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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列强仿效美国，决定有条件退回庚子赔款，与中国文教界人士共同设立管理机构，将退还款用于教育事业。这是二十年代国内教育界关心的头等大事。当时的教育部、大学连薪水也发不出，退还款数目如此可观，大家引颈而望。
1924年9月，管理美国庚款退还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在北京成立，接着其他类似的机构也相继出现公众面前。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分别成立于1924年11月、1925年4月，由于俄国和法国的庚款份额分别是美国的四倍、两倍，这两个委员会的财源应该远比中基会充足。《现代评论》于1924年年底创刊，编辑部为防止少数新生的财神爷挪用、贪浊公款，经常刊发文章讨论应该如何公开透明地管理和使用这些资金，有的作者甚至质疑某些基金会人员构成和资助方式的合理性。《莽原》和《语丝》两份杂志对庚款也有议论，但是与《现代评论》相比，就显得偏少，至于建设性的提议，几乎缺席，或许这是刊物偏重文学的缘故。鲁迅敏感于教育界的所谓“饭碗”，他在庚款问题上的相对沉默就有点异常。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次日，政府发布通缉令，鲁迅即刻撰文，列出被“赶走”的诸位人士将腾出的一个又一个基金会空位，可见他心里有一本丝毫不爽的各基金会名册。《现代评论》不点名地追问京城无冕之王李石曾积极从事公共事业的动机，鲁迅从来没有回应，也不参与相关的讨论，或可理解为对既得利益者的间接支持。对于一位喜欢议论时政的作家，不仅要注意他议论的是什么，还要关心他不议论的是什么。他的干预或回避，对谁有利？是不是显露出某种派系脉络？这些问题，应该提出来。鲁迅在1925年北京女师大学潮一事上与《现代评论》对立，除了个人的爱情和章门弟子之谊，也与庚款问题有所纠结。如果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与李石曾道不相谋，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个人主义者就这样与李石曾、易培基一派临时互助了。如何合理使用、管理庚子赔款退还款，远比谁来担任女师大校长紧要。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有其非同一般之处。李石曾创办的私立中法大学在各方面都不能与国立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广东大学相比，居然可以有一代表，自然不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各国退还的庚款应该属于国家财政，私立学校如何可以获取如此特权？法国退款应该由教育部经手分配，李石曾独揽这一部分退款，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契约视为他个人与法国政府中有力人物的交易，中央政府大权旁落的严重性，也就可以从中略知一二了。 果然，《现代评论》发出让李石曾和中法大学难堪的声音。那是一位叫“植初”的读者1925年5月16日给编辑部的信件，题目为《私立大学与庚款》。来信作者说，有的学界人士人格卑鄙，他们热衷办教育，藉此敛财盗名，目的不是教书育人、发展文化，而把抢夺“饭碗’当作主业，闹得教育界乌烟瘴气；值此非常时期，私立大学突然冒现，乃因“一点什么赔款”在作祟：
平心而论，现在私立多数大学，就教育上着眼，根本就要停闭。破庙一所，烂讲义数页，是一大学；厢房九间，除桌凳外，了无长物，是又一大学。此类大学，欲望其“滋长发荣”，非愚即妄；若更以大宗款项补助之，图饱主办者个人之私囊，实为冤哉枉也。（《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30日），第18页。）
这封信后有《现代评论》“记者”附言：他呼吁教育当局应该对私立大学有甄别和监督的机制，不使纷乱盈利办学的状态继续蔓延；“至于私立大学应否分润庚款，是另一问题，希望教育界人士，予以充分的讨论。”
