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沉重与无奈

    智者的事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传播一种新的价值观或揭示事物的真相。宗教家、革命宣传家属前者。他们往往因时而兴，或于阴霾如磐处凿天一隙，或于风高云蔚时激尘万里，即便苦难然而悲壮，即便孤独然而荣耀，即便不为时代所推扬也为后世所追怀。历史学家无疑属于后者。无论是天人之际的旁通博贯，还是蜗角微尘的穷搜细寻，都是为了探索那坠落于时间的黑暗里、深掩在芜杂的记载中、纠缠于复杂的相互作用下的“客观”事实或关系——真相，即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状态。

    真相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快意和激情。有时它像云雾一样飘忽不定幻化无常，有时它像石块一样有体积、有分量、有杀伤力。它的妖媚善变会使追求者无所适从，它的乖戾无情会使痴迷者身心俱疲；有时它的丑陋会使人沮丧，有时它的沉闷会使人感到压抑，有时它的魔力会使人不得不悄然噤声。因而以揭示真相为职志的史学家从事的实在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尤其是当这真相巨大到没有翻转的空间、复杂到没有剖解的缝隙、不合时宜到即便正人君子也不怎么情愿正视的时候，其苦累烦难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

    即便只是浏览一下刘泽华先生这套三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人们也会为它那质实的厚重感所折服。如果耐心地读进去，相信读者会像我一样油然而生出一种精神上的疲惫感，一种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重：就像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广阔而喧闹的废墟上，且自己就是那废墟的组成部分。这时你会为作者的执着和坚忍而感动，因为他进行的是一项看起来凭一人之力永难完成的巨大工程，也因为在面对真相时他不得不面对的孤独和无奈：他的每一个结论都像考古家手中的文物，是一铲一铲地从历史的地层深处掘出来的，真实得难以反驳却往往令许多人无法接受。在一般人看来，思想的翅膀应该轻灵曼妙、随风远举，而在这儿却显得异常迟钝而沉重。为什么？我想，不仅是因为考索对象的巨大与深邃，也因为作者于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和愿望：除了真相的自我言说，还有批虚捣窾的剖析，入骨三分的针砭，情真意切的呼吁，欲说还休的言外之意。

    本书是迄今为止刘先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成果的结集。没有人会怀疑，这是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只是对这一里程碑的意义还需要深入究竟一番。这不仅是基于对刘先生学术成就的景仰，而且还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基于我们自己学术和精神的需求。可以说，这是一本国情白皮书，能使我们理解构成现实的背景和元素；这是一座思想的城堡，由此获得进入历史的途径和通向未来的出口，获得批判现实的阵地与武器。具体说来，它对当代学术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第一，它以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构筑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

    自从那种总体论的历史观与仅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历史的简单化方法淡出学者们的视野之后，国内学界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日趋支离、琐碎化的倾向。在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旗号下，人们致力于对衣食住行等具体社会现象的探讨，或者专注于对思想者和理论文献的个案研究，学术视野变得越来越狭隘。这不可避免地使学术研究陷入了无聊和沉闷之境，并且远离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从而丧失对社会历史之深层演变的解释能力。因而，当今历史研究迫切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宏观解释框架，需要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而这，自始至终就是刘先生学术研究的志向和目标。

    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规律性体现在大一统的王权主义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形态的演变机制上。因而，他从生产资料的分配入手，落实到授田制与军功制结合的历史实际，指出了专制王权产生、强化的途径与过程，为政治思想史的纵向把握提供了一条逻辑清晰的主线；从对“道”“天人合一”“中和”“君尊臣卑”等核心概念和“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君本与民本”等阴阳组合命题的解剖入手，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和结构方式，指出王权主义是其主脉也是其特质；从“臣民意识”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话”的产生、“尊君崇圣”理念的贯彻，谏议制度的实行、朋党政策的调谐等权力机制入手，分析了王权主义政治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种种表现形态。刘先生的最终结论是，专制王权是传统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和资源运作体制；而作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权主义”或者说“君主专制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和依据——如，作为其核心范畴的“王道”包含了“大公无私”“均平”“明君圣主”“清官”等理念，成为社会理性和道德的最高体现。

    刘先生没有对“专制王权”进行“善”或者“恶”之类定性评价，而是从本质上把它归结为一种原发性的社会秩序，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控制与分配体系，承认它的文化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对专制政治所内涵的各项要素，如以郡县制为特征的行政体制、儒道互补的政治理论与统治技术、以儒家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体系等等，也都作如是观：它们都是大一统专制王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评价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

    这样，用“专制王权”和“王权主义”这个框架，刘先生将传统社会从根子上提了起来，把宏观考察落实到了微观的理念分析上，实现了观念、制度与实践的贯通：由里到外地剖析了其结构，自始至终地揭示了其机能。这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在解析历史的同时，展示过去如何作用于现在，传统如何生成为现实。

    与此相适应，王权主义批判理论提出了一套切合中国传统的原创性研究方法，倘一言以蔽之，可称为实实在在的“历史的方法”。这里所谓“历史的方法”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一切由史实说话，把史料的辨析作为立论的前提——刘先生称之为“论由史出”；第二，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真实的结构关系和矛盾运动中判断和评价事物——刘先生概括为“在矛盾中陈述”；第三，在复杂的现实利益关系中判断和评价事物——刘先生由此归纳出“阶级—共同体分析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法”。其中最能体现王权主义理论特色的是“阴阳组合结构”阐释法，其要点是在一组阴阳互补的命题结构中对古人的思想和观念进行阐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偏好就某个观念或主张无限发挥。

