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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与陈独秀约定其为北大文科学长。此事载于当时的书信和后来的回忆，但在这个场景中，蔡元培隐匿了比事关一校之兴衰的校长更为重要的一重身份——中华国语统一研究会会长。该会宗旨为“国语统一”，明言“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而蔡元培为北大聘人，更多地出自“会长”而非“校长”的考虑。
他的回忆显露了这重身份的端倪：“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按“大学理念”，无学术专业、学术成果、学术资历的陈独秀并非教授更别说文科学长的合适人选。本来蔡元培与一位医学博士商量北大文科学长人选就找错了人，而汤尔和推荐陈独秀的理由也十分勉强，是后者主编着《新青年》这份非学术杂志。这些杂志给蔡元培留下最深印象的或许是近来陈独秀与胡适等人讨论“文学革命”和“国语统一”的文字，所以他由此想到了陈独秀主编过《安徽白话报》，便决定聘他。这里的连接线是白话——蔡元培的《警钟日报》、陈独秀的《安徽白话报》及主张“文学革命”的《新青年》。
学长的任命须得教育部批准。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给教育部发去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函呈，并附上履历，称其“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些履历全是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的，而范源廉总长尽管对归国留学生资历审核极严，在1916年10月签署《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令》，要求“留学生留学毕业后，应将学业证送请监督验明”，但并未核实陈独秀的履历，两天后即任命他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对蔡元培聘他为文科学长的意图心领神会。他本来并不赞同“国语统一”，如1916年9月他在答沈慎乃时说：“国语统一，为普通教育之第一著。惟兹事体大，必举全国人士留心斯道者，精心讨论，始克集事……此时所谓官话，即北京话，乃属方言，未能得各地方言语之大凡，强人肄习，过于削足适履。采为国语，其事不便。”他说这番话，是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官员在报刊上讨论“国语统一”之时，而陈独秀此时显出“南人”对“北语”的抵制），倾向于“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的中间道路，因此当胡适提出“以俗语入诗”的“文学革命”时，他认为此事尚可“讨论”，胡适于是从“革命”退为“改良”，在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但与蔡元培“订定”后，陈独秀立即“激进化”或“北方化”了，在1917年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到5月答复胡适时竟称：“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让胡适大吃一惊，以为是陈独秀“老革命党”的脾气使然。对比一下国语研究会“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的声明，可知陈独秀此语来源。他发出的“革命之声”只是国语研究会的既定宗旨通过他的嗓子宣示自己而已。这与前文提到的“运动”的无个人面孔有关。任何一场“运动”中的个人都必须为一致目标而保留个人意见，否则“运动”就会涣散。在白话与古文上，作为个人，蔡元培与陈独秀一样持犹疑态度，主张“美术文”，但身为国语统一研究会会长，他必须保留个人意见。这是“运动”的没有个人面孔的群体意志对个人的裹挟性。
在中央与地方、南方与北方在任何事关“统一”的问题上都分庭抗礼的时刻，北京政府将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包裹成一种似乎由社会舆论推动而政府只是被迫实行的文学运动，并让北大扮演这个“舆论中心”，当然是极高明的设计，但这却误导了后来的文学革命史写作，使之偏于北大和“个人自传”，于是胡适成了“文学革命的首义者”，“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造成了“白话文的局面”。但胡适1915年9月开始私下讨论并于次年10月发表的“以俗语入诗”的“文学革命”主张，只是清末白话文运动（含“以俗语入诗”的学堂歌曲）的余响，并未提出“一切书面语悉用白话”，而这一革命主张已见于国语统一研究会，而胡适读到了国语统一研究会的《征求会员书》，随即寄来明信片申请入会。“文学革命”，不是起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而是发端于清末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各种复杂力量的博弈，尤其事关北方和南方谁主导国家统一的领导权。
胡适此时面临毕业后的去路问题。1916年5月汪孟邹写信问他：“吾皖有人拟俟时局定后，组织一日报，友人议论均谓请吾兄主任至为佳妙也，未知尊意如何？”次年5月胡适博士论文答辩未获通过，但早在2月他已收到陈独秀信，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比“吾皖一日报之主笔”更好的去处：“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陈独秀对尚未谋面的胡适的了解仅限于文艺青年的胡适，对其所学何种专业不甚清楚，也不在意。蔡元培也只是经由陈独秀推荐才知道胡适。除载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和一些白话译作，陈独秀一定还向蔡元培提到胡适在清末编过白话报《竞业旬报》，仅此就能让蔡元培首肯：既然国语研究会已声明“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他需要的就不是研究家，而是鼓吹家。
