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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的最好年华在东北度过，记忆里存下太多的青春情愫，困顿中的绝望，超越泥泞现实的能量，难忘的当地习俗、人文风情，还有对原始森林的切肤好感。我至今仍会梦到那些时常从身边匆匆而过的獐子、狍子、梅花鹿、飞龙、雪兔。
■上世纪80年代是创作激情澎湃的年代，儿童文学的审美作用被重视，儿童文学不一定要有触目的理念，但它要用高超的审美手段来表达，来蕴含人类的所有情感和本质，揭示生活的规律，触及人心。
■我不是个“安分”的作家，在艺术上是一个追梦的人，不会拘泥于同一种写作方法或者风格，不重复，不造作，不满足写信手拈来的故事。1991年我创作《男生贾里全传》，最初的写作契机来源于一个男孩的远方来信。
■作为亲眼目睹、也亲自实践新时期儿童文学腾飞的一员，我把近40年的儿童文学历程大致分为话语时代、探索时代、趣味时代和多元时代，这之间有交叉，有重合，它们的递进无一不是巨大的阶梯。带着作者艺术体温和独特魅力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尤为可贵，成为众多作品中的脊梁和中流砥柱。
作为新时期以来最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评论界和读者对秦文君的关注，往往限于以《男生贾里》系列为代表、从而引发90年代“秦文君现象”的幽默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事实上，虽然秦文君的成长小说创作绝大部分都是现实题材，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她一直在不断努力超越自己，展现了丰富多义的内容表现和内涵呈现。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回归文学”，到90年代的“回归儿童”，再到新世纪的回归儿童文学自身，秦文君的创作与新时期儿童文学思潮同步，甚至堪称是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思潮的引领者之一。
从80年代质朴凝重的少年时代生活书写《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到90年代的少年成长幽默叙写《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到新世纪的对少年精神成长进行深度开掘的《天棠街三号》《逃逃》《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创作成果之丰，创作形式与风格之丰满灵动，让秦文君成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知青记忆与初登文坛
中华读书报：1982年，您作为知青返回上海，担任《巨人》杂志的文学编辑，处女作《闪亮的萤火虫》即出手不凡。现今回忆起来，黑龙江的知青生活，对您来说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怎样的缘由，让您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秦文君：文学是根植于创作者的记忆的，当然个人记忆与时代记忆是紧密联系的。
我有八年的知青生涯，前三年比较暗淡，有严重的水土不服症，浑身浮肿，住的帐篷四面透风，最冷的季节，帐篷里零下40多度。所做的工作是冬天伐木，夏天养路，直到如今，说起来，记忆深刻的画面中有夏天黄土飞扬的土路，大瞎蜢和小瞎蠓，冬天白色的雪路，寒冷和无时不在的饥饿。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冬天伐木，深入密林，进入大兴安岭真正的心脏，支撑我的是从书籍里获得的天然的乐观。
20岁，我被选拔到林区学校当教师，身体也慢慢复苏，这时看出去的世界虽有缺陷，也有了壮丽的美。寒冬过去，地域遥远的大自然构成一个沉静的世界，当地的森林，原住民，风，野果子，动物，帐篷，山涧的纯水呈现迷人的风情。很快我成了一个写信高手，在一种皱皱的、毛毛的、散发树木芬芳的原浆土纸上，给远方的亲友们写信。
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闪亮的萤火虫》1982年发表，第二年出版了姐妹篇《别了，远方的小屯》，都是在我离开东北，回到上海后有感而发、通宵达旦写的小说，它们决定了我以后专为儿童和青少年写作。这两本最初的小说写儿童天性、生存权利，对童年的再发现，也追忆了知青生活的后五年，和当地孩子朝夕相处的生活。主人公是一个身世凄苦的可爱男孩，折射普遍的人性。
八年的最好年华在东北度过，记忆里存下太多的青春情愫，困顿中的绝望，超越泥泞现实的能量，难忘的当地习俗、人文风情，还有对原始森林的切肤好感。我至今仍会梦到那些时常从身边匆匆而过的獐子、狍子、梅花鹿、飞龙、雪兔等。记得一次我独自穿行密林，竟邂逅了一只同样独孤的棕熊。原始森林里行云流水的生活以后可能会写，也可能不写，作为私藏，自生自灭。
80年代的情感印记和审美书写
