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聪：作者与读者

    作品的存在意义要由读者来阐发，一部作品面对无数心灵，也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反应。王夫之《姜斋诗话》中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表达的也是这层意思。但如果过分强调读者的作用，把作者的“一致之思”消解在每个读者的各有千秋的阅读反应中，进而否定作品既定意义的存在和正确释义的可能，甚至断言作品的生命要由读者来赋予，这就不仅有悖于常情常理，甚至是近乎于傲慢了。

    写作-阅读系统并不像研究式阅读通常给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非此不彼的系统，而是可分可合的、诸多系统中的一个。读者无法逾越阅读而回溯到写作之中，如同茨威格所说，“由于我们不被允许与艺术家同时性地去经历他创作的那一时刻，唯一地只能试图事后去经历这一时刻”。但写作本身却可以先于阅读而由作者、作品构成另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也就是说，若阅读不存在，写作也存在，若写作不存在，阅读就真的不存在了。

    当然，从艺术即交流的社会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讨论谁也没读过，甚至没听说过的作品，而一部从未被别人发现的作品是否应当叫做“作品”也完全可以讨论。但无论它叫什么名目，那个凝聚了某个个体独特生命的文本是真实存在的，那些古往今来无以计数的私人日记、笔记、草稿是存在的，即使它们没有影响过第二个人，也确乎占据过某一个心灵和某一段时空。它们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在无人知晓的时候不存在，在从封闭状态打开的一瞬间才存在，在读者目光所及时才烁烁生辉。贝克莱一派哲学早已论证过物质虽然不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才存在，但它确实要依赖于某一个心灵才能被感觉到。但是涉及到心灵活动，一颗心灵隐秘的精神活动难道也需要由“别的一些心灵”的感觉来确定它存在还是不存在，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或如何存在呢？

    所以说，读者赋予作品以生命的说法有一个显见的缺陷，就是它至少忽略了一个人的生命──作者的生命。譬如二战中那本著名的《安妮日记》，假如它从来没有被从阁楼上发现，没有叫世人震惊，难道它真的会化为乌有吗？不，这段经历至少影响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刻骨铭心地存在于一个人的人生之中，多么沉痛非凡的人生！法西斯主义不仅杀害了一个叫做安妮的小女陔，也迫使她长期在极其狭小、恐怖的环境里冥想、诉说和渴望；这不仅是有形的史实，也是无形的心灵史；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遭遇，也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假如一个人的不为人知的存在不算存在，那要在多大范围内公诸于众，让多少人知道才算存在呢？假如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无足轻重，那要多少人的遭遇才值得引起重视呢？

    在写作-阅读构架中，写作必然被视为是面向阅读、导向交流的某种行为，但实际上，在作者-作品这一系统中，著书立说最真实的动机还在于内心的需要。蒙田曾问过自己：“即使谁都不读我的书，我用很长的空闲时间去整理一些有益而又有趣的思想，是不是就浪费光阴了呢？”他最后认定，写作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有助于“从本质上深入考究自己”的存在方式，那些纷至沓来的思绪如果不整理出来，就会不安分地搅动心灵。“与其说是我写书，不如说是我的书造就了我，书与作者成为一体，不可分离，它是我生活中的一员，而本身又有自己的领域。它不像其他书那样，需要涉及第三者，谈论陌生人。”

    写作在本质上是追求自身完美的艺术，读者也分享到作者的内心生活和体验。当某个人没有参与阅读，艺术对这个人就不存在，但它在作者那里依然存在，即使没有一个阅读者，艺术在创造过程中也存在。也许这样理解更为恰当，每个人的一点点创造性思考，都意味着人类整体精神生活的一点点进步和财富。无数看似无足轻重的个体生命，都会对他所处的时代有所触动，并且以我们不完全清楚的方式反映到社会生活层面上来，最终推动了历史运动的不断发展。这与其说是需要你、我、他认可的公众事件，不如说是从来如此的隐秘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