1917年7月胡适归国，9月北上。但聘他为教授还须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和蔡元培故伎重演，为他伪造了履历，称其为“绩溪三代汉学胡氏之后”和“博士”。当时留洋归国博士鲜有机会立即进入这个“最高学府”，而27岁的胡适立即成了教授，而更违专业之道的是，尽管他学的是先秦哲学，却被蔡元培和陈独秀安排在英文门并担任主任。时在德国留学的张奚若大惑不解，回胡适云：“前阅来书，知已至北京大学，惟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北大英文门不缺英文教授，让胡适主政英文门，是为制约英文门一个正宗英文系（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出身并早以其外文著作蜚声国际的大学者——辜鸿铭，而辜氏因反对文学革命并得罪胡适个人，在1920年10月被蔡元培一纸辞退。
聘刘半农为教授就更与“大学理念”无涉了。他连中学文凭都没有，更谈不上何种学术专业（文学革命成功后，他才留学欧洲，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成为实验语言学家），只是一个用白话翻译和写过一些小说的文艺青年。1917年初他因上海商务印书馆裁员丢掉了编辑工作，恰好读到《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于是投书赞同，随后被聘为北大文科预科教授。甫入北大，他便与钱玄同策划了“双簧信”，以伪造“来书”的方式败坏林纾的名声，借以败坏古文的声望。学术的宗旨是求真，“运动”的目标是求胜——为此不惜伪造读者来信，已与学术遥隔霄壤。
被蔡元培征召到北大的这几个文学革命干将（加上本为北大教授的钱玄同），言必欧西，却于欧西所知有限，常将“耳食”的西洋学说以一种不由分说的口吻说出来，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要打倒雕琢的、颓废的“贵族文学”，建设通俗的、写实的“平民文学”，却又呼唤“中国的王尔德”来从事这项革命，而颓废派的、唯美主义的浪荡子王尔德绝不会向大众的、通俗的文学让步。
这数人中最熟悉欧西者要算胡适，但他留美七年，前三年学农学，后四年学先秦哲学，于欧西历史、政治和文学仅浮光掠影，例如他大谈“欧洲各国国语史”，以之为中国文学革命张目，却连基本史实都不甚了了；大谈“美国联邦制度”，以之为中国“联省自治”之助，却连“联邦”和“邦联”都没分清，以致他谈到“联邦”，恰恰是被联邦制度所取代的美国早期“邦联制度”。至于欧西文学，还是引其弟子夏志清的评价为妥。夏志清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时，先对金岳霖“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一语表示赞同，然后说：“我自己也可以说：‘胡先生返国以后，早无意追逐西洋文学的现代潮流，现代西洋文学批评他也一窃不通。’留学七年，胡适读了那几本西洋文学名著，《日记》上大半都有记载。1917年返国后，实在没有余力顾及西洋文学。”
文学革命的反对者于欧西更为熟悉，如留英之辜鸿铭、严复、章士钊，留美之梅光迪、任鸿隽、胡先骕等，而未留过洋却译过一百七八十本西洋小说的林纾对欧西认识之深且广也为文学革命派所不及。这就难怪林纾质疑文学革命派之“西学”果真“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也难怪《学衡》派指控他们“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以彼等而输进欧化，亦厚诬欧化矣”。这并非全是诬词，如夏志清说：“《学衡》特别关心的问题，是那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介绍外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人物到中国时，所表现的态度：热心有余，读书不多，不知道单凭一时喜爱地去介绍外国名人是有危险的一面的……可以说是没有尽读书人的责任。”
夏志清此说太偏重“大学理念”，而蔡元培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征召到北大任学长、主任、教授，并不是让他们从事“高深学问”或“学理”的研究，而是充当北京政府既定的“国语统一政策”的吹鼓手，而“热心有余，读书不多”正是运动吹鼓手的特征。毕竟，历史运动不是在一切设计精当后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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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917年后隐居上海，但一直留意北京政学两界。他读了《新青年》，误以为林纾在与胡适等人较论（《新青年》刻意误导读者生此联想），在1918年夏致熊纯如信中说：“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施之人间，优者自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刼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叹也。”但林纾却不会盲目到把“此事”看成“全属天演”。这位古文家并不反对白话，从清末以来一直断断续续使用着白话，深知白话将为大宗，而他于古文所求不多，“延古文一线之存”而已，如1913年他曾勉励北大文科毕业生：“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此时，古文与白话的消长还只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非政府所强制，但1916年6月段祺瑞政府上台后，教育部官员开始牵头讨论古文存废问题，并成立中华国语统一研究会，明言“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这已是“革命”而非“天演”了，林纾于是起而抗争，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