中华读书报：80年代，您创作出了多部让儿童文学界一致叫好的作品，包括《少女罗薇》《四弟的绿庄园》《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等。这些作品，大多是以您人生经历中熟悉的生活为背景创作的，叙述视角是回忆性的，带有深切的情感的浸泡。您善于以一种自然从容舒缓但又极富故事性的叙事方式，处理和书写成长岁月中破损和缺失的成长体验。回忆这个阶段，您大致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以儿童文学的视角写下这一系列作品，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秦文君：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我相信感动自己的作品，才有可能感动读者，在心动的状态下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这个阶段，我笔下有男孩夹在学业繁重的象牙塔和人情复杂的市井间，对人性的思考和寻找，也有因为城市化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孩子，面对充满古老神话色彩的乡土文化，和刺激新奇的城市文化，人生轨迹的改变；但更多的是写女孩为主体的小说，《少女罗薇》《我做女孩》《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开心女孩》，最终呈现社会新形态和传统文化力量共存的社会里，女孩们的抉择奇妙而复杂，她们如何积蓄对世界的独特认识。记得我写《十六岁少女》时几乎是疯狂的，那时刚怀孕，我先生被公派到新加坡一个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把食物和水都买好，窝在家里写。那是一间很小的书房，我把窗帘拉上，电话线拉掉，钟停掉，感觉笔停不下来，生怕一停下来会遗漏了。就这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18万字的《十六岁少女》。这些书也让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中华读书报：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记，人文主义复兴，文学回归文学本身。在这一时期，刚刚从政治话语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带着对自我文学创造与美学革新的强烈渴望和热切期盼，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儿童文学美学的当代化浪潮之中。您是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如何描述那样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的生活，这个时代对您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秦文君：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时代变迁，话语时代的文学失去凌厉的势头，艺术追求提到议事日程中来。
那是创作激情澎湃的年代，儿童文学的审美作用被重视，儿童文学不一定有触目的理念，但它要用高超的审美手段来表达，来蕴含人类的所有情感和本质，揭示生活的规律，触及人心。儿童文学在表达方式上也许会倾向单纯、有趣、神奇，但内在写的是全人类的情感，人性的感受，也可以说是来自于作者内心深处的声音。在那个阶段，我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意识到儿童文学创作不取决于单一的写作能力，不仅取决于技巧、聪慧和知识，还取决于天性的特质。审美、才华、天赋，是最稀缺的资源。有才的作家，寥寥几笔，拙朴天然的表现就已然很美，有时好过挖空心思的写作。那时候我最向往拥有神奇的写作能力，不在意深度的眼镜、清贫的生活。
这阶段，我出版的《十六岁少女》《四弟的绿庄园》，为我之后创作《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小青春》等铺垫良好的写作通途。
90年代的文学生活和《男生贾里》
中华读书报：90年代初，您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等一系列带有轻喜剧风格的校园文学作品，在90年代即单册作品销售上百万册，形成了儿童文学文坛的“秦文君现象”，也引发了一种写作风潮和一系列的模仿者。《男生贾里》系列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横空出世”甚至成为了9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同义词”，是否超出了您的预想？
秦文君：完全没想到。《男生贾里》初版只印2000册，感觉是拖累了出版社，想不到日后会重印数百次。后来我续写《女生贾梅》，初版也只印5000册，又写了《小鬼鲁智胜》等，构成“贾里贾梅大系”，这个系列前后写了十多年，因为“追剧”的小读者来信来电不断。8本书的故事和人物互有交叉，往往同一事件不同的主角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人物关系图谱与纵横交错的事件脉络，带来多样而立体的阅读观感。贾里有一颗勇敢的心，贾梅有一颗浪漫的心，我想或许这是贾里贾梅能够一直被孩子们喜欢的原因。读者的反响很多元，有的喜欢双胞胎兄妹的斗智斗勇，有的喜欢男孩和女孩的对抗，有的喜欢贾里的机灵、调皮，有的喜欢鲁智胜的想入非非，喜欢刘格诗的倔强不羁，有的喜欢小说幽默而淡定的文风，有的喜欢轻巧独特的叙事方式。所有的评介都令我得意，心情有如朋友在滔滔不绝地夸奖我家孩子。
中华读书报：由此要提到的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的创作的题材选择和美学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记得您当时率先提出了“感动当下”的审美目标，并在此审美目标的指引下，开始尝试以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为孩子们写作。如何看待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的必要性？
