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封城三记

    【封城】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下，法国仍然处在全民封锁的状态。三位著名作家撰文，或记录首都生活，或论证乡村写作，或直接对总统喊话。

    塔蒂亚娜·德罗奈：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五十八岁的法英小说家塔蒂亚娜·德罗奈（Tatiana de Rosnay）为《巴黎人报》写道：

    “星期五早上，在给关在家里的父母送东西的路上，一个警察拦住了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他戴着手套，没戴口罩。我也一样。他隔着老远，看了看我递给他的证明文书和身份证件，碰都没碰。他问我住在哪儿，要去哪儿。我提起年迈的父母时，他微笑着轻声说：祝你好运，希望他们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手机蹦出了消息。鲍里斯·约翰逊冠状病毒检测阳性。他是不是握了太多的手？他为此吹嘘过的。没过多久，他的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就宣布，他也感染了。女王的贴身扈从好像也被波及，我们心惊胆战。

    莉迪·萨尔韦尔：

    禁闭是作家梦想的写作状态

    七十一岁的西裔法国作家、2014年龚古尔奖得主莉迪·萨尔韦尔（Lydie Salvayre）在《世界报》刊文：

    “禁闭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悲剧性的，对作家会不会是机遇呢？这有没有可能是梦想中的写作条件，让作家得以另辟蹊径呢？

    “不管怎样，卡夫卡在给费利丝的信里就是这样设想的：‘我经常想，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带着我的书写工具和台灯住在一个大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有人给我送饭，饭只需放在距我房间很远的地窖最外层的门边。我身着睡衣，穿过一道道地窖拱顶去取饭的过程就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回到桌边，慢慢地边想边吃，之后又立即开始写作。’（引卢永华等译文）”

    萨尔韦尔继而讲了埃米莉·布朗特的乡村隐居、福楼拜每天十八个小时的精雕细琢、普鲁斯特在奥斯曼大街一百零二号用软木填缝的房间、荷尔德林的图宾根塔楼、康德每天走的同一条路和里尔克避居的杜伊诺城堡，然后写道：

    “我早已进入了一种自愿的禁闭，或是一种奢侈的禁闭。我像厌恶旅游业一样厌恶旅游。我每每带着痛惜，离开自己居住的村庄。所有的群体、所有的聚会，都让我忧心忡忡，甚至是——而且尤其是那些用心良好的聚会。我发现与最近便的邻居桑德里娜和卡门在一起，要比置身巴黎大多数的会客室更愉快，也更坦诚。恕我直言，我还有福克纳、斯特恩、帕斯卡、蒙田、尼采和别的人，在孤独中与我为伴。

    “但如果我假装自己的禁闭总是大大地利于写作，那就是在骗人了，因为禁闭并不能保证创作。（鲁滨孙像他落难的岛一样孤独，没有创造力。‘他把自己累死了，这个白痴，过去做庄园主时的行为在他身上重现了。’德勒兹这样认为，他觉得笛福的小说无聊至极。”）

    安妮·埃尔诺：

    人民不想再要明显不平等的世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发了七十九岁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所写的公开信，收信人是四十二岁的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总统先生/我给您写封信/您也许会读/如果您有时间。’作为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您可能会发现，这句开场白非常熟悉。这是鲍里斯·维昂的歌曲《逃兵》的开头，写于1954年，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之间。今天，无论您怎样宣告，我们都不是在战争当中：今天的敌人不是人，不是同类；它既没有伤害的思想，也没有伤害的意愿，它不知道国界，也不懂得社会差别，只是盲目地从一个人跳向另一个人，借以繁殖。不过，既然您一定要用这种军事术语，那么武器就是病床、呼吸机、口罩和测试，还有无数的医生、科学家和护理人员。然而，您治理法国以来，一直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警告充耳不闻，去年11月的一次示威游行中，有一条横幅，我们在上面看到一句话：‘国家一数钱，我们就得数死人’，这句话在今天唤起了极富悲剧色彩的共鸣。您宁愿听从某些人的主张，说什么国家退出、资源优化、流量调节——统统是技术官僚嘴里的行话，毫无实质，徒然把现实的水搅浑。可是看看吧，这些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的正常运作：医院、公立学校系统和数以千计工资低得可怜的教师；法国电力公司、法国邮政、地铁和国家铁道公司。在不太久以前，您称之为‘什么都不是’的人民，现在却成了一切，他们在继续清空垃圾箱、在收银台扫描货品、外送比萨，无不是为了保证生活的物质一面，这与知识的一面同等重要。

    “‘复原力’，指的是创伤后的重建，选这个词很奇怪。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总统先生，请仔细考虑一下此番封锁和失序带来的影响。这个时候正好可以用来质疑。用来渴望新世界。不是您那个世界！不是决策者和金融家们已经开始无耻地老调重谈、要人民‘工作再长一些’、每周干六十小时的那个世界。我们很多人不想再要一个明显不平等的世界，瘟疫已经暴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相反，我们很多人想要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的食物、医疗、住房、教育、文化——能够得到保障的世界，今天的团结局面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有实现的可能。”

    埃尔诺最后说，法国人现在有了维昂当年没有的自由，那个时候没有电台敢播维昂的《逃兵》。今天，她的信固然能够播出，但法国人的自由正在受到限制。她警告马克龙，人民决不会坐视这些限制变成永久的政策。（中华读书报记者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