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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克服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局限，再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真实面貌，就要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是逻辑结构的简单调整或范畴、观点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通过重新确定理论基础、思维坐标、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并以此为前提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象。
■杨耕教授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线索，还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作为理论主题？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为基本框架，还是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为基本框架？三是把“纯粹”的哲学批判作为本质规定，还是把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一体化”作为本质规定？
■对于像物质范畴、实践观点、阶级理论这样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基本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阐发出新内容；对于像否定性辩证法、社会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这样一些本来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但我们过去没有重视的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给予全面阐述；对于像生态文明、生产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些在马克思那里有所阐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同时又契合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的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深入研究、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既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方式，也不是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而是将其哲学思想贯彻在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体系哲学”。但是，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成体系。正如杨耕教授所说，马克思虽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其哲学思想又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体系，这种逻辑体系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马克思的哲学运思。
的确如此。如果不是仅仅就形式，而是从思想内容来看，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是非常鲜明的，论证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观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思想的完整性是非常突出的，因而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与理论体系。较之那些形式上的“体系哲学”而言，马克思的哲学体现出更为强大、为“体系哲学”所无法企及的思想力量。正因为如此，对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做出深入的思考和准确的阐释，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耕教授一直关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一直在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以下简称“体系研究”），是杨耕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成果，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精品力作。
“体系化”的演进与局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率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是苏联学者。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开始，又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开始形成，即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始形成；1932年出版的米丁、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形成，标志着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定型。应当说，苏联学者所建构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起过积极作用，但其本身又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没有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真实面貌。因此，要真正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真实面貌，就必须走出这一体系的“误区”。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体系研究”对苏联以及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演变逐次作了详尽的考察，对它们各自的理论得失给予了深刻的反思，明确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特点就在于，以一种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物质”为出发点范畴，演绎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为总体结构，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叠加，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推广和运用。这种理解和安排显然是片面的、肤浅的、不合理的，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首要性和基础性被淡化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历史演变的考察与反思，“体系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了新的阐释，其核心观点就在于：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其“新”就“新”在突出了实践的观点，确认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现存世界的基础，确认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社会存在是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社会的物”，确认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对象、现实、感性”。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创立了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时，实际上就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的新的哲学体系。在我看来，这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是杨耕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反思的最为有益的成果，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反思和实事求是的结论。
作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卓有成效的反思，总是要有证可查、有据可依。“体系研究”就是这样，其反思、评论以至得出的结论的“证据”，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突出的是文本研究。由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就深藏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因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便成为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及其体系的前提。正是依据这样的准则，杨耕教授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对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经济学文本，以及历史理论、政治理论的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和深入研究，从而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并在“体系研究”中力图再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真实面貌。
其次是思想史的考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考察。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体系研究”不是抽象的阐述和评论，而是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中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并加以具体的阐发，充分体现了论从史出的准则。同时，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放到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背景中来审视，既没有割断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内在联系，又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所产生的哲学变革及其当代意义。例如，对唯物主义的看法，“体系研究”就是将其置于近代以来法国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下来予以解释和说明，通过从笛卡尔、洛克开始的两条线索再现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史，通过马克思自己的评论再现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独特理解，从而对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作出再考察，明确提出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见解，为我们重新理解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路径。
再次是突出材料引证。“体系研究”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事实本身”，“以逻辑引导，用事实说话”。为此，“体系研究”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历史演变的考察中，第一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特征”，第六章“东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第七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体现的是“逻辑引导”，其他各章则是对这三章的“事实”支撑，即以不同版本的形式具体展现了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变的历程。这种安排可谓独具匠心，其材料之丰富、选择之典型、考察之细致，实属罕见。
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要克服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局限，再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真实面貌，就要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在于，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是逻辑结构的简单调整或范畴、观点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通过重新确定理论基础、思维坐标、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并以此为前提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象。因此，体系的研究最终还得落脚到基本理论研究。只有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及其内在联系，才能将其理论体系准确地呈现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体系研究”在下篇中专门就马克思哲学中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从本体论、历史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多维视角阐述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
