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新动向：民族主义的兴起

    如果我们的判断不谬，那么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重塑下，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将不再汲汲于国际主义议题，诸如推进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这曾是小布什时代“新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是致力于重新阐释美国的建国原则，申张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会较为频繁地诉诸单边主义的政策手段），维护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

    一、引言：作为思想谱系的美国保守主义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起源。“二战”之后，为了回应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大政府”趋势，美国保守主义者发起了一场保守主义知识运动，其参与者先后有：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Libertarians）、传统主义者、反苏（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和宗教右派（或社会保守派）。他们的主张尽管主张迥异，却共同反对新政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罗斯福及其继任者奉行的现代自由主义是一种日益扩张的、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加遏制，势必摧毁个人自由和生活的私人领域，并将美国带向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史的权威学者乔治·纳什（George H. Nash）多次强调，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并非是铁板一块，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而是一个大杂烩般的联盟，融汇了各种保守主义支派。而且，这些支派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其中，尤其以自由至上论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分歧最为典型。例如，自由至上论者认为，个人自由是社会的至善，自主的个体需要从外部束缚中获得解放；而传统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的至善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基于共同体的“有序自由”（ordered freedom），并且依赖于个体的德行修养。这便是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自由与美德之争”。后来，《国家评论》首席理论家梅耶（Frank Meyer）提出一套折中方案——以“联合主义”（Fusionism）——来缓和两者的冲突。这种“联合主义”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和推动个人自由，但是自由个体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在免于政府约束的情况下，追求一种有德行的生活。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也曾将两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不和睦的表亲”。

    受此启发，本文也将以联合主义的视角审视民族主义。实际上，在这个大杂烩的保守主义体系联盟中，民族主义者曾长期“隐而不彰”。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国际主义倾向有关，毕竟，领导西方世界对抗苏联东阵营不便于诉诸美国民族主义，而且后者常常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相关。需要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许多传统主义者（如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转向了民族主义，他们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质疑“全球民主”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深恐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会冲击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公开批评全球自由贸易的教义。然而，这种抗议之声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阵营和者寥寥。不过，自2015年以来，以批判保守主义建制派为己任的民族主义者走上前台，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

    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背景

    早在2015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之际，已有评论家察觉到社会“舆论风向”的变化，保守派评论家、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断言，“如果说特朗普主义有一个单一主题，那就是新民族主义或新爱国主义”。大选甫一落幕，保守派学者约翰·丰特（John Fonte）与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联合撰文声称民族主义的回归：“特朗普的胜选，意味着选民对身份政治的反抗，同时，它也为新政治开辟出道路，其中包括稳健的移民政策、爱国主义的同化政策以及在外交政策上捍卫美国主权。”马修·康特奈提（Matthew Continetti）也指出，“特朗普只是问题的表象，他背后有一支更强势的力量。我们应该弄清的不是特朗普主义，而是其背后的概念，也就是民族主义”。

    其实，从美国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看，这种思潮的兴起不难理解。“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继续支持国际主义议题，刻意压制民族主义。例如，经济学界的保守派把国界视为自由市场的障碍，宗教界保守派则强调人人享有上帝赋予的尊严。其他派别的保守主义者也认为，美国是一种“观念”或美国是“建立在观念之上的国家”。在这种个人主义、国际主义乃至宗教普遍主义（Religious universalism）的推波助澜下，民族主义在总体上被赋予负面形象，如返祖、部落主义、排外主义，与爱国主义大相径庭，不少保守主义者仍有类似观点，如《国家评论》的编辑乔纳·戈尔德堡（Jonah Goldberg）、 智库“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莫娜·查伦（Mona Charen）等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较大冲击，多元文化主义主导下“身份政治”的兴起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影响，以及大规模非法移民对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挑战等，这种社会变迁让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深感忧虑，心神不安。亨廷顿早在2004年就指出，“1861－1865年内战以后，国家性认同超过了其他的身份认同，美利坚民族主义精神在随后百年中得到发扬光大。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亚民族的、双重国籍的和跨国的身份开始抬头，并损害到国家性认同”。此外，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建立在两种事物之上：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和一个受到限制的联邦政府”， 现今，两者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2016年大选期间，奥沙利文在解读“特朗普现象”时敏锐地指出，美国正在上演“新、老两个美国的认同之争”，特朗普正是“老美国”的代言人，他们自视为定居者而非移民，他们认同清教徒先辈和建国先贤，他们接受围绕南北战争形成的伊利亚特神话，赞同“大熔炉”而非文化多元主义，他们认为犹太—基督教是公民宗教，不同于那种“有信仰但不信教”之人。纳什也观察到：“过去二十年，一股后民族主义、甚至是反民族主义的情感正在美国涌现起，这种情感尤其见于美国的国际主义者、进步主义精英和年轻人。与这种‘去民族国家化’趋势紧密相关的，正是日益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它不称颂美国的成就和独特性，而是歌颂美国种族和民族的多样性。”这些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民族主义在美国回潮的深层社会背景。

