满屋堆积的图籍、稿纸、文牍、信件、照片和杂物中，当然一定还有许多看不明白的东西，那里却一准隐藏着作家自己心知的故事，或者私密。所以，冯骥才说，世界有无数令人神往的地方，对于作家，最最神之所往之处，还是自己的书房。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

    “自从我写小说，此地的人物就会自个儿钻出我的笔管，然后一个个活脱脱站出来，独立成篇；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篇小说，反过来一篇小说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比如《俗世奇人》就是这种写法。”冯骥才喜欢这样的写法。好比雕工刻手，去一个个雕出有声有色有脾气有模样的人物形象。小说成功与否，往往要看掩卷之后，书中的人物能不能跑出来，立在书上。近两年，重返文坛的冯骥才创作势如破竹，去年推出《单筒望远镜》《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今年一月，冯骥才先后出版《俗世奇人》（叁）、《书房一世界》《俗世奇人全本》，更不用说散落在各出版社的《世间生活》《万物生灵》等各种散文著作。他以精炼的文字、鲜活的人物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为读者奉献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重返文坛，要在充满了情感、想象力爆发的时候写

    中华读书报：这些年做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重返文坛，您的创作爆发力还这么强，为什么？

    冯骥才：我六十多岁的时候，下着大雨还往村子里跑。现在平原上的村子还能进去，岁数大了，膝盖没有力量了，走不了太长的路，在书斋里的时间多了。五十多岁时开始文化遗产抢救，二十多年来我在祖国大地四处奔跑，我见了大量的人、各种生活情境，这些东西全在我心里。真正的生活是不经意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升华，变成写作的素材。我特别赞成周总理说的那句话：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中华读书报：《单筒望远镜》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您曾经谈到这部作品是突然浮现在脑海中、不得不写的一部作品。

    冯骥才：2018年我在甘肃张掖开会，下午躺在旅店的床上歇憩。恍惚间，忽然一棵巨大的老槐树荫蔽下的老宅院像画一样浮现出来，一直沉睡在我心里的小说一瞬间神奇地苏醒了。我情不自禁抓过身边的iPad就开始写起来，返回的路上继续在高铁上写。写了两个月。

    中华读书报：创作速度快，又写得那么吸引人，这是怎样的状态？

    冯骥才：各人情况不同。有的人就是写得快，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构思是最重要的。想象是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讲，要在充满了情感、想象力爆发最顺畅的时候写。我不能一遍一遍磨。那样的写作太折磨人了。

    作家都是这样，有好些故事平行地在心里生长。疫情期间没出门，我想可以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结果两个长篇一起涌进脑子，我有一个冲动：两个都想写。有一天我忽然被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感动了，很偶然地进入小说想象的世界里去，就顺着思维开始写。可是另一个长篇的人物和细节也不停地往外蹦——一下子把你拉进去，就开始写了。这个状态是最舒服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如有神助吗？

    冯骥才：小说一般是写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人物就活起来了，不是你写人物，而是人物拉着你走。他们有各自的性格，非那样不行。你昨天晚上想的可能性，第二天忽然变成另外的样子。按这个线索下去，故事又变了。绝对不是想好了再写。和理论文章不同，我写了大量文化遗产的理论文章，都要安排严密的逻辑关系、论点、论据。其实创作最大的快感，就是偶然成了必然，必然成了偶然。这个“偶然”很有意思。

    中华读书报：《单筒望远镜》以一段跨文化的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书写一百多年前普通人所经历的灵魂深处的痛苦。欧阳尊、朱三、莎娜、刘十九……《单筒望远镜》中很多人物下落不明。是故意留给读者的悬念吗？

    冯骥才：有的时候是故意写谁也找不到谁。岁数大了之后，我有一种感觉，生活中有很多人，就是不见了。有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留给你意味深长的东西，像音乐，一种旋律被另一种的旋律覆盖。《单筒望远镜》写了一个短时间的战乱，和任何战争不一样。二战中德国人干什么，盟军干什么都很清楚。小说中的战乱，义和团不知道清政府干什么，清政府不知道洋人干什么，都是拿单筒望远镜看自己注意的一部分，甚至是看错了。多方面的混战，结局就是谁也找不到谁了。我一直在做中国口头文学研究，这一研究给我很深的影响，使我写小说注意吸取民间文学的优点，一是传奇，无奇而不传；二是有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必须把鲜活的人物留给读者。写义和团人物刘十九、三师兄、朱三等，就是用民间史诗与传奇人物的方法。

