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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3月18日 星期三

    钱锺书与张杰

    钱之俊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3月18日   13 版)

        ■钱之俊

        2017年9月,我和江苏省如皋一中时鹏寿老师一起受邀来到江西省大余中学,参加他们学校程秀全等教师做的一个和钱锺书有关的省级课题的教研活动。在离开该校之后,我才惊奇地发现,大余中学很久以前的校长张杰居然和钱锺书是同事关系,而且关系很好。

        张杰(1911-1974),字挺生,号拔群,江西信丰铁石口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教光华附中。在光华附中教学三年,他教学认真,备课笔记重达22公斤。以后,他出入沪、赣、湘之间,先后执教于匡庐中学赣州分校、大余中学、赣州知行中学、江西药科学校、江西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943年起,他任省立大余中学校长。在大余中学任校长时,他二进二出,期间遭人诬陷、排挤,但事实一经澄清,他又即义无反顾地就教于他校(江西理工大学吴志荣的老师的老师是张杰。吴先生告诉笔者,张杰离开大余中学,另外有一种说法,即张杰管不住自己带去大余中学的人,这方面能力还显不足)。1944年,张杰为大余中学新建楼“芷宾楼”所立碑撰写铭文,以纪念前任校长张广鸿(字芷宾)。据言,该铭文写好后,张杰特请钱锺书之父钱基博雅正。

        之所以找钱基博,是因为张杰是钱老在光华大学时的学生。钱基博1926年秋季开始,谢绝清华之聘,回到上海,出任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钱基博兼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杰对老师印象深刻,感恩不已。他在撰述中曾情不自禁地写道:“窃念生平,一知半解,均钱师子泉启迪之功,因以此书为献,师其笑而许之乎?”(张杰《四库待访书目考初稿自序》,《光华大学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

        1933年夏,钱锺书从清华毕业。是年秋,他到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两年。他当时之所以到光华工作,是为了满两年服务期的条件,期满报考公费留学。光华期间,钱锺书与张杰同事,关系很好,睡在一个房间,对面床。隔壁房住的是钱基博。张杰给书室命名“玄览室”,钱锺书题写。张杰自题了一副对联:“玄之又玄,不外老生常谈事;览吾所览,何尽天下古今书。”(转自刘长焕:《难得的良师——记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张杰先生》,《信丰往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344页。作者解释下联意为:多看书,恨不能读尽天下古今书,但生命有限,学海无涯,又怎能读尽天下古今书?因此要有选择地读书,读好书。但另一种说法是,该联中的“览”字当为“觉”。龚联寿、师文华主编之《江西对联集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版)收张杰联为:“玄之又玄,不外老生常谈事;觉吾所觉,何尽天下古今书。”(第1087页)这样室名就变成“玄觉室”了。笔者以为“览”字较切。)他以此作为治学的座右铭。

        张杰的光华学生去过他们的宿舍;“我到老师宿舍的时候,两位老师都在。另一位就是钱锺书先生。他在大学部教英文,刚从清华毕业,在做去牛津大学的准备。我称他钱老师。钱老师是大学部钱基博老先生的公子,我的老师是钱老先生的学生,大约也是刚毕业的。两位老师相处很好,互相说笑,也跟我说笑。我的老师说,钱老师博学多才,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懂英文还懂法文。”(沈毓刚《钱锺书先生与晚报》,《新民晚报》1998年12月26日)

        其实,钱锺书在清华时,应该与张杰就已熟识,并且关系不错。留存不多的几封钱基博给儿子钱锺书的信中,有一封透露了这一点。1932年11月17日,钱基博在给还在清华读书的钱锺书信中说:“又见汝与张杰书云: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看似名隽,其实轻薄!”(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光华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12月5日)钱锺书在给张杰的信中,毫无顾忌地讽刺“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反映出他们关系的亲密无间,亦透露出两位年轻人的叛逆与“轻狂”。这恰恰是钱基博反感的。