    三、民族主义的新内涵

    事实上，民族主义的回潮不可能不冲击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2016年7月，新晋保守派刊物《美国伟大》（American Greatness）和《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激烈地批评保守主义建制派，力图为民族主义正名。2016同年9月，纳什观察到，“特朗普式民粹主义除了抨击左派精英，也抨击右派精英，——即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 和罗纳德·里根领导的保守主义知识运动。它不仅从政治上向共和党建制派发起挑战，还从意识形态上向以《国家评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建制派发起挑战”。

    这些民族主义者的理由是，保守主义建制派不但未能对后“冷战”时代做出有效回应，反而继续秉持所谓的保守主义“原则”，已有意识形态政治之嫌。实际上，民族主义者诟病的正是建制派的教条主义倾向，“盲目照搬过去的理念和政策，并不是倡导保守主义的应有方式。毋宁说，它本身便是问题所在”。

    不过，两者的紧张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升级。在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前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民族国家，都成为英国和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圈的热议话题。《国家评论》发表了过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另一家知名刊物《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连续发表十期相关文章探讨“民粹主义”，撰稿人包括涵盖乔治·纳什、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丹尼尔·汉南、罗杰·金博尔等知名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以《国家评论》《新标准》《华尔街日报》以及胡佛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主流保守派的刊物或智库，并没有竭力为保守主义的“正统教义”辩护，相反，它们试图对勃兴的民族主义情感做出正面回应。

    具体说来，这些保守主义者竭力反对基于“种族血统”的民族主义，而是承认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驯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例如，丰特（John Fonte）和奥沙利文声称，“尊重民主价值观的民族主义，可以充当经济保守派、社会保守派以及其他保守派的粘合剂”。保守主义建制派的机关报《国家评论》也主张接纳一种切合实际的、稳健的民族主义。里奇·劳里（Rich Lowry）和拉梅什·彭努如（Ramesh Ponnuru）指出：“民族主义可以是健康的建设性力量。由于民族主义情感深得人心、经久不衰，所以，明智之举不是超越民族主义，而是培育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美国当代的民族主义（不容否认，也伴随着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喧嚣声音），较之于20上世纪30年代基于“种族血统”的欧洲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

    首先，从政治层面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治精英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全球民主化等议题，热衷于介入国际争端，甚至把更迭外国政权作为推行民主议程的手段。例如，小布什政府在中东推进民主的政策计划。现在，美国人意识到，这种武力介入超出了美国的能力限度，并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国际主义议题正在把美国变成世界的美国，而非美国人的美国。

    其次，从社会政策层面讲，民族主义的崛起也可以理解为是美国人对建制派主导的“进步主义”议题的反抗。20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特别是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而且为了赢得少数族裔或少数派群体的支持，往往把这些少数派关心的议题作为政治议题——如气候变化、同性恋婚姻等——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人关心的议题，如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大规模非法移民等。在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者看来，“多元主义、身份政治、政治正确以及性别政治，都属于‘彻底改造’美国的进步主义方案”。 斯克拉顿指出：“在美国，如同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诉求被媒体和统治阶级置若罔闻，乃至受到公然蔑视。任何表达忧虑的行为——比如，对移民的担心、对全球化不利影响的担忧、对同性婚姻观的忧虑——要么被搁置要么被噤声。”

    四、保守主义之春：民族主义重塑保守主义运动？

    前文我们谈到，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大杂烩”的联盟，融合了不同的理论支派。不过，面临“冷战”的压力，不同流派们在“联合主义”的折中方案中下和解。关于这种“联盟”的性质，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和阿泽拉德（David Azerrad）都有描述。

    这种“联合主义”的认知架构，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颇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适当诠释的民族主义或许有资格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的一员。事实上，2016年大选之过后，美国主流的保守主义者已经试图把民族主义纳入保守主义的话语体系。