既然有人已经将私立大学列为援助对象，《现代评论》把这一提议摆到桌面上，说明已有批评之意，但是“记者”所用语言，还是客观公允的。这一期《现代评论》还载有一篇创办人之一、北大法律教授王世杰的重头文章《庚款委员的工作方法》。作者首先希望中美庚款委员会即中基会应公开拨款用途，然后说到成立已有半年时间的中俄庚款委员会：“中俄庚款委员会的进行，应该更需舆论的援助了，然而中俄庚款委员会，至今也还没有向公众报告一切进行情形，亦没有向公众发表过关于用途的计划。”鉴于中法庚款委员会已成立，中日、中英庚款委员会正在组织、酝酿中，王世杰提出两个主张。首先：“各委员会共同刊行一种半月刊或周刊，将各委员会的一切提案、议决案，以及一切进行事宜，逐期公告。并即以此种刊物为征集全国各方面意见的机关。”其次：各委员会里的中国委员成立一个联合会，共同预先审议各种计划，以此来避免垄断的嫌疑。[ 《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第4页。]《现代评论》在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前不久，还刊登过皮浩白（即皮宗石，北大法学院教授）文章《庚子俄款的用途》。该文指出，财政部将缓付、停付俄款用作发行公债的抵押，不大妥当，还是应该详细讨论如何用于教育事业。“好在俄款委员会成立已久，想也正在积极的研究进行此事。不过全国教育事业需款甚急，我们希望他们赶快的弄出一具体的方法，尤希望他们总以此款用于永久建设的方面。”（《现代评论》，第1卷第17期，第6页。）这不大信任的口气应该使李石曾、徐谦等人坐立不安了。武昌师范大学的郭树勋《对于庚款用途的意见》一文（《现代评论》第1卷18期）则建议庚款退还款用于教育农民，但是也表示“决不可忽视了已经成立委员会的活动，应该常常给以督责和监察”。（《现代评论》，第1卷第18期，第7页。）女师大学潮期间，《现代评论》“时事短评”栏的短论也论及“金法郎”和庚款退还后相关问题，后来还登有雪艇（即王世杰）《关于庚款退还部分的说明》（第3卷67期）等好几篇专论庚款的文章，它们的具体建议也反映、落实在南京政府成立后较为成熟的庚款管理的举措上。王世杰抗战爆发前执掌过教育部，美国和英国庚款的利用率最高，几所国立大学都受其沾溉。美国庚款在清末就设游美肄业馆（后改称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胡适、竺可桢等大量年轻学子从这里出发留美。钱锺书三十年代留英，也是经考试获庚款奖学金。所谓的“庚款学生”是民国年间中国知识界、科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莽原》和《语丝》也在留心庚款退还款的去向，但是态度消极。有麟《退还庚子赔款》一文（《莽原》第14期，1925年7月24日）的口吻就是怀疑的，作者自称消息不大灵通:“听说各国要退还庚子赔款了，而且有几国已见诸实行。这件事是好的还是坏的，并非爱国大家的我，始终不能够知道。”作者文中只提到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已在去年秋天正式成立，日本将庚款作为诱饵，并未正式归还，更谈不上中日两国代表人物共同参与的庚款委员会：
亲善中国的美国，不是将庚款办起学校，以造就中国人才吗？但除掉有几个留美回来的能在跳舞场上大跳一阵的有本领的人外，也看不见别的什么庚款买来的成绩，——自然，洋话漂亮的博士和硕士们，又是例外。
好占小（？）便宜的日本，不是将庚款作为中日文化沟通的用费么？但除却那些能到日本住过几天阔旅馆的中国几个代表（？）学生外，又沟通了些什么？
作者还嘲讽道，庚子年以后全国民众出钱赔款，现在少数“上等人”来分款，结论有点犬儒主义：军费、政费、教育基金，“无论是某系或某派，为了互相竞争的缘故，在分配款项席上必须占一位”。作者对私立学校争庚款，也微微讽刺一番：“无论谁办教育，不是同样的目的，为国储才么？所以无论是公呀，私呀，官呀，民呀，商呀，……一类的不相同而相同的学校，听说分润庚款，就都要来‘问津焉’。”（《莽原》，1925年7月24日，第14期，第8版。）这篇文章发表时中俄、中法两个庚款委员会已经成立，基本上由国民党中李石曾一系主导，文章作者有麟却不提这两个机构。
“有麟”应该是荆有麟（1903-1951），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协助鲁迅办《莽原》，两人来往密切。国民政府成立后，荆有麟即赴南京编辑《市民日报》。1927年12月6日，鲁迅写信给蔡元培，推荐荆有麟到江北编练散兵（“其于党国，诚为两得”（《鲁迅全集》，第12卷，第94页。）。