    中华读书报：在心里酝酿了那么久，《单筒望远镜》对您来说也没有什么难度吧？

    冯骥才：我虽然写起来快，改一般需要七遍。有三遍的过程要不断充实小说的血肉，使人物更丰满。小说要写得饱满，要有大量好的细节。有时候刻画人物，总要琢磨怎么样让他有特点、要用别人没有过的语言和方式来写。比如我写一个女孩两只眼睛不对焦，对焦的一只眼睛显得专注，不对焦的一只充满梦幻。怎么用准确的语言把不对焦的眼睛写准，这时候下的是慢功夫。我要把建筑的细节、质感，气氛、时间、感情、建筑的特殊性都写出来。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功夫下得最大。最后一遍是文字把关。我特别重视文字。小说是用文字形成的，文学性特别体现在文字上。文字必须讲究。唐宋散文最重要的一点是炼字。我写《俗世奇人》特别注重方块字。文字上讲究，读起来浅白，没有多余的字，这是修融的过程。第七遍结束，这稿子就干净了。但是很多时候给了编辑，我仍然要反复沟通：还有一个字得改改。这都成为习惯了，一个字不舒服都得改过来。

    中华读书报：《单筒望远镜》的小说结尾非常悲惨，看得让人落泪。

    冯骥才：我心里一直有个情结，就是庚子情结。对我来说，1900年的两件事，是特别重要的两件事：一是敦煌藏书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走，大量知识分子跑到法英把盗走的文物想方设法运回国。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后来我做文化遗产的抢救，就是受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首先要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敬畏之心；二是1900年7月13日八国联军对天津屠城，非常悲惨。我看了翦伯赞的、也看了外国传教士写的相关作品，但是没有人纪录这个日子。灾难是民族历史的重要部分，我必须要把历史写下来。我写的每一天都有真实的历史依据。我写了一家的遭遇，一步一步地写，写到家破人亡，写到绝望。他们是一个时代普通人物的缩影，也是殖民时代家国命运的缩影。这一笔，是历史浓重的一笔。写到庄婌贤与莎娜这两个女人的时候，我掉眼泪了。莎娜的死比小说里的描写还具体还惨忍，我实在不忍心往下写。

    中华读书报：《单筒望远镜》的故事简洁紧凑，是不是也在考虑读者的接受度？您一向比较在意读者的感受，不知这次反响如何？

    冯骥才：不管背景多复杂，寓意多深，我要用人物的命运说话，我要讲好这个单纯、美好又悲伤的情爱故事，并让读者一口气读完。要把这么多的内容和这么庞大的事件，放进十几万字的篇幅中，只一个单筒望远镜作为意象不够，我用了侧写、空白，让读者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来，作品才有丰富的可能。

    再也没有比单筒望远镜更能表现早期中西之间文化的误读了。单筒望远镜是挤着一只眼看，有选择地看。在小说里，所有人都用单筒望远镜来看对方。女人眼睛里的男人永远不是男人眼睛里的男人。欧阳觉和莎娜用它彼此寻找美好；天津人和租界的洋人彼此用它相互猜疑；所有人都从不同立场看义和团。义和团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说家不负责解释生活，但要把自己发现的生活的真实告诉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认知，自己去判断。

    原来我认为读者会对莎娜和欧阳觉之间的奇异的感情好奇，没有，他们更多关注两个女人的遭遇。我高兴地看到读者关注到这两个女人。这是更重要的人物。历史时代是遥远的，年轻人对义和团的认识还是有很多偏差。他们会觉得读起来痛快，更深的地方是不是能理解，我不是特别清楚。

    我最关注的，不是作品刚出版的轰动，是作品能否再版。作品的生命是从第二版开始活的，它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现在看鲁迅的《阿Q正传》，领会得越来越深刻。有人认为电子时代出版没人注意，不是。只有拉开一段历史时期才能真正检验好作品。

    再出《俗世奇人》，写作最好的状态是信马由缰

    中华读书报：奇人辈出，您还要继续写下去吗？我看到作家出版社推出《俗世奇人》（叁），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俗世奇人全本》。这是和《单筒望远镜》完全不同的笔法和语言。

