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郭沫若害死她的”吗？

    《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登载于1984年6月15日的台湾《联合报》，作者是谢冰莹。谢冰莹，1906年生于湖南新化，早年写过反映旧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抗战时期任《黄河》杂志主编。1948年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后移居美国，2001年卒于旧金山。

    于立忱，1912年生于北京，曾就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任职于《大公报》。193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一年后患盲肠炎，住院手术，后染肺结核病，精神抑郁。1937年3月回国后病情加重，5月于上海自尽，留下绝笔“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个人，无能为力矣”。《大公报》为她数次发文，内容摘要如下：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攻经济学，苦学勤读，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静养经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资尽归国。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日前归沪，昨晨忽自缢身死，其妹发觉后，已救治无及。其妹云：在杭时已屡次图谋自杀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热心学业，青年殒生，闻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报》）

    于系广西贺县人，赋性慧敏，由工读自学，插班中学两年，即考入北平女师大，后任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编辑。嗣因求深造，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院，专攻经济，课余常撰稿。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后竟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经年始愈。今春以资尽归国，舟车劳颠，眠食失常，病又发作，到沪后，即陷于顽固失眠，神经错乱，虽经其妹佩珊费尽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杀逝世。(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报》）

    （于女士）“九一八”事变后被推为全校学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请愿，颇为贤劳，后因当局以爱国运动所注意，勒令离校，她于离校后，自知努力求进，继赴天津任大公报妇女副刊编辑，并兼任教课，……最近因肺病复发，神经错乱，颇成痛苦，有厌世之念，忽于上月二十一日夜间背人自尽，当由其妹于佩珊办理一切事宜。（1937年 6月1日上海《大公报》）

    《大公报》这三则消息，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了于立忱的身世和死因。

    47年后的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文称，郭沫若在日本追求于立忱，在于怀孕之后弃之不顾，致使于自杀身亡。郭沫若对于立忱始乱终弃的罪名由此而来。如今，在我们接触到该文之后，对照谢冰莹前后的不同记叙，不免有很多疑问，甚至会发现其有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硬伤。

    首先，按谢文的说法，谢冰莹是惟一在场耳闻目睹于立忱哭诉这段不幸遭遇的人，听罢即觉“那天我的内心比立忱还要愤慨，还要痛恨郭沫若。”她鼓动于立忱：“你为什么不用你那横扫千军的笔把他的嘴脸赤裸裸地描写出来呢？”当于立忱问她：“将来你要替我伸冤，你答应不答应？”谢回答：“没问题，当然答应。”此段内容如果是真实的，谢冰莹显然已做出承诺，负起了伸张正义，为朋友伸冤的道义责任。然而，从1937年于立忱离世到1984年谢文发表，整整过去了47年。在此期间，谢1948年之前在大陆，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应该说，“比立忱还要愤慨”的谢冰莹完全有理由、有动机、甚至有义务，也有“言论自由”的条件揭露“真相”，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未发一声，反而在所有当事人郭沫若、于立忱之妹于立群、于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后，把害死于立忱的罪名加给郭沫若。这是为什么？

    再来看该文中，于立忱对谢冰莹的另一个“嘱托”。于立忱说：“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告诉她和郭的这段丑事，你将来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这个“嘱托”也缺乏佐证。于立忱和妹妹于立群素来关系亲密，她生病回国后直到离世，于立群是在身边照料她的唯一的亲人。如此私密的事情，于立忱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妹妹，反倒要请谢冰莹这个第三者去转告呢？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谢冰莹转告于立群了吗？没有！直到1984年谢冰莹还在文章里发问：“这是个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见谢并没有告诉于立群。是没有机会吗？不是。1937年秋，淞沪抗战期间，谢曾和于立群一起在嘉定劳军，她们的合照至今还看得到。而且她们还和郭沫若一路同行，于立群在《战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署名黎明健）记下了这段经历：“出发的时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转到某军去了，我便跟着冰莹姊去看看她们随从的军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说：‘小心点成炮灰呀！’” 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冰莹当时为什么不履行承诺，反倒把郭的“这段丑事”一直向于立群保密？也许，这个“嘱托”压根儿就不存在。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还不止这些。1937年于立忱离世后两个多月，发生了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此时，谢冰莹不仅把她的文章投给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还请郭为她的《军中随笔》一书题写了书名，把郭的题字连同署名一起印在书上。这本书于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谢文的内容是真实的，谢会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做吗？

    下面我们要提到谢冰莹的另一篇文章，题目叫《痛心的回忆——吊立忱》，写于1937年6月7日于立忱入殓后的第七天（上海《妇女生活》四卷二十期）。倘若于立忱确实“是郭沫若害死她的”，此刻的谢冰莹正该履行承诺，为朋友伸冤，揭露“真相”，然而这篇悼文依旧对此只字未提，反倒是详细记述了她1935年去医院探望于立忱的过程。她写道：

    “你害了盲肠炎躺在庆应大学的病院时，天天有许多中国朋友去看你，但女性中以我和竹中最勤。记得是割盲肠炎的那天早晨，我第一个跑去看你，你见到我进来，就快活的流出泪来……一会儿竹中来了，她手里也拿了一束鲜花，比我的还大。”

