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封城三记

    【封城】

    中华读书报记者 康慨

    《纽约书评》上个月利用其网站，开设新栏目“大疫日记”，已陆续邀集世界各地的几十位作家，写出在新冠病毒威胁下的个人感受。摘其三：

    李翊云：《战争与和平》带来禁闭期急需的稳定

    困守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四十七岁美国小说家李翊云写道：

    “怎样帮助自己和他人度过这段不确定的时间？我和我的朋友布丽吉德·休斯利用‘A公共空间’，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个书友会，名叫‘拍拖托尔斯泰’（Tolstoy Together）。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每天都会读一小部分《战争与和平》。我们是从3月18日开始的。我原以为会有五到十个朋友加入，结果发现规模比这要大。读者有远有近，欧洲的、澳洲的、非洲的、亚洲的、北美的、南美的，都有参与。据我所知，年龄最小的读者，是得克萨斯的一个初中男生；年龄最大的几位已经八十多岁了。想到在物理隔离的情况下，仍然能跟别人一起读书——尤其是和那些上了年纪、易受伤害的人——也算是个小小的安慰；我们收到的独立书店来信带来了同样的慰藉，许多店面已被迫关门，转而采用网上营业，他们告诉我们，这本书他们一直在卖。

    “为什么现在读《战争与和平》？我可以讲出很多条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我人生中最困难的两个时期，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读这本小说。有些日子，我会亲手抄写书中的段落，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大脑和手保持活动。斯特凡·茨威格说，托尔斯泰‘在不关心、不动情、不知冷暖、不可收买时，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而不是苦于悲天悯人或受同情指引的时候’。我也许会用别的形容词，但正是茨威格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把我引向了他作品的特质：托尔斯泰是那种纯然因为深深地被世界感动才能表现得不为所动的作家。他的冷静与清晰，在禁闭期给人带来了稳定感。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书，能在隔离的日子里与人共读。

    “几天前的晚上，我的乌克兰按摩师发来电子邮件，说她要歇业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我为此难过。我去她店里时，我们常常讨论托尔斯泰。我很羡慕她能读俄文原著；她则惊讶于我还没开始学俄语。”

    理查德·福特：当务之急是要控制对后果的感觉

    困守缅因州东布思贝的七十六岁美国小说家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写道：

    “我妻子极力营造一种有用的危险感和威胁感。（我其实不是字面上这个意思：我没在抱怨，我需要提醒。）但我没感觉到强烈的威胁——即使在我洗手、避开他人（不是她）、给车门把手和杂货消毒、躲避总统每天咆哮的时候，我也没有那种感觉。

    “这种事谈不上什么伪乐观主义，大厦将倾但还未倾，性交再糟也是性交，眼不见则心不烦。当然了，这是老年人的生存观（尽管也可能是年轻人的）。说到底，危险本身没多大的生命力；危险的后果才会造成灾难。这就像将倾：倾不足为惧，可怕的是倾到最后轰然而止。

    “当务之急是，怎样控制我们对后果的感觉——这并非一个作家无需去完成的任务。一方面，我们做的事（洗手、避人、无视）确实重要；但我们说什么、想什么、写什么、关注什么、让自己愿意听到什么，在这一切统统结束以后——权当我们不会嘎嘣一下死掉——对我们肯定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哈里·孔兹鲁：突然，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困守纽约布鲁克林的五十岁英印小说家哈里·孔兹鲁（Hari Kunzru）写道：

    “我开始写那种古怪的准备，为了应对一种完全不可见的东西，一种政府官员总说不是威胁的威胁。3月5日那天，我跟日本小说家多和田叶子一起，在书店做了活动。事后，我和一位年轻的医生交谈，她随意看了看周围排队等候签名的人，然后说——我确信她知道自己这番话的分量——她估计这屋里至少有三个人是带着病毒的。这似乎很抽象，不真实。3月7日，我和妻子去赴饭局，我们在那儿因为拒绝和别人拥抱而尴尬。3月9日是我们最后一次去饭馆吃饭。3月11日是我最后一次坐地铁，这让我比很多纽约人都幸运。3月12日，我的研究生讨论会挪到了网上。

    “一切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迅速解体，暴露出美国体制极大的脆弱性。一个将风险私有化了的社会，怎样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当它把社会团结的每种表现形式都扣上‘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妖魔化时，它又怎样要求社会团结？突然之间，我们都成了社会主义者，在公寓里自我隔离时还想着社群的重建，就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米特·罗姆尼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