《语丝》第35期（1925年7月13日）登载的《川岛启事两则》要犀利得多，攻击的目标是借庚款尤其是“金法郎余款”自肥的私立大学，即中法大学。启事之一宣布，川岛计划在自己家里办一所大学，名曰“爱国大学”，以后租一所民房，眼下开办经费还没有筹到，仅靠报名费还不够，“阁议也曾经通过将金法郎余款怎样的津贴私立学校，我们学校的经常费也便在此，教育部里有我熟识的人”。要是今后经费不够，可以关门，无损于“我们应得的声誉——清高”。启事二是要利用语丝社的名声聘请“一位教育界出身而热心教育，并且是熟悉各界情形的人，来充任爱国大学的筹备员”。启事后附有一封川岛君7月5日致凯明先生（周作人）函，解释借《语丝》刊登启事、“尝着些金佛郎的滋味”的原因：“日前见报载阁议通过一件国家大事的议案，要把金佛郎余款怎样的津贴私立大学等，这于我恰如在重雾的航路中瞧见灯塔，将使我决定如何进行的方向。”凯明先生立即回复，宣布一条好消息：他也正在计划创办一所以护国寺为校址的护国大学，先做一块洋铁招牌，招徕学生。他还劝川岛不要误了时机，赶紧制作一块广告牌，上书“快来爱国”四字，下注北京爱国大学“泣告”，在西长安街一带挂出。凯明还向他透，8月1日将有某大学出现，成立大学，需得赶早：“请你加入同行公会，克日提出议案，限定本年7月内成立的大学始有分润金款之权利。此事十分要紧，请你于校牌做成后赶紧去一办，中国教育前途幸甚。”（同上。）那时的《语丝》由孙伏园和周作人主编。
两则启事和两封信均极可爱，似未引发不良后果。含沙射影攻击李石曾和中法大学，还是太早了一点。当时女师大学潮处于僵持阶段，学校被少数造反学生占领，学生的后台是以李石曾为首的“法日系”，包括鲁迅和马裕藻、沈尹默等浙籍北大国文系教授。李石曾要把他的替身、署理过两周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推到女师大校长的席位上，鲁迅当然是知道的。鲁迅与李石曾等人“互助”，心存疑虑，而且还有所不甘，由同乡和学生川岛出面发泄不满，也是一策。不过川岛兴头上进入了讽刺挖苦的状态，未免把持不住，出手也太重了。
庚款退还中国，教育界本应协商出一个统筹的方案（如王世杰所言），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全无可能，致使英美两国退还款之外的大部分资金用得不明不白，疑点最多的就是法国和俄国庚款。争夺庚款的过程中所暴露的，无非是教育界自身的病症。胡适1926年4月25日致陶行知、凌冰的信稿上痛惜“监督的合作”的缺位：
我在北京这几年，眼见大家争各国庚款的惨史、丑史，思之痛心。法庚款 的故事，我至今还莫名其妙；俄款是我知道的，俄款委员是一班政客利用一个政变时期委任的；日本文化事业问题当日的争论，我也很知道，你们也许还记得我前年夏间给你们的长函；倘使当日南北教育界能破除私意，采取“监督的合作”的态度，这件事也许不会糟到这样子了。美款所以较佳者，正因为美国总统操有全权，直到董事会正式开会之后，基础已定，组织已完成，然后他把全权交付董事会，所以流弊较少，成绩较大。然而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至今日还不能避免许多方面的指摘和攻击，——这两年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记录可以为证，——为什么呢？因为当日孟禄的接洽实在太不公开了，故外间疑为操纵；又太非正式的了，故教育界可以派人，政府也就可以派人。我们知道内容的人可以了解，但外间不明真相，只见改进社董事之多，只见江苏人之多，就不免有烦言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7页至268页。）与其他基金会、董事会相比，管理美款的中基会还是成效最佳的。胡适所批评的孟禄是中基会美方代表之一。
过了半年多（1927年1月3日），任鸿隽在致胡适信上也对北京的教育界反思一番：“北京的教育界真弄得不像样了。政府没有钱给教育界，固然可恶，教育界本身的腐败，也绝对非言语所能形容。总而言之，照现在的情形，教育界已经死透烂透了，无论有好多的金钱，也不能救活他来。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将来英款委员的一个大问题。”（《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99页至300页。）幸运的是后来英款的管理与使用，也可谓透明合理。（陆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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