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校长”与“蔡元培会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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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校长们纷纷成了“前校长”之后，名字后面唯一永久性地带着“校长”称呼的仅蔡元培一人，以致今天，无论是否北大人，一谈起他，定会恭称“蔡元培校长”。蔡元培作为北大校史上所说的“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显赫名声使“校长”成了他的永久荣誉称号，不过，这却使他同一时期的另一重更为重要的身份——“中华国语研究会会长”——在历史叙事中退居其次，乃至隐而不显了。

    如果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只是段祺瑞的北京政府的教育部推举其担任研究会会长时“顺带”提出的任命，那么，至少就其担任校长之初（1917-1920），他也主要按“会长”而非“校长”的要求，为北大物色教授。中国文学革命史叙事传统往往把蔡元培作为一个“庇护者”的陪衬角色一笔带过，而浓墨重彩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实际上，蔡元培会长才是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尽管还不是其灵魂人物，因为一场全国性运动的灵魂——其领导者——必定是一个缺乏个人面孔的全国机构，它的非个人性确保了这场千百万人参与其事的全国运动的统一性。

    就个人与一个非个人性的“伟大整体”的关系，卡夫卡1917年创作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有一番隐喻性描写（卡夫卡把自己想象成与地处“北方”的京城遥隔千里的中国东南某省的一个村民）：“那时候，人们头脑中充满许多混乱的东西……我们——我在这里以许多人的名义讲话——实际上是在一一研究了最高领导的命令之后才认识自己本身的，并且发现，没有上级的领导，无论是学校教的知识还是人类的理智，对于伟大整体中我们所占有的小小的职务是不够用的。在上司的办公室——它在何处，谁在那儿，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转动，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画的那些计划之上。”在“国语运动”上，这个体现“伟大整体”的“办公室”是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政策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政策之间构成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深刻关联。

    “蔡元培校长”与“蔡元培会长”之间并不融洽：“校长”要求北大成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研究学理的机关”，而“会长”则要求北大成为北京政府既定的国语统一政策的一个“舆论制造机关”。这种冲突，在1917年到1920年间，以“会长”压倒“校长”获得解决。经由“蔡元培会长”这个中介，由北京政府领导而由北大一班人作为其头号吹鼓手的国语统一运动，只花了短短四年（1916-1920）就取得了成功。

    不过，北京政府与北京大学在国语运动上的同盟关系，在胡适铺垫其基础的中国文学革命史传统叙事中，却被颠倒为敌对关系。胡适之所以如此“写史”，一则因为政局变化——1919年5月之后，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在举国的道德审判中身败名裂，次年8月就垮台了，谁都急于撇清自己与这个政府的历史瓜葛；一则出于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革命史学”，胡适认定在野势力必定进步和革命，在朝势力必定保守而反动，因而从逻辑上说，一个“保守且反动”的政府不可能领导一场“进步的革命事业”。经过这么一番切割与颠倒，中国文学革命史叙事传统就沿着“个人自传”的方向，让“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似乎几个北大教授振臂一呼，就足以耸动全国舆论，在短短数年里就奇迹般地在这个国土面积堪比整个欧洲而人口则比欧洲还多的辽阔国土一举完成了国语统一大业，乃至现代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敬佩之余，不禁发出“神乎其神”的感叹。

    胡适的弟子唐德刚甚至觉得厥师对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还有所保留，写道：“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评价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这等于把厥师描写成“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的上帝或靠意念移动物体的巫师了。

    历史中没有“神”，也不曾发生“片言而使四夷宾服、天下大定”的“奇迹”。中国文学革命史叙事传统之所以让人有“奇迹”和“神乎其神”之叹，是因为它把文学革命写成了由一篇接一篇的文章连缀而成的“文学革命的观念史”，而不是“文学革命的政治史或社会史”，因此不能说明文学革命在一个四分五裂而寻求重新统一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发生，又如何在相互对峙的南方与北方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中进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一个“反动且保守”的政府也可能积极地乃至鲁莽地从事一项“进步的革命事业”，只要这项事业能够强化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实现全国重新统一。如果不在“国家重新统一”这个历史进程的复杂关系中讨论作为“国语统一”的主要方面的文学革命，而只于“文学进化”和“个人意志”上立论，就无异于一种缺乏政治史和社会史支持的悬空之论。