    例如，保守派学者丰特和奥沙利文率先把这种民族主义冠命为“民族保守主义”或“一个美国”保守主义。尽管在英国政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国保守主义”的提法，但在美国政治中，却鲜有人提及。按照英国的经验，一般在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尖锐时，保守派会诉诸“一国保守主义”，强调精英的责任，对社会底层的利益加以保护，以期缓和社会矛盾。从这个角度上讲，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有意无意地与“一国保守主义”暗合，不认为民族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中的异质成分。相反，他们把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称为“爱国主义的联合主义”，认为它可以和经济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相容，乃至强化这一意识形态联盟。

    布洛格（David Brog）、哈兹尼（Yoram Hazony）两位学者也为民族主义的回归欢欣鼓舞，他们认为：“特朗普以及数月之前英国的‘脱欧’，在我们看来意味着保守主义的新生，不论从知识还是政治传统看，它们正在开启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他们援引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观点，指出，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的核心支柱之一，克里斯托的确说过，“现代保守主义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宗教（基督教）、民族主义以及经济增长”。布洛格和哈兹尼两位学者认为，“冷战”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在于它疏离民族主义，拥抱个人主义，乃至极力推进国际主义议程，小布什政府雄野心勃勃的“新保守主义”纲领即是明证。对于现状与未来，两位学者乐观地断言，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正在与其他类型的保守主义合流。他们也强调指出，这种民族主义并非基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是基于宪政传统和理念。

    与此同时，以《国家评论》为代表的主流保守主义运动阵营，也试图接纳民族主义。劳里和彭努如试图为民族主义正名，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缺少民族主义支撑的保守主义，是一种缺乏活力的保守主义。他们指出，美国民族主义不是痴迷于“鲜血和土地”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只关注政治理念的爱国主义，而是还带有社群主义的因素，“人民并不是在自由市场里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也是共同体（依附于信仰和家庭）的成员，民族国家则是一个放大的共同体”。劳里和彭努如的结论是保守主义联盟要承认民族主义，同时也要驯化民族主义：即支持宽宏大量的民族主义，既要考虑美国的理想，也要理性分析计算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利弊得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新晋保守派刊物《美国伟大》决意脱离美国主流的保守主义运动。然而，一年过后，随着主流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和解，《美国伟大》也流露出和保守主义和解之意，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许多主流的保守派评论家相继同时成为该刊物杂志的撰稿人。例如，胡佛研究所的维克多·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国家评论》专栏作家安德鲁·麦肯锡（Andrew McKinsey）、《新标准》主编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等人。

    五、结语：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重组时刻

    2016年大选期间，纳什提醒人我们，“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和文化重组，‘全球主义者’和‘跨国进步主义者’正在与‘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角力。过去一年以来，围绕这些断层线的争议已经演变成美国右派的意识形态内战”。不过，纳什他也指出了主流保守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者联合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这种重组时刻已经来临，保守主义建制派和民族主义的和解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如前所述，从思想理论层面而言，2016年大选之后，美国主流保守主义运动尝试把民族主义纳入保守主义话语体系。

    在政治实践层面，作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特朗普政府积极向主流保守主义运动“示好”，并将自身视为保守主义联盟的一个分支。2017年2月23日和24日，特朗普携内阁成员参加2017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他在演讲中指出，“我们的胜利是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他还指出说，这场新兴的、前所未有的保守主义运动有一个核心信念，即“我们是一个把本国公民置于优先地位的民族国家”。很明显，在特朗普看来那里，民族主义俨然是保守主义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保守党联盟主席主持人马特·施拉普（Matt Schlapp）也强调，本次会议涵盖了以往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保守主义者、里根派保守主义者、自由至上论者，还有特朗普运动带来的新成员。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主义重塑了主流的保守主义运动，并以“联合主义”的形式成为保守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的判断不谬，那么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重塑下，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将不再汲汲于国际主义议题，诸如推进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这曾是小布什时代“新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是致力于重新阐释美国的建国原则，申张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会较为频繁地诉诸单边主义的政策手段），维护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政策，都是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的体现。

    为了更为清晰地理解这种保守主义，我们不妨听听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他说：“这场运动的核心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念：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它的公民。……从今天起，我们将依照新的愿景治理国家。从这一刻起，我们将信奉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事务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惠及美国工人和美国的家庭。”而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很可能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