秦文君：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作家，我提出作品要感动今天的儿童，是倡导作家走近儿童，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展现儿童的所思所行所想。想要越过年岁的距离，让今天的孩子接受作品，必须先理解他们，洞悉孩子内心的柔软、敏感与坚持。“感动当下”和追求永恒不矛盾，或者说，感动当下意味着现实的担当。
儿童文学有两个翅膀——现实主义和幻想世界，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一向较强，幻想文学创作相对薄弱。儿童对魔幻类作品有着天然的向往，我感觉中国儿童文学未来面临的最新阶梯，也许是幻想时代。
有着东方审美、世界表达的幻想类作品一定要崛起，这能造福儿童读者，也令我们的儿童文学活跃而多元。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创作美好而重要，但幻想类作品也可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飞起来”，像长了翅膀一样，带给小读者这种“飞翔”一般的感觉。大约有10年了，我关起门来尝试写了幻想作品《王子的长夜》《小鸟公主》《变形学校》，还策划了《小熊包子》系列。或许这也算我的不安分，也算另一种意义上的试图“感动当下”？
中华读书报：《男生贾里》系列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市场反响，评论界在肯定该系列首次以小说的形式，对儿童文学“游戏精神”和“趣味性”这一美学理念进行文学实践的同时，也对其人物塑造的相对单调，以及艺术内容的相对贫乏进行了批评。您是否认可这些批评？从另一方面而言，又如何看待《男生贾里》系列的必要性和时代性？
秦文君：新媒介兴起，孩子的接受方式开始变异，小读者的呼唤是，要有悬念的故事，要有趣味的角色，要求轻盈快乐的阅读。于是游戏精神和儿童本位的呼声得以高昂起来。
我不是个“安分”的作家，在艺术上是一个追梦的人，不会拘泥于同一种写作方法或者风格，不重复，不造作，不满足写信手拈来的故事，希望寻找较完美的艺术方式，发现被大多数作家忽略的视角。1991年我创作《男生贾里全传》，最初的写作契机来源于一个男孩的远方来信，那种起因包含着太多的偶然内核，也是我一改“戏路”，寻求一种明朗诙谐地表述人物心灵的途径的尝试。
这部小说在当时比较凝重的儿童小说创作风气之中显得“另类”，后来的续集《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贾里日记》《贾梅日记》等，有的几乎是在10多年后续写的，10多年的生活真是天翻地覆。我从人物性格上来接，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但尽力在艺术上“无缝”。“贾里贾梅大系”现在有8本书了，至今仍很受欢迎，每年像新书一样印很多，没有小读者觉得“隔”。孩子的喜欢是重要的，但儿童文学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艺术创新和保持纯净。引发人类心灵的共鸣，是文学最大的魅力，不能为了作品的“时态”就丢失最宝贵的永恒。我感觉，要做到把生活里的东西羽化成独特的艺术。“男生贾里”的独特性，在于显示的叙述能力、对人的描摹、情景描写、价值判断、美感、语言魅力等，以及在当时的情境下，探索对大型儿童文学叙事的举重若轻的能力，这是开创性的。
中华读书报：应该说，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儿童的主动接受和消费行为成为影响童书市场命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么，在您的记忆中，90年代的文学生活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客观看待这种变化？
秦文君：中国儿童文学多少年来一直是谦和低调的，像一朵无名的花，默默生长，从不自卑，从不自傲，孕育着自己的果实。
作为亲眼目睹、也亲自实践新时期儿童文学腾飞的一员，我把近40年的儿童文学历程大致分为话语时代、探索时代、趣味时代和多元时代，这之间有交叉，有重合，它们的递进无一不是巨大的阶梯。其中，带着作者艺术体温和独特魅力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尤为可贵，成为众多作品中的脊梁和中流砥柱。
多元阶段，文学的思潮变化对我影响不算大，我的人生晋级了，成为一个女孩的母亲，我醉心于跟随她体验“第二次童年”。追踪她的成长，我写了大量的母亲日记，领略到儿童精神层面的丰富性，甚至为此重新审视了之前几年所收到的大量的小读者来信，那些敞开的心扉，人之初的忧患，神奇的想法，多元的审美趋向，让我深有感触，仿佛到达一个非常幽密的花园，这些对我来说无比珍贵，它们打开童年繁复而缤纷的密码，给我很多失而复得的启示。
这次升级，让我执着于对儿童精神成长的探索，这在后来令我自豪的《小香咕系列》《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小丫林晓梅》等书中可见一斑。我力图对女孩做出精妙的有意思的诠释，通过写作找到遗失的天性之美，能够得心应手地找到灵感、故事、情境、细节、路径，并抵达内心深处。
纷纭新世纪和“经典写作面向”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位勤奋而且对自我有着极为严格的超越要求的作家，新世纪以来，其实您创作了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品，非常可惜的是，它们并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评论，往往被淹没在《男生贾里》系列之后。其中，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您创作于新世纪的作品是，《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天堂街三号》《逃逃》等。这些作品中，您一洗《男生贾里》系列喜剧化的写作风格，注重人性的深度开掘，我也曾在一篇评论中认为，这些作品具有了“经典写作面向”。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无一不在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可否视为您的一种回应？