    2

    金耀基说，蔡元培“对当时把大学当作做官致富的观念痛加针砭，而清清楚楚地提出大学的理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又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仪式之训词）并说：‘在大学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读周春岳大学改制之商榷）在蔡先生眼中，大学之为大学，是因为它是以‘研究’学问为目的底。国人中有意识地标举大学之目的为‘研究学理’者，恐怕以蔡先生为第一人。这个大学之理念不但与过去以大学为干禄之资者南辕北辙，即使与一般以大学为养成实用人才或只重‘教学’者亦大异其趣”。

    自1907到1916年（除1912年回国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长久旅欧，对欧陆尤其是德国的研究型大学颇为心仪。为追寻其“大学理念”的来源，有必要了解当时德国教育家对大学的功能的普遍看法，例如马克斯·韦伯。这里引用韦伯，并不意味着蔡元培受了韦伯影响，但他们来自同一种德国大学传统，而与蔡元培的几个单句相比，韦伯的表述更加细致入微。

    韦伯1918年底到1919年初在慕尼黑大学发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说献身学术，首先意味着抛弃其他一切志向，惟学术是从，而学者亦只能从学术研究本身获取荣誉；学术研究不能预设前提，其唯一目标是“世界的祛魅”；他还谈到“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个人惟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为此他区分了“业余学者”和“专业工作者”，说“我们有一些最好的假说和见解，正是来自业余学者”，但观点本身还不是学术，“业余人士与专业工作者惟一的不同，在于他缺少一套确实可靠的作业方法，因而造成一种结果，使他无法对他的一项直觉的意义，加以判定、评估及经营发展”。

    由于学术的高度专业化，韦伯认为“校园民主”是一种糟糕的制度，因为“一个人可能是十分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一位糟糕透顶的老师”，而“他是好老师还是不好的老师，却要看学生老爷们上他课的人数多寡而定”，势必造成学者为追求“学生众多及因此而带来的好处”而迎合学生的智力和性情，而韦伯认为，民主“只能在该谈民主的场合推行。至于学术训练（如我们在德国大学传统下推展的），是精神贵族的事”。他还谈到大学里的学术职务的升迁，说有意致力于学术的年轻学者“经过与大学里的同行专家讨论并得到他们同意之后，他提出一本著作，通过教授团所举行的一场通常属于形式的面试，才能获得这所大学的正式教书资格”，然后，他就只能通过自己的学术业绩一步步往上爬。不过，他同时指出，“机运，而非真才实学”在学术界的选拔中也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尤其是“因政治原因干预学术界的用人时”，“平庸之辈就会垄断贤路”，而这会大大伤害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的学术生命。

    理念归理念，就像清末民初众多教育官员和教育家一样，蔡元培一直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乃是“普及教育”或“通俗教育”。旅欧时，他也主要从事“华工教育”。至于“研究学理的机关”，在他看来，只能作为一个未来设想。1914年夏，他为国内《学风》杂志撰发刊词，谈及欧洲学术之盛，然后笔头一转，写到中国：“吾人即及此时而设备之，亦不知经几何年而始几于同等之完备，又非吾人所敢悬揣也。”

    3

    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基于袁氏揽权独裁并进而恢复帝制的教训，新政府采取了削弱总统权限的责任内阁制。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真正执掌政府的是总理段祺瑞。时在巴黎的蔡元培为此写了一篇《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赞同这种责任内阁制，称“中华民国约法，有责任内阁之制，而当时普遍心理，乃不以为然。言统一，言强有力政府。于是为野心家所利用，而演出总统制，又由总统制而演出帝制”，“要之，总统既无实权，则所谓一国元首者，不过虚荣，直与勋位无异。世岂有竭实力以争虚荣者哉？约法既复，总统无责任之义，不可动摇，则总统者宜不复为有才有力者之竞争物”。这奠定了他回国任职的政治前提。

    当时南北尚处在分裂状态，段祺瑞一心所想，乃是重新统一国家，且认为统一之法避免不了“强南以就北”的武力统一方式，而为了在政治上辅佐他，他麾下的干将徐树铮将军成立了“安福俱乐部”，试图把持国会。其时，“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爆发二年，段祺瑞一直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以进入世界体系，并收回德国控制的青岛，但反对势力担心他借此扩张自己的势力，极力反对，遂引发了接连不断的政斗。蔡元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后，正如陈独秀稍后被任命为北大学长之后，对德态度立即发生转变，开始公开支持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并痛责与之唱反调的南方势力和北方其他军阀势力。