此文被胡适误说成是对《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的攻击，但林纾发表此文前还无法看到陈独秀同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虽于上月刊出，却没提出“尽废古文”的口号。真正公开喊出“独尊白话”的国语统一革命口号的是国语统一研究会。清末以来主张废古文而悉用白话者比比皆是，而林纾不与之较论，是因为这些言论乃自由个人的意见，非政府强制性政策行为。这就像他对《新青年》提出的比“废古文而悉用白话”更激烈的“废汉语而改用世界语”的文字革命主张反倒不置一词，也是因为这个主张尽管激烈，却是自由个人的言论，非政府之计划。但官方背景的国语统一研究会成立，意味着“文学革命”已从言论公共领域滑入政策强制领域，从“天演”变为“革命”。
胡适以自由主义者自居，指控林纾为专制余孽，但自由主义或专制主义均就特定问题而言，一个人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自由主义者，在另一些问题上却可能是专制主义者。当胡适等人“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一切书面语中独尊白话时，就已偏离自由主义的基线，而主张多种文体并存的林纾更像自由主义者。不过，林纾的语言自由主义，恰如胡适的“联省自治”的政治自由主义（“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制肘全去”云云），均在不同领域有悖于国家统一之义。然而在政治领域，林纾反对“藩镇”即“联省自治”。由此可知，历史中的行动者不见得能洞悉自己每一个行动的历史后果。
自1917年2月到1919年1月，《新青年》一再向林纾发难，林纾却不理会。但随着蔡元培校长的“会长”身份越来越使北大成为北京政府“国语统一政策”的舆论机关后，林纾便警觉起来。1918年12月，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并颁布《国语统一筹备会规程令》，第一条规定“国语统一筹备会以筹备国语统一事项及推行方法为宗旨”；第二条规定“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于教育部，受教育总长之监督”；第八条规定筹备会成员组成：“一、教育部职员若干人，由教育总长指定；二、教育部直辖学校教员若干人，由各该校推选；三、确有专长者若干人，由该会延聘。”1919年1月，教育部又发布《全国教育计划书》，第七条明确将国语统一纳入计划：“统一国语：欲期教育普及，自以统一国语为先务。现已颁定注音字母，为统一国语之基本，并将编定普通语法，为言文一致之预备。以后应就各省地方，设立国语讲习所，藉广推行。此项经费，应由中央支给。”
国语统一研究会还只是有官方背景的学会，而国语统一筹备会则是一个行政机构。由于该筹备会会员组成由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操纵，让主张白话革命者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行政权力。正是在这种情形下，1919年2月17-18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连载小说《荆生》,描写“荆生”（谐“经生”）大战“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但“荆生”的胜利只是一场想象：“蠡叟曰：荆生良多事，可笑……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但不久林纾发现蔡元培是“白话革命”的幕后人物。《荆生》见报几天后，1919年2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蔡元培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推举的名单：“国语统一筹备会之规程，业经教育部公布。本校照该规程第八条第二款所列会员资格，由校长于教员中，推选朱希祖、马浴澡、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复[半农]六教授为该会会员。业已开具朱君等姓名年岁籍贯清单一份，送部鉴核。”这全是鼓吹文学革命的教授（陈独秀未获推选，因为此时他已陷入嫖妓丑闻）。林纾又写了《妖梦》，连载于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以写梦方式，描述郑思康在“长髯人”引领下前往阴曹地府，“并辔至一广场之上，有高阀，大书曰‘白话学堂’”，“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皆鬼中之杰出者也”。这是影射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校评议会成员胡适，而林纾之所以突出其职位，是暗示他们把控着“白话学堂”。
陈独秀的嫖妓丑闻让北大处于风口浪尖，而北京政府也因巴黎和会可能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裁决而面临舆论声讨。仅数月，段祺瑞的形象便从1918年10月欧战胜利庆祝会时的“民族英雄”一变为“卖国贼”。《荆生》一出，胡适立即将其曲解为“文学革命的反对党”试图勾结段祺瑞政府镇压北大文学革命派的证据，说“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这是为栽赃而滥用考证学了。实际上，文学革命的反对者与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全都保持着一种疏远的态度：辜鸿铭和林纾是不奉民国正朔的“清遗民”，严复为段祺瑞“再造共和”驱逐的“筹安会帝制分子”，《学衡》派则与南方革命势力更接近。骂段祺瑞为“罪浮于袁贼”的“首乱之人”的林纾早就发誓“此足不履新华门”，而北大文学革命派频繁出入“新华门”。胡适所说的“新势力”实际都是他后来指控为“黑暗的政治势力”的段祺瑞政府所聘来的，而“新势力”与“黑暗的政治势力”的重合点恰是“国语统一”。即便段祺瑞和徐树铮偏爱古文，也只是个人喜好，断不会以此影响北京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国语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关键）。当徐树铮为安福部机关报《公言报》聘主笔时，聘的便是清末以来就以“白话道人”著称的林白水。