    冯骥才：我在《单筒望远镜》的审美上，不追求地域性。叙述语言中没有主动放进去天津话的元素；在《俗世奇人》中追求地域性，我在写作中找到一种语言，不同于我写其他作品的语言。即在叙述语言中加入了天津人的性格元素，诙谐、机智、调侃、斗气、强梁等等。这是《俗世奇人》独有的。我用这种独特的语言写东西很上瘾，瘾一上来，止不住时就会写。用这种语言写作时常常会禁不住笑出声来。

    写作人都是性情中人，最靠不住的是写作计划，最好的写作状态是信马由缰。

    中华读书报：按上述所说，我基本能理解续写《俗世奇人》的缘由，大概也是这些奇人主动冒出来找您的。

    冯骥才：《俗世奇人》的前两本，已经为天津奇人搭了一个台。再有奇人冒出，自然一个个蹦上来，都想在台上演一演自己得意的故事。这些人物个个标新立异，又执意太强，叫我不好谢绝。只好来一个写一个，不知不觉又是十八篇。

    在写作《俗世奇人》时，我强调人的性格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每个人的个性，一种是地域人的共性。我钦佩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把中国人的国民性当做阿Q的个性来写。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天津的地域性格？

    冯骥才：天津这地方自有特别之处，寻常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者，往往就是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这些人物的身上融入了当地百姓的好恶，地域性格深藏其中。地域性格是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对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

    中华读书报：小说里有您自画的插图——能随心所欲用笔画出心里的人物，应该是很享受的过程吧？

    冯骥才：雨果、萨克雷、马雅可夫斯基等，很多作家给小说画插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作家擅长画画；会画画的人，总是情不自禁把自己脑袋里的形象画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有的作家很在乎书的形态和美感，比如鲁迅先生，给自己写的编的不少书设计过封面。

    我为自己小说画插图全然是出于一种兴趣。有时小说写完，人物还在脑袋里活灵活现，禁不住画了出来。这部小说本身带着一种幽默，很适合用我擅长的漫画形式来画插图。

    中华读书报：日本的纳村公子也为《俗世奇人》画过插图。

    冯骥才：他画得不错，但别人画的是他们心里的《俗世奇人》，我画的是我的。这些人物是从我脑袋里生出来的，我知道他们脾气禀性。我在天津生活了一辈子，了解天津人骨子里的那股子劲，那种逞强好胜，热心肠子，要面子，还有嘎劲。我画，更是要表现这些东西。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俗世奇人》还是《单筒望远镜》，您的小说都特别有画面感。是画画带给您的优势吗？

    冯骥才：画画绝对是形象思维。我写小说时，习惯把脑子里的人物随心所欲地画在稿纸或草稿本上，因为总有一些人物从一堆堆文字中探头露脸儿。那是我想象中小说人物的模样。我最完整的自绘插图本除去《海外趣谈》，再有就是人文社出版的《俗世奇人》，也是每篇一图，多为人物绣像，算得上是绣像本呢。

    书房，一个一已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中华读书报：看完《书房一世界》，最让我感动的是和友人的交往。《三老道喜图》趣味盎然，吴祖光、丁聪、黄苗子的真性情跃然纸上，《唐罐》背后是您和贾平凹的友情。写这些文章，一定唤醒了很多记忆吧？

    冯骥才：写完《俗世奇人》第三本之后，创作兴致特别高，特别想写东西，但是我认为必须要换一种写法，不能再写小说。我忽然觉得，为什么不写写自己的书房呢？书房是作家精神的工作室，书房里的一切都是精神的载体，人生的痕迹、重要的细节都在其中。很多东西待了很多年不觉得，拿出屋子就不舍得，可能就是岁月和情感的积淀。

    我有写作的冲动。一写就没停，两个月写了77篇，我停下了。因为我去年正好77岁。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应该是另外一篇，是和冰心的故事。有一次到冰心家里给她过90岁生日，我进门先给她磕了个头。因为在这之前，她有一次电话里说，你也不来看我。我说：“下回您过生日我去！”她开玩笑说：“你光是嘴把式。”我说：“过生日我给您磕头！”