    作为“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的语言步骤，北京政府采取了“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政策，而总其事的是中华民国官制上规定“负责全国语言统一事宜”的教育部，当时的总长是范源廉，而后来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是段祺瑞和安福俱乐部力保的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的傅岳芬。另外，与袁世凯钳制言论不同，段祺瑞政府上台伊始，就废除了袁世凯时期的报律，段祺瑞说：“报律系定自前清，尤不宜共和国体，应暂持放任，似将来看情形再想办法。”这种“放任主义”也是此一时期种种言论竞相出现的法律保障。

    不过，1934年左右结束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上海时期的旧怨，从此进入一个互异中合作的关系”（余英时语）的胡适，在1935年5月发表的《纪念“五四”》中，以比他1923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更为黑白分明的语言，建构了“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与“段祺瑞执掌的北京政府”之间的势不两立：“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

    即便为了向南京政府表示效忠，他也不该如此篡改历史。有关这一时期，曾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的黎锦煕却有一番不同的描绘。他在回顾1916年6月北京政府教育部主要官员牵头发起有关白话的全国讨论并于10月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时写道：“那时正当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推翻、共和回复之后，教育部里有几个人们，深有感于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了，于是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国语研究会名义上是“学会”，但具有浓厚官方背景，其宗旨也是“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关键一项是以“强南以就北”的方式，以“白话”（即“北京官话”或“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文。

    “文字革命”的目标不仅是“废除古文”，仅废除古文，还实现不了国语统一。周铭三曾绘制过一幅清末以来的全国语言地图：“中国全领土内的言语多极了。除汉族的言语、西藏的言语、蒙古的言语、回族的言语以外，有少数满族的言语，苗族瑶族的言语，再有上海话、广东话也很有势力的。吾国各处，个人交际，因为方言不能相通，常有拿他国语言发表意见的，好像在沪宁铁道一带有用英语谈话的，北满洲跟新疆一部分，常有用俄罗斯语谈话的。又有一种很奇特的话，叫洋泾滨话（Pigeon English），是英语和国语混合的。吾国领土内的言语既是这么多，有时还要借重外国语言做谈话的工具；实在是一种很不好的很羞耻的现象。所以应当提倡国语来统一各种言语的。”语言分裂乃国家分裂之始，因此，文学革命的真正目标是“独尊白话”，把古文和各地方言及其书面语全包括在“废黜”之列。国语研究会通过将“古文”与“白话”对立，设置了一个不会引起地方（尤其南方）过多反弹的议题，但这一议题因为通向“独尊白话”而具有偷梁换柱的效果。

    他们甚至把改文言为白话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在报上大加鼓吹，“结果，各省来信赞成的共有二百余起，于是每省数人代表发起组织这个国语研究会”，并随即发表《征求会员书》，遍载各地报纸：“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人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又见京外各报章用白话文体者，其销售之数较用普通文言者加至数倍，而京外各官署凡欲使一般人民皆能通解之文告亦大率用白话，乃知社会需要在彼不在此，且益恍然于欲行强迫教育而仍用今日之教科书，譬犹寒不能求衣者而责之使被文绣，饥不能得食者强之齿粱肉。夫文绣粱肉何尝非寒与饥者所愿，其如贫窭力不能逮者也。职是之故，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而今日各地所行白话之书籍报章类，皆各杂其他地之方言，既[非]尽人能知，且戾于统一之义，是宜详加讨论，择一最易明瞭而又于文义不相背谬者定为标准，庶可冀有推行之望。”

    但研究会会长一职却保留者，以待蔡元培回国就任。也就在教育部官员们决议成立国语研究会之际，教育总长范源廉于1916年9月1日向巴黎的蔡元培发去了聘请其出任北大校长的专电：“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正如蔡元培，范源廉更看重普及教育。在给蔡元培发出电文的次月，他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表演说，谓“今日之教育行政，尤觉非能适应时势不可。夫既欲与时势相应，即不能求诸高远，必须切中事实，就当做之事及能做之事，竭力做去。教育事业关系于国家社会者，至为重要，吾辈须先有一切实计划”；又于11月1日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发表致辞，称“外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形又各不同，就教育行政言之，中央对于全国自不能不求统一之法，使全国教育行政界得所遵守”。