《荆生》和《妖梦》只是游戏文字，林纾稍后写了一封正式的致蔡元培公开信，登在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上。他先申明公开信非出自私人恩怨，也与政治无涉，而是事关国之命脉，谓“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乃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公开信一半篇幅谈及文白之争，说两者各有其用，“不能全废古文”，白话亦不能驻足于俚俗，“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这些意见均落脚于个人文学才能的培养，因为林纾反对行政干预：“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所愿。”古人以左为尊，以右为卑，“左执刀”是指国语统一筹备会，“右传教”则指国语统一研究会。但林纾为他的公开信和两篇小说付出了代价——为惩罚他，1919年3月31日，蔡元培借故开除了在北大读书的林纾弟子张厚载。
不久，因巴黎和会事，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和北京政府陷入停顿。9月之后尽管秩序勉强恢复，段祺瑞政府却已风雨飘摇，以致11月徐树铮将军以一旅之师收回外蒙主权的壮举也不被舆论颂扬，反倒“倒段去徐”之声回荡不息，而政界的“倒段去徐”到了教育界就变成“倒傅”——傅岳芬是段徐势力在教育界的代表。自1919年12月以次长代理部务以来，傅岳芬因与安福部的关系遭到一波波“倒傅”风潮，幸得段徐力保，才得以在这个职位上多待了几个月，并在随时可能下台的急迫感下，加快了国语统一的节奏，几乎让国语统一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联署办公了。一直参与其事的黎锦煕说：“这筹备会的会员，大多数就是研究会的会员，每有举动，发端于彼，观成于此；此主执行，彼任宣传。到了后来，就索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1920年1月傅岳芬下令：全国国民小学一律废止文言，改用白话。这道命令标志着文学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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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直皖大战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被通缉，傅岳芬被撤职，而已完成“会长”使命的蔡元培不久也丟下“校长”之责，远赴欧洲“考察教育”去了，正如同时完成使命的“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也就此散伙了（1919年夏傅斯年赴英留学，1920年罗家伦赴美留学，刘半农赴欧留学，陈独秀去了上海，胡适离开了《新青年》）。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仅维持了四年（1916.6-1920.8），却完成了两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一是加入“欧战”，使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尽管并不特别成功；二是国语统一。正是在这个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一支遍及南北的文学革命大军形成了，并经由国语统一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通俗教育会、教育会联合会、国语研习班等机构及其在各省的分支，协调一致地行动，而文学革命的反对者因始终缺少一个可凝聚全国反对力量并拥有国家行政权力的“中心”而形同散沙，根本不成其为“反对党”，其失败是注定的。
国语统一的目标是“强南以就北”，这与后来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历届政权的全国统一计划契合，因而段祺瑞政权虽垮台，其“国语统一”遗产却被继承，甚至继承了国语统一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几乎原班人马。1926年1月1日，时当再次出山的段祺瑞身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国家元首）之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并发表宣言曰：“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大会召开前，代表们在中央公园举办了中华民国国语统一研究会十周年纪念会，各省分会（上海、杭州、厦门等）也于同一时刻在本地集会。从北到南，遥隔千山万水的文学革命军们同时唱起了一首特意为此次盛会谱写的《纪念歌》：“十年的国语运动，/到今日才算成功。/今日的太阳升自东，/照着国音字母一片红。/瞎子的眼睛光明了，/聋子的耳朵不再聋。/我们的国语宣传到民众，/十年的运动今日算成功。//十年的国语运动，/到今日还不算成功。/今日的太阳慢慢的升，/照着那国音淡淡的红。/快撞起那报晓的钟！/快唤醒那沉酣的梦！/我们的国语普及到民众，/十年的运动那才算成功。”
《纪念歌》回荡于中国南北各地之际，时在欧洲的国语统一研究会会长蔡元培回想起这场带来“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黎锦煕语）的革命，一定会是同一种欣悦的心情。（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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