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峰学志》：开柴德赓研究之新局面

    【品书读人】

    《青峰学志》是第三本柴德赓先生(1908—1970)纪念文集，前两本分别为《青峰学记》（1992年）、《百年青峰》（2007年）。窃谓三书，尤其最新这本，对世人了解柴德赓先生以及20世纪中前期大学教授生活与学术乃至整个高教史的风云变幻，贡献良多。

    柴德赓，字青峰，浙江诸暨里亭人。读临浦小学初中班时，受历史教师蔡东藩熏染，喜掌故之学，萌治史之志。后因歆慕陈垣，于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时陈垣任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柴氏学业优异，年终更以“卷极佳”名列第一，因此深得陈垣器重。请益繁密，为“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之首（另三人为周祖谟、余逊、启功）。治史向有尚考据与宗义理两大派。柴氏承续乾嘉学脉，以考据学为正宗，然不废辞章。所撰《〈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一文，荣获1945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奖励文学类二等奖（计两名。一等奖空缺。这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奖项）。训诂学名家萧璋1948年2月29日致信柴氏，称其《全谢山与胡稚威》“文章之美，已令人倾倒，不仅考据之精审也”（《柴德赓来往书信集》页378）。1946年柴氏受辅仁大学史学系聘为教授，1950年出任系主任。1952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柴氏任新组建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奉调至江苏师范学院历史专修科，受命创建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青峰学志》令人击节赞赏处比比皆是，颇能示学人门径，堪称学记之上品。迩日寝馈其中，志快意惬，聊举数例。

    陈智超《千古师生情》写陈垣与柴氏师弟佳话。1956年2月柴氏从苏州来信叮咛：“连日甚寒，请夜间勿去书斋胡同。”陈垣即复函云：“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因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当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提灯到院子时，就想起来示所诫，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尊重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 智超接着说：“陈垣先生的书库，在兴化寺街五号后院的三间西厢房。他藏书达四万余册，绝大部分是线装书。书都码在书箱上，一个书架上放两或三个书箱。书多房不大，所以两排书架之间的距离很窄，陈垣先生戏称之为‘胡同’。他对自己藏书的位置十分熟悉，要查某一部书，常让助手到第几胡同第几架第几箱去取，百无一失。师生之间讨论学问，有时到深夜。一个问题，双方有不同意见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以书为证。于是两人提着马灯，拿起小凳，到书库去查书讨论。问题解决，乐在其中。柴先生远在苏州，担心老师在研究中想起一个问题，急于查书解决，半夜也要提灯入书库，所以苦心相劝。老师的复信则是对学生的真切感谢。”（页20-21）刘乃和《〈史学丛考〉序》云：“（柴氏）在辅仁任教时，他和援庵老师住得很近，每有疑难，就去请教。师生谈文论史，往往直到深夜，不计时间早晚。谈到高兴时，索性把椅凳移到励耘书屋的书库里，一面谈论，一面翻书。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为查找论据，搬出多少典籍图书。后来他常喜欢提起这时期难忘的‘夜谈’，他说他就是在这几年的登门求教和谈笑争论中，学问才有了显著的进展和提高。”两相印证，老师传道授业、学生亲聆欬唾、师生各抒己见之形容，宛在目前。

    1944年初柴氏携家南下，9月就任重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垣在家信中，屡及柴氏。如1945年10月7日信云：“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 1945年12月3日云：“《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也。”（页20）“他能知我心事也”，当为老师对弟子的最高评价。师弟间的情谊令人称羡。

    王江鹏的《〈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札记三则》，考证信中史实，尤为精赅。1964年1月22日余嘉锡致柴氏函信有云：“据该班学生表示，于新聘诸师均甚欢迎，而于所留旧教授则殊不满人意，然则经学大师如洨长（疑指许世瑛）、高密者（疑指李飞生）均不孚众望，夫亦可以自反矣。康乐公（疑指容庚）常无故怠工，亦为学生口实，渠尝自言与青主（疑指傅斯年）至熟，拟作书与之，其不达时务如此。”（见《柴德赓来往书信集》页422）圆括号内文字为编注者所加。王氏说：“从‘经学大师如洨长’中的‘洨长’指的是许世瑛来看，余嘉锡信中均用的是古人名字来借指当世同姓学人。”我们知道，东汉许慎曾任洨县（汉武帝时立，在今安徽，南朝刘宋时废）的“洨长”（县令），故余氏以“洨长”美称许世瑛。“循此通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北海高密人，则余嘉锡此处用‘高密’来指代的肯定为一郑姓学人。故编注者以为是‘李飞生’，或有误。我们以为，‘高密’指的应当是郑骞。”从所引何泽恒《郑骞先生传》看，“郑骞不仅从姓氏来说与‘高密’吻合，而且据此《传》，1946年郑骞在北平临时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这一情况也符合余嘉锡函中所言”。南北朝时大诗人谢灵运世称谢康乐,故康乐公所指者当为一位谢氏学人（查《容庚北平日记》，其未在该校任职），王氏称“‘康乐公’所指为谢国桢”。明清之际大思想家傅山，字青主。“则余嘉锡信中的‘青主’所指当为一傅姓学人，虽然与傅斯年姓氏相吻，但绝不可能是傅斯年。因为余嘉锡函中的‘洨长‘高密’‘康乐公’均为所谓‘旧教授’，即抗战时期在北平出任伪职者，而傅斯年对于沦陷区出任伪职者最为憎恶。因此，‘青主’我们以为当指傅增湘。”王氏在引谢国桢《自述》后说，“谢氏任职于北平临时大学，和傅增湘交好如此，也和余嘉锡函中‘康乐公’与‘青主’的关系若合符节”。犁然清晰，最终成功地破解了这通信的密码。

    再如刘家和《从〈王西庄与钱竹汀〉谈柴德赓先生的史论观》、陈尚君《柴德赓先生与〈新五代史〉点校》、杨立新《〈新五代史〉“谢瞳”辨》、孔令通《柴德赓与陈乃乾往来函二通考释》、曹永年和柴念东《柴青峰藏陈援庵〈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授记录稿）跋》、丁波《柴德赓日记及来往书信中所见之〈辛亥革命〉署名及稿酬风波》诸文，考证功夫一流，实得乾嘉学术真传，不仅画柴氏生平与思想之新貌，更开柴氏研究之新局面。

    当然本书并非无可议之处。如赵宇翔的《柴德赓与“章黄学派”关系考》“把钱玄同纳入广义的“章黄学派”（见页212注1）。鄙意“章黄学派”定义当以太炎先生、季刚先生为核心，章门晚年弟子中以治小学者为重要成员，黄门弟子为第一代传人。该学派是以黄门为主体、以研究小学为志业。前年（2017）朋友圈有言“章黄传人汤炳正先生、姚奠中先生、张汝舟先生先后在此任教”。其实这个表述不妥：姚、汤乃章的传人（弟子），非黄的传人（弟子）。姚奠中生前曾说：“有人把章、黄合在一起称‘章黄学派’，其实章和黄不是一回事。”（刘毓庆《追寻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姚奠中先生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所以将以研究诸子之学为主的姚先生拉入“章黄学派”，他本人就不接受。（汤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