    作为统管全国教育和国语统一事宜的最高行政机构，教育部或许并不特别在意北京大学一校之长的人选，而更在意全国语言统一这个“建国”（nation-building）大业，因而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会长所负责任之重，非主持一所高校的校长所能比肩。在成立国语统一的行政机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之前，先以国语研究会这个貌似“学会”的舆论和组织机构为将来的行政机构出台的强制统一政策造势，也是政府运作的常见手法。不过，“学会”的“会长”不在国家管职之列，不能领受薪水，而官办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却是一个薪水优渥的职位，一个月的薪水（6百大洋）就抵得上当时一个中等北京家庭五年的总支出。

    蔡元培是集“会长”和“校长”于一身的最佳人选：他在清末办过白话报，在政学两界又有声望；此外，他与包括范源廉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拥有良好个人关系。作为一个主张普及教育的教育官员，范源廉在1916年7月被段祺瑞任命为教育总长后，即推动把“义务教育”写入宪法，认为普及教育事关“民智”，而民智开启又与白话普及息息相关。他在1912年第一次任教育总长时，就说“今日社会教育，当以提倡精神生活为方针，而以演讲会、白话报等等方法，本此方针，尽力推广”，“独是实行此事，行政机关固宜力负责任，惟社会教育与社会关系密切，头绪纷繁，常有为行政机关力所不能及者。此则全恃热心改良社会诸君，随时体察，遇有妨害教育之旨者，则设法制止之，有助益教育之力者，则设法提倡之”，认为教育事业全在“政府与社会，交相黾勉”。

    受日本国语统一而致国家富强的影响，范源廉认为语言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基础。既然重视普及教育，他就不希望立意太高。他在1916年10月16日发表谈话，称“国家之财政无多，则大学之学额必且有限，其结果人人具有高远之希望，而达到其希望者十不逮一，而高等游民遍于国中矣”。这就像他同月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表的演讲，提到“诸君要知今日时局，既往难追，故应为之事及可为之事，必须随到随办，无可稍待。其与事实不符者，不必作高尚之理论及思想，致旷废时间，错过一日，即少一日。教育部按此情理以行政，深愿诸君在各省办事亦是如此。要办即办，可办即办，不可濡滞”。北京政府教育部在范源廉总长和后来以次长代理部务的傅岳芬领导下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国语统一问题上尤为突出，以致胡适在1920年5月，时当教育部发布一系列事关“白话革命”的政策之后，评价教育部行事未免“鲁莽”，比他这个改良派激进得多。

    蔡元培接到范源廉电报的次月（10月28日），就从马赛港登船上路了，船到上海不早于11月26日，因为这一天他在老家绍兴进行了演讲，而他从浙江来到北京，不晚于12月26日，不仅因为这一天他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北大校长（任命书上联署者为总理段祺瑞和教育总长范源廉），还因为这一天他在北京信教自由会发表了演讲。被任命为校长之前数日，他已接受国语研究会会长之职：一份标为“民国五年”的呈教育部函（《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发起人蔡元培等呈教育部请立案文》）为蔡元培所具状，其中提出“吾国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入文始”。国语研究会随即发表新的《征求会员书》，将语言统一视为国家统一的步骤：“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

    换言之，蔡元培几乎在同一时刻被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和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校长”的“大学理念”只是偶尔形于言谈，多少时候，是“会长”在起作用。1916年12月27日，他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表演讲，说“通俗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实为当务之急。尝谓世界各事之进步，其动因皆由于有不平者而欲使之平”，并在视事北大之后立即开展“平民教育”，到1918年11月15日，他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对大学师生发表演讲，竟称“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这就与他的“大学理念”渐行渐远乃至南辕北辙了。

    从一开始，“蔡元培校长”与“蔡元培会长”就发生了冲突，使他在1916到1920年间摇摆于“研究高深学问”与“普及教育”两个并不相容的目标之间，而“蔡元培会长”一次次压倒“蔡元培校长”，使“蔡元培校长”按照“蔡元培会长”的要求，将一个他本指望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变成了一个“文学革命运动的舆论机关”，而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为北大聘请的文科学长和其他“新派”教授：与其说他们是几个学有专攻的学者，还不如说是一班言辞犀利的舆论家，他们为这场政府主导并已拉开序幕的国语统一运动而被蔡元培征召北上。（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