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未能出版的《新批评》

    关于《论新诗现代化》，袁可嘉说，他是“把这本青年时代（25-27岁）的习作选，做为一种四十年代末期新文学的历史资料提供给读者的。既是历史资料，就要力求存真”，但实际上被称为“研究九叶派和中国新诗史的经典性文献”，《论新诗现代化》是失真的，因为袁可嘉在把上世纪四十年代报刊上发表的诗评文章收入《论新诗现代化》时，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因此，如果我们单是依据《论新诗现代化》来评述袁可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诗学思想，会造成判断上的失误。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袁可嘉就想出本诗论集。袁可嘉在《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中回忆，“在1947和1948两年间，我在前辈著名作家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了新诗二十余首和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我这时期的评论文字曾以《新批评》为名，收入朱光潜主编的一套诗论丛书，因战乱关系，稿件在寄投途中丢失，直到1988年才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一书”。袁可嘉在《从浪漫诗到现代诗》中提及，《论新诗现代化》“迟出了整整四十年的书（原由朱光潜先生编入诗论丛书，预定一九四八年出版，因战时动乱，原稿在寄递途中丢失）”。经查，朱光潜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发行人是蒋志澄，印刷、发行是正中书局，1948年3月出版了朱光潜自己的《诗论》，1948年5月出版了常风的《窥天集》，1948年8月出版了冯至的《歌德论述》），并不是诗论丛书，无论是《窥天集》还是《歌德论述》都不是论诗的。由此可知，朱光潜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1948年本想推出袁可嘉的诗论集《新批评》，可惜由于《新批评》书稿在寄送途中丢失，袁可嘉的新诗评论文字就这样失去了结集出版的机会。正是这一延宕，致使“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思想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但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并为文学史家所广泛评述却是在四十余年之后的80年代”。

    虽然我们无法复原《新批评》的原貌，但是新找到的袁可嘉的《诗的再解放——〈新批评〉自序》，还是有助于我们领略《新批评》风采的。

    《诗的再解放——〈新批评〉自序》刊于1948年1月18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80期（杨振声主编），不见于《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论新诗现代化》等袁可嘉已出版的各类集子，当为集外文，摘录如下：

    我把一年半来零碎写下的批评文字，重新删定，辑成一本小书，书得有个名字，一如人得有个名字，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称呼，姑且叫它作《新批评》，其实书里的见解并不新颖，只是借来作为一本书的符号而已。

    《新批评》以第十章为分水岭，把批评的对象划分为二个部分：前十章是批评人民文学的流弊；我分析了政治感伤的特性，一般感伤的通性，八种对于诗的迷信，新诗现代化在理论及实践上的意义，及我所了解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后六章多数与西洋的现代诗，现代批评有关，有些是批评的批评，如《现代批评的主潮》，《现代诗底精神》及《批评相对论》，有的是个人意见的陈述，如《民主与批评》。

    今日的新诗迫切地需要再解放，从一切狭窄、偏激、武断及迷信解放。

    ……本书前后二部虽然处理二个不同的范围，实际却是一件事情的二面，前十章是内在的发掘，后六章是外来的关照。正因为这个相成的关系，许多见解观点常常渗透重合……我在最后添了一章《民主与批评》

    第一段告诉了我们书名“新批评”的由来，第二段可看作《新批评》的“内容提要”。由“内容提要”可知，《新批评》共十六章。

    那么这十六章都是哪些篇目呢？结合《诗的再解放——〈新批评〉自序》和袁可嘉1947-1948年在《文学杂志》《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等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新诗评论文章，我们可以尝试推测这十六章的具体篇目。

    1947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目录上有袁可嘉的《对于诗的迷信》，正文中的题目是《对于诗的迷信——〈新批评〉第五章》，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提到，“此外还有三种诗的迷信存在于诗与意义，诗与生活，诗与现实的关系里，在本书四六两章中分别处理，这儿我们不再重复。诗与力的迷信则已详第二章”。由此可知，《新批评》的第五章是《对于诗的迷信》。1948年1月4日《华北日报》也刊载了《对于诗的迷信》。

    阐释“诗与意义”的《诗与意义》，刊于1947年11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6期。

    探讨“诗与生活、诗与现实关系”的《诗与主题》（上、中、下）分别刊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5期（1947年1月14日）、第56期（1947年1月17日）、第57期（1947年1月21日）。

    “分析了一般感伤的通性”的《漫谈感伤》，刊于1947年9月21日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50期。

    “分析了政治感伤的特性”的《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刊于1946年10月2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2期。

    阐释“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关系的《“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刊于1947年7月6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39期。

    探讨“新诗现代化在理论及实践上的意义”的共有5篇，分别是《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刊于1947年3月30日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25期）、《新诗现代化底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刊于1947年5月18日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32期）、《新诗戏剧化》（刊于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刊于1948年6月8日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84期）、《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刊于1948年10月30日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01期）。

    《批评相对论——批评底批评》，刊于1947年9月6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6期。

    《批评与民主》，刊1948年5月17日的天津《民国日报·文艺》。

    《新批评》前十章中应该有《诗与主题》《诗与意义》《漫谈感伤》《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对于诗的迷信》《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新诗现代化底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新诗戏剧化》《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诸篇，其中《诗与意义》是第四章，《对于诗的迷信》是第五章，《诗与主题》是第六章。后六章中应该有《批评相对论——批评底批评》《批评与民主》诸篇。

    最后，笔者期待有识之士能将集诗人、诗学批评者、译者于一身的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末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论汇校编集出版，功莫大焉。（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