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其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征上，而且体现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上。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绝不是按照传统哲学的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确立起来的，而是从实践的观点生发出来的：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必然产生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如何看待人生活其中的现存世界进而合理地改变现存世界，由此，便形成了世界观；实践既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由此，便形成了历史观；实践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活动，由于其自身的矛盾运动，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和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以及主体的自我否定性，由此，便形成了辩证法；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在人们不断认识世界、把握规律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而人们的实践要想取得预想的结果，就必须建立在对活动对象及其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由此，便形成了认识论；任何实践活动的开展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且评价某种实践活动是否合理，也是看其结果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是否有益，由此，便形成了价值观。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基本理论问题都是在实践观的视域中阐发的。实践的观点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之中，将其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艺术整体”。离开了实践的观点，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及其革命性变革，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真实面貌。所以，“体系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恰如其分，真实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体系研究”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理论观点的深度解读上，而且体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特征的新的理解和阐发上。“体系研究”提出，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以“纯粹”的哲学形式出现的“学院哲学”，而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其思想内涵就体现在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之中。在马克思哲学的体系中，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这“三种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体现了马克思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独特的存在方式。这是其一。
其二，在马克思哲学的体系中，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对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透显新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础性；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透显新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革命性和批判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透显新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三个概念从不同侧面体现了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的理论特征。
其三，以“实践”为基点，从八个方面阐发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空间的问题：出发点范畴——实践；建构原则——实践；坐标系统——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世界——实践活动的前提与结果；唯物辩证法——以实践辩证法为核心的三极系统；认识——实践结构的内化和升华；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尺度。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析、探索，事实上是一种理论创造，体现了杨耕教授对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与理论体系的独到理解和深刻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体系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直面现实，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在我看来，这是“体系研究”开创性探索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于国内外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及其观点，“体系研究”直言不讳，明确指出了它们各自的利弊得失，作出了相应的评价，并表明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因此，“体系研究”中许多观点和主张都是针对原有不同体系及其观点有感而发的，是在回应问题中阐发的。例如，对于“物质”“本体”“存在”“世界”“辩证法”等基本范畴的不同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不同主张，“体系研究”都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见解。针对原有体系存在的缺陷，“体系研究”尖锐地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线索，还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作为理论主题？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为基本框架，还是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为基本框架？三是把“纯粹”的哲学批判作为本质规定，还是把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一体化”作为本质规定？在我看来，这三个问题的提出，的确抓住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实际上开辟了一条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的路径。借用马克思一句话来说就是，“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体系重建的三大原则导引
任何一门学科或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都需要相应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式。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方式。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一流派来“补充”马克思的哲学，并以此为基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和哈贝马斯更是突出强调了“重建”的问题，卢卡奇重在用“总体性”来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哈贝马斯重在用“社会交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努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重建的根本缺陷，这就是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体系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原则。在我看来，这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则导引。
一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作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绝不是旧唯物主义哲学以至整个传统哲学原有理论主题的延伸和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回答。相反，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哲学理论主题的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事业的根本特征。正因为如此，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来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这就是说，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就必然使马克思的哲学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以人的发展为思维坐标，从而必然使马克思的哲学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和思想体系。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有高度的学术性，而且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是学术性与政治性高度统一的思想体系。如果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体现出来的。在我看来，“体系研究”所提出的这一见解可谓真知灼见，理应成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首要的基本原则。
二是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从中吸取思想营养，滋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正如“体系研究”所说，对于像物质范畴、实践观点、阶级理论这样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基本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阐发出新内容；对于像否定性辩证法、社会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这样一些本来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但我们过去没有重视的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给予全面阐述；对于像生态文明、生产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些在马克思那里有所阐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同时又契合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的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深入研究、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与原有的基本观点有机融合起来。
三是用“中国话”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优秀的东西，在德国，哲学应该说“德国话”。在当代中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然应该说“中国话”，用中国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自觉地意识到，应当用“中国话”去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深刻地意识到，“用‘中国话’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简单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把矛盾变成阴阳、规律变成道、物质变成气、共产主义社会变成大同社会……只能是概念游戏”。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绝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迎合中国传统哲学，更不是用中国传统哲学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迎合和“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心化”，成为“儒学马克思主义”。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从而用中国理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解’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吸收其精华，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通过这样一个‘化解’‘深化’‘融入’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时代精神’‘中国元素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和主张，是当代中国学者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具有的品格。
（本文作者：丰子义，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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