    冰心送给我一张卡片，正面是金色的“寿”字，背面是她写的一句话：没有爱，便没有一切。卡片印了一百张，每张上都标着号。当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拿到纸片一看是77，随口说，我将来要活到77岁。冰心先生说：“你胡说，怎么能说这话！”然后她在77的数字上画了两个弯，变成了99——冰心先生是希望我长寿。这张纸片，也在冰心送我的一本书里夹着——只是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书稿已经给出版社了，没来得及收进去。

    中华读书报：每篇文章都饱含深情，纯粹美好。但是您的文字和感情又都很节制。是不是留白？这是您一贯主张的文学观吗？

    冯骥才：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留一部分给读者。一个作家或者好的文学艺术品，要有一些空白给读者。树上的一个果子在什么位置好？一摘一把不是好的，是通俗小说；如果跳不起够不着，是故作高深，也不好；稍用点劲儿就够着了，给读者一点成就感最好。

    国画里有很多留白，比如用鱼的动态表现水；上面是山下面是树，中间就是云；再比如京剧里的进门出门、过桥、骑马，其实什么都没有，都是把想象力留给观众，看起来有快感；唐宋八家的散文古诗，“老树枯藤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也是把空间留给读者。这是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不要写尽，给读者一些意境，一些滋味，一些倾听，不把读者当懒汉。但是特别好的细节要写出来。

    中华读书报：您特别注重细节。

    冯骥才：细节是生活的金子，也是文章的支撑。必须有足够数量的、特殊的、独特的、叫人能够记住的细节，才能把每个段落的文字都写结实了，有艺术质量，篇幅虽短，但份量足够。

    中华读书报：有相当的笔墨写一草一木一鸟一虫，皆有情趣。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为什么您对生活仍有如此多的善意和热情？

    冯骥才：艺术家就是把苦难炼成金子。我曾在韩美林的一次画展中讲，生活把苦难给了艺术家，但是韩美林给人的东西总是真善美，充满阳光。艺术家工作的本质，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艺术家是点燃人们心里的火，是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太阳是黑夜下的蛋。搞艺术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包括空气、阳光、风，一定对这些都是敏感的，触动他们情感的，才能从生命中流淌出艺术的本质，而不是人为刻意。

    中华读书报：作品短小，但意寓深长。《北川的中学课本》让人心疼。《流血的双鹰》中的反思令人感动。生活中您也一定是善良、温暖的吧？

    冯骥才：举个例子吧。70年代，我坐火车去北京出差，火车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人，很闷热，有个年轻人要把车窗打开，可是坐我对面的老太太不允许，因为风口正对着她。后来商量着只打开十公分。一会儿，老太太睡着了，风正吹在她的胸口上。我没有别的办法替她遮挡，就拿出一本书打开看，打开的书可以为老太太挡风。老太太睡了一路，我举了一路的书，手都被风吹麻了，麻了很长时间，不得不去医院。医生问明情况，说我太傻。可是对我来说，这么做是本能。搞艺术的人，骨子里很坚强，心一定是柔软的，都有悲悯之心。

    中华读书报：《扁担》一文虽短，既能看出您和笔下的挑山工的深厚感情，也是作家现实主义的最佳呈现。散文《挑山工》自1983年入选语文课本，已成经典。为什么您又花那么长时间跟踪完成《泰山挑山工纪事》？您如何看待现实主义写作？

    冯骥才：我的书里有荒诞的内容，也有现代小说，我还写过一篇先锋小说《末日夏娃》，那纯粹是一个实验，不成功。哪怕写历史题材，我也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写法。作家还是要记录生活的时代，文学作品记录的功能是重要的，它要以人物的命运记录时代，让后代能看得见一代一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苦难，应该让后代看到真实的时代面貌。我不喜欢玩小说，不喜欢玩写作，写作对我来讲，是很庄重、很庄严的事情，是从心里流出来，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总让你惦着他们。

    泰山我去了不少次，每次都和挑山工接触。一次看到信息说挑山工是最后一代了，我就想到做最后一代挑山工的口述史。挑山工的历史很长，也是中国大山文化独有的风景，我想应该把他们的历史记录下来。那次去完之后不愉快。挑山工被承包了，半山腰有开发商，他们的条件不错，但是挑山工仍住在用木棍和草席搭成的窝棚里。我去他们的窝棚，看到他们怕被老鼠吃掉挂在木棍上的煎饼大葱。我为这事和泰山管委会提过意见，听说后来改善了，给挑山工盖了一些工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