    所谓“阴阳组合命题”，指的是相互约束、相互补充、相互说明的两个命题，构成一个完整陈述，当其中的某个命题单独出现时，需要回到这个结构中并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判定它所表达的真正意义。刘先生的定义是：“所谓阴阳组合结构，是说一个主命题一定有一个副命题来补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关系”（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思路》，《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他解释说：“我们的先哲几乎都不从一个理论元点来推导自己的理论，而是在‘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思维和阐明道理……诸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民本与君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等级与均平；纳谏（听众）与独断……在上述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

    “阴阳组合结构”是中国式的辩证法，是传统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思维范式。这种组合命题避免了因逻辑的无限推演导致的极端化结论（如基督徒关于上帝能否制造一块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之类的思辨），在专制王权理论体系内部预设了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又可以使持论者在不同的语境下根据需要有所侧重，因而它也是王权主义意识形态最主要的表达和修辞方式。它体现了传统政治智慧的中正和圆融，是打开王权主义理论奥秘的一把钥匙——既然古人是在这种“阴阳组合结构”中表述他们的意见和主张的，在研究他们的思想观念时，就应当复原他们叙说的语境，完型他们论理的架构，从而形成整体性的评价。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阴阳组合结构”符合了传统思维的建构范式和逻辑理路，使刘泽华学派在与对手论战时拥有了天然的优势，因为它激活并利用了历史自身的言说，能够更透彻地解说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内部各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更能有效反击新儒家种种断章取义或就某个论题无限发挥的论辩伎俩，像一面照妖镜一样使形形色色的附会和修饰之辞顿现原形。

    第二， 坚持了对现实的关切，捍卫了学术和思想的尊严

    刘先生强调，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作为人类自我反思能力的体现者通过考索过去理解当下和未来，应当珍重自己的使命并对现实发出自己良知的声音，这是思想的尊严所在。在本书总序中，他旗帜鲜明地说：“为了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为了从封建主义中走出来，为了清理自己，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下定决心，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把清理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对现实的关切是刘先生学术事业的缘起，也是他咀嚼不尽却难以倾吐的苦衷。

    上世纪60年代，先生开始从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因为他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政治史，不懂政治思想就难于触及历史的灵魂。1970年代末，在思想界熹微乍露的大背景下，他终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确认仅仅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历史的进程过于简单化，以阶级斗争特别是儒法斗争为主线图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则是十足的荒谬。于是，凭借重新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刘先生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率先打开了思想的突破口，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1990年代，新儒家从欧美港台走了进来，带来了“修齐治平”的新福音和由传统“开出”未来的美好设想。失意的天下匹夫们突然发现，躲进安全的“传统”里，可以救世救己两不误，于是纷纷入伙，“咸与维新”。刘先生却不为风尚所左右。他独处热闹和繁华之外，坚持用自己的考古铲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拷问，由此展开了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清算”。

    进入21世纪，在提升民族文化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下，新新儒家们像雨后蘑菇般从地下冒了出来，“儒教救中国”似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刘先生仍然是光荣的少数派。刘先生从来没有把谁作为争论和批判的目标，他只是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思考那些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可以说，他是在一个早已不属于启蒙的时代，从事启蒙时代理应开展却无暇顾及的工作：通过对过去的反省加深对未来的理解。他曾感慨五四运动的遗产并没有得到批判的继承，以至于直到今天“现代知识分子”仍然还是一个空洞得几乎没有分量的概念，直到今天传统还只被少数人用作博取利益的手段。百年来，我们在两个极端中摇摆：以弘扬传统的方式毁坏着传统，或者以反叛的方式继承着它。原因在于人们总想站在传统之外，凭着一种“革命”或“弘道”的激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它身上，却没有意识到传统正延续、并生成在当下的生活中，因而每一次群体性的、情绪化的“弘扬”或“批判”，都会导致社会价值的撕裂而走向其反面。所以，与其对传统顶礼膜拜或指手画脚，还不如去检讨我们所处其中的社会现实的结构和机制，弄清楚传统是如何生成并作用于现实生活的，从而明了既有制度实现人类理想价值的可能性多大、通向未来的出路何在，等等。因为传统不是“过去的东西”，它是作用于现实内部的文化生成之力。生活总是泥沙俱下，现实的利害关系、既存制度的惰性和惯性、群众性的狂热和盲从、权力的筛选与过滤等等因素，时刻局限、模糊着世人的眼光，因而没有对传统的批判就会丧失在过程中进行意义关联的能力，就不可能保持对现实的自信和警觉。

    大道隐而诈伪作。人们都热衷于做场面、趁热闹，却没有多少人愿意正视传统宿命般的局限性，正视现实转化的复杂与艰难。不知我们还要背着历史的重负前行多久？作为清醒的少数，在红尘深处，在人事繁华的边缘，刘先生努力保持着向上、向前的姿态，捍卫着思想者的权利和尊严。这三大卷的名山之撰就是他在孤独中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李宪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