        1933年冬,张杰被捕。当时,国民党为打击民主力量,不惜罗织罪名,大兴“党狱”,一夜之间,上海各大学被捕学生达200多人。“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马于华《意气方道》)钱基博《自我之检讨》记: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学被捕二百多人;那时,我在光华大学。一天,是冬至的隔夜,夜间十二时,电灯熄,我已上床,听得足声历落;旋有人叩吾房门;开视,乃吾儿子锺书,披衣赤足,低声说:“张杰被捕!”张杰,是附中国文教员;锺书,是大学英文讲师;两人同住吾隔壁房间,对面床;据称:正将入眠,听得房门锁响;疑为窃喊,叱问。乃门开;见一人持手枪,一人持手电筒,揭帐问“你是什么人?”一听是“钱锺书”就转身喝张杰起,背绑而出。我叫锺书相陪去看附中主任廖世承,去到楼底头,有一人持手枪喝禁,不许动。到天明,乃知上海各大学一夜捉人不少;光华则张杰以外,有民众夜校主任薛炽涛和男女学生十四人;尤可笑者,中有一女生陆姓,在我班上有课,耳微聋,见人羞缩,而也当政治犯捉!…………

        在多方努力未果的情况下,钱基博挺身而出,发函同乡吴稚晖,向国民党进言。后经吴稚晖从旁疏通,光华校长张寿镛才取得“蒋委员长手谕”,由各校将被捕学生保释出来。张杰获释。

        《中书君诗初刊》是钱锺书到光华后自印的一部诗集,收录了他1934年春至1934秋间的旧诗,刊刻于1934年年尾。该诗集跋语云:“陈君式圭、张君挺生怂恿刊拙诗,忍俊不禁。”这还得感谢张杰呢。

        1935年,钱锺书考取英国牛津庚款公费留学,1938年秋回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燃及上海,张杰在藏书损失大半的情况下,携妻带儿,一起回到故乡江西老家铁石村。张杰和邻村一位毕业于无锡国专的刘先生商议,决定在村中一处空屋创办一所初级小学(铁石中正学校),并附设相当于小学五、六年级的补习班。半年之后,张杰应龙南师范学校之聘,出任该校教师。铁石中正学校不久宣告解散。在办学期间,张杰以老师钱基博为例,激励文化水平不高的同事自学成才。他说,光华大学的恩师钱基博先生是位国学大师,并未上过大学,全靠自修也有大成就。

        《槐聚诗存》中,收钱锺书1938年作《陈式圭郭晴湖徐燕谋熙载诸君招集有怀张挺生》一诗,表明张杰与钱锺书及当时一帮海上旧人关系密切:

        苍生化冢海扬尘,

        尚喜樽前聚故人。

        暂借群居慰孤愤,

        犹依破国得全身。

        解忧醇酒难为力,

        遭乱文章倘有神。

        张俭望门憔悴甚,

        并无锥卓是真贫。

        此诗写于当年10月钱锺书短暂回沪期间。故友相见,分外亲切,大家一起为他接风洗尘。陈式圭为钱基博学生,也是钱锺书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时期的同事。郭晴湖(1909-1990)早年曾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无锡国专,1933年毕业于光华大学,随之执教光华,与钱锺书相识。“文革”后,郭晴湖出版《晴湖诗稿》,请钱锺书题签。徐熙载是徐燕谋的胞弟。在国家危难之际,好友间相聚显得尤为难得,只是“遍插茱萸少一人”,自然想起了昔日同事室友张杰,怀念与伤感溢于纸面。最后两句,钱锺书拿张俭比张杰,感叹他生计困难,处境艰难。他是真怀念故友。回国不久,钱锺书与张杰还是取得了联系。《钱锺书手稿集》蓝田日记录《挺生远寄长序送余去湘赋答》。他1939年11月“去沪入湘”,张杰的长序大约写于此际。

        张杰一生遭际不顺,但他矢志教育、泽被乡里的初心是不变的。1949年后,一度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他受到委屈,但他从不气馁,仍精神饱满地走上讲台,执教如常。1965年,张杰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江西大学瑞金分校执教时,情不自禁地赋诗:“跟党一条心,誓立红旗下,育才志益坚,耕读沙洲坝。”1974年,他在临终前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女:“凡有条件的,都要接我的教鞭,将我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转自刘长焕:《难得的良师——记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张杰先生》,《信丰往事》,第346页)

        “文革”期间,钱锺书历经下放、诬陷、打架、“流亡”,活得也极狼狈。就在张杰去世这一年,钱锺书还差点送命。他哮喘大发,呼吸困难,送北医三院抢救,吸氧输液,四小时后才得缓解。因大脑皮层缺氧,手、脚、舌皆不便,如中风状。后病情逐渐好转,未造成后遗症。海外盛传他已去世。但钱锺书以和时间与生命赛跑的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继续坚持撰写着传世之巨著《管锥编》。大书终出世,人也得享高寿,和张杰比,钱锺书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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