秦文君：从《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天棠街三号》《逃逃》，到后来的《云裳》《宝塔》《云三彩》《小青春》，创作上几乎是“一书一风景”，但同一阶段，我间歇也写了《小香咕全传》这样的系列作品，并不是刻意的、人为的要拉开跨度。我的写作常常是激情化的，非写不可的时候会通宵达旦写，爆发式的。创作不走捷径，不扎堆，是创作成熟的标志，也成为我的信念。我写作特别遵从内心，不会为证明什么而改变写作航向。谈不上高远，一路过来，很是不易，但我总是觉得，保持对艺术创新的渴求，或许能走远一些。为抵达梦想的境界，乐于磨练笔力，开拓创作格局，或许也在间接地为自己寻求永不倦怠的写作的良方。
中华读书报：这些作品难能可贵的是，您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倾力于生活本相的揭示的同时，更为重视对儿童心灵和精神成长层面的深度开掘。在写下这些作品的时候，您的创作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秦文君：这个时代涌现太多的新事物，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进行过滤，寻找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这太有难度了。“瓶颈”会冒出来，考验作家在信任真实的世界之余，如何采用儿童乐于接受的方式，将其羽化成灿烂的艺术。
中华读书报：或者可以说，从80年代质朴凝重的少年时代生活书写《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等，到90年代的少年成长幽默叙写《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再到新世纪的对少年精神成长进行深度开掘，您个人的创作观是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您在创作上一再寻求自我的超越与突破？哪一个阶段的创作成果，是您最为珍爱的？
秦文君：对于我而言，都是峥嵘岁月。我自豪的是，写了70多本书，文思依旧没有枯竭，头脑里常常会冒出想写的题材和故事，我把瞬间而来的奇思怪想和人物记下来，几个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我留存着，等待时间来发酵，轻易不敢拿出来，等它们从原本的粗粝中幻化而出，酝酿得有成熟的景象，或者人和故事呼之欲出了，我才开始动笔书写。
欢呼的，和警惕的
中华读书报：应该说，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这一勃兴势头体现在其创作、出版、接受、传播等各个环节，同时，这一文类的艺术手法、观念等事实上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拓展。那么，您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现场？什么是值得我们欢呼的，什么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秦文君：创作需要精湛的智性，神奇的才情，需要知识和智慧的积淀，需要潜心，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虔诚的修炼。但新的分化出现了，那就是商业化和娱乐化。市场的选择不会遵从文学特性，往往会走浅的娱乐至上的道路。消遣性的、模式化的童书因其门槛低，受到了市场的青睐。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市场向好，有畅销书的出版社多了，作品多的作家脱贫了，有的成为纳税大户，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但与之同时，要警惕社会风气功利化，大量速成的作品产生，冲击着儿童文学的创新含量和人文关怀。创新和个性的缺失是文学最大的危害，模仿之作多了，疑似“近亲”，急功近利，这不是值得自豪的现象。还有就是畅销童书一味走浅的趋势是值得警惕的，儿童文学再浅也要体现关于人和世界的玄妙之处，不仅描绘什么，还要隐藏什么。保持独特、新颖、丰富，也许是捍卫文学性的关键。
中华读书报：作为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我注意到您在创作之外的，大量的有力量的文学观点的阐述。这也让我坚信，卓有成效的文学创作必须要有成熟的文学观作为支撑。那么，尽管不同时代会对儿童文学发出侧重点不同的呼唤，但在您看来，儿童文学永远不变的根本价值是什么？它独立于成人文学之外的独特美学价值为何？
秦文君：儿童文学是寻找美、寻找幸福的百科全书，世上超越物质和功利的是信念和创造，儿童文学给人这样的光辉。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奇妙的故事和想象；如再挑剔一些，应该有新鲜又熟悉的美感，珍贵的艺术形象，经验价值，语言魅力，天然去雕琢的叙事，符合儿童天性，又能唤起感动；再有作者的体温和气息，独特的风格标签和独有体验，那就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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