    “你是上了麻醉药躺在手术室的床上了，我和竹中来回地在手术室的走廊徘徊，有时侧耳倾听，但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除了刀子，叉子，剪子的声音隐约可以听到外，什么声息都没有。……半点钟过后你被推回房里了，所有在等候着消息的朋友都庆祝你度过了难关，你自己那时更比我们快活。”

    这段文字写得详实具体，表明于立忱经历了一次普通的盲肠手术，能够见证的不仅有谢冰莹，有于立忱的日本好友竹中繁子，还有“天天”去看望她的“许多中国朋友”。悼文接着写道：

    “满以为你的身体经过了那次的大病后，你会好好爱护，加意调养的，谁知不到三年，你竟被病魔扰得自毁你的生命！……你如果当初知道你的生命是这么短暂的，你也许不至于拼命地用脑，让肺病侵略你两三年，终于丧生。”

    于立忱1935年接受盲肠炎手术，后染肺结核，精神抑郁，1937年因肺结核和抑郁症辞世，谢冰莹当年写下的这些话是符合事实的，可以与《大公报》的报道相佐证。可是到了1984年，在所有当事人离开人世之后，谢却背离事实，颠覆《大公报》的，也颠覆了她本人悼念文章的说法，把盲肠炎手术改说成“坠胎”，又把去医院看望于立忱的时间由1935年改到1937年于立忱回国前夕。

    1984年的谢文写道，于立忱的“手术不成功，还要再开一次刀”，“也不知立忱是那天出院的……立忱没有再开刀，只告诉竹中，她因家中有急事，要回上海一趟，不久会回东京，谁知她一去不返，她果然自杀了！”

    于立忱是1937年3月回国的，此时的谢冰莹根本不在日本，她早在两年前，即1935年就从日本回国了，也没有再次返日。她那篇悼念文章（《痛心的回忆——吊立忱》）写得清楚，1935年的“5月17日是我们离开东京恢复自由的日子”，这一天谢同丈夫黄震（黄维特）离东京回国，于立忱还到东京车站为他们送行。悼文接着写道：“怕妨碍你在东京的生活，我们回国后，很少给你写信，你几时回国的我也不知道。……安葬了母亲回到衡山来，才读到潜修兄的信，说你在杭州西湖养病，天天想自杀，正要给你写信，却不料噩耗传来，你已经离开了人世！”谢感叹道：“想不到东京一别，竟成了永诀”。

    这就是说，自从1935年5月17日在东京车站“永诀”，谢冰莹再没有见到于立忱，她怎么可能在1937年于立忱回国前夕，去日本医院听于立忱的“哭诉”？

    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产生：谢冰莹为什么要把盲肠炎手术说成是“坠胎”？又为什么要把“肺病侵略你两三年，终于丧生”，“被病魔扰得自毁你的生命”说成是“是郭沫若害死她的”呢？

    其实，谢的早期作品，对郭沫若有很高的评价，怀有崇敬之情。她曾热烈地描述过郭沫若在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情景：

    “还记得吗？在武汉时你站在阅马场的讲演台上，激昂慷慨地演讲，我穿着一身军服完全像个小兵站在讲台的面前，末了扬着手高呼口号……”（《郭沫若印象记[上]》,1931年《读书月刊》第一二期合刊，署名美蒂）

    “我在开会的前一天，就知道这次的群众大会有沫若的重要报告，但我想不到他是如此快就登台的。我快活的快流下泪了，我用全副的精神倾听他激昂慷慨的演说……报告完毕，大家又狂呼起来，每个人都像发狂一样跳起来，喊口号，每个人的脸都涨得通红，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痛恨假革命反革命的政府的……总之，整个会场的空气都被沫若一个人煽动了！从此武汉的革命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统治者的假面具都被揭穿了！大家又走上了另一条革命的大道。沫若这次给我的印象，自然要比他作品给我的来得大，来得深，来得有力！我永远忘不了他，我相信那次在阅马场听过他讲演的人，也永远忘不了他的吧！”“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刻下了一个革命文学家的印象。”（《郭沫若印象记[下]》,1932年《读书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再来看谢1984年文章的下半部对郭沫若的那次演讲是怎样写的：“他在阅马场公开演讲，那时是十足的叛徒、反革命、反蒋委员长……可是领袖素以宽大为怀，以德报怨的思想而宽恕了他，让他作了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后来知道他用了一班共产党员在暗中活动，于是解散第三厅，取消他的厅长，但仍然委他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直到他访问俄国回来，才露出狐狸尾巴。”

    这两篇文章都出自谢冰莹之手，只是时间相隔久远些，对同一件事情评价的反差之大令人瞠目。然而，看似难以理解，实则不难，有学者在研究了谢冰莹的晚期活动后指出，“谢冰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夫泽《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250页）。这个见解也许有助于我们看待这个变化，理解谢冰莹1984年的那篇文章罢。

    思想发生根本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政见不同也是允许的，但事实可是不能无中生有的，蓄意的构陷终究会真相大白。（黄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