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西班牙大流感

    ■曾艳兵

    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Spanische Grippe）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在全世界有5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其中德国就有22.5万人死亡。全球平均死亡率为2.5%-5%。这次流感因为首先由西班牙媒体报道出来，因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其实流感最初是在美国军营中爆发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未能幸免，也感染了这种流行病。关于这次流感，赫伯特·埃利阿斯（Herbert Elias）写道：

    一直以来，那些健健康康、结实有力的人，突然抱怨令人难以忍受的头疼、全身到处的疼痛、鼻塞、伤风、没有食欲、那种轻度寒热发作时所产生的发热的感觉，特别是极度的筋疲力尽的感觉。很快又会出现干渴的感觉、嗓子发痒、吞咽困难，以及喉咙嘶哑，与此同时，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痛苦不堪的人，又会进一步地被咳嗽弄得困顿不堪。

    卡夫卡身处流感的中心，并且也不幸被流感击中，况且他在此前一年已经被确诊患有肺结核病，大病并未完全痊愈，但他最后还是从流感中坚强地挺过来了，全身而退，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1917年8月12日深夜卡夫卡咯血，第二天夜里再次咯血，随后被确诊为肺结核病。1918年1月卡夫卡去楚劳，他妹妹奥特拉在那里承包了一座庄园。在楚劳，卡夫卡采摘野蔷薇果实，整理菜园，从田地里收捡大量的土豆，喂养牲口，赶马车，甚至还劈材，虽然不太娴熟，他还犁地。卡夫卡梦想着成为农民。奥特拉在信中写道：“上帝为他送来了这场疾病，如果没有它，他永远无法离开布拉格。”离开了布拉格的卡夫卡感到身心轻快，他的健康状态有明显好转。然后，卡夫卡的妹妹奥特拉不顾家庭的反对，执意要去学农艺。奥特拉与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卡夫卡自然站在妹妹一边。家庭矛盾一触即发，然而，由于西班牙流感突然爆发使这个家庭重新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早在1918年9月底，人们已经开始了解到有关疫情的最初一些病例。10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维也纳和柏林就死亡了大约200人，到了10月中旬已经每天都有200人因此丧生。学校、剧院和电影院都关闭了，所有大学冬季学期的开学日期都被推迟了。此时据说已经有超过15%的民众感染上了这种流感。这场病疫从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城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传播速度极快，令人恐惧。在人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前一天晚上还看到某人状态非常好，而到了第二天中午他已经躺在了刚刚赶制出来的棺材里了。

    此时此刻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战场上的屠杀即将结束，而死亡却才刚刚开始。与炮弹和子弹不同，1918年的流感，对待盟友、敌人，或中立者，士兵或者市民均一视同仁。西班牙流感本身不是致命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其他并发症，尤其是肺部的炎症，那么这种流感就很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了。大部分人在染上这种流感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就会患上肺炎，病人会出现咯血和窒息的症状，一部分人最后导致器官衰竭而死亡。而恰恰是那些看上去最健康、最有活力的人却往往最容易被感染。

    1918年10月14日，星期一，卡夫卡突然病倒了。卡夫卡感到呼吸急促，伴随着剧烈的咳嗽。中午医生来过了，给卡夫卡测过体温，发烧已经超过40度了。对卡夫卡的病给出诊断毫不困难：因为布拉格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要么已患了西班牙流感，要么即将感染这一流感。但值得庆幸的是，医生没有发现他的肺部有令人不安的炎症。此前卡夫卡在经过一个夏天的疗养后，他的那些肺结核的症状，譬如气短、持续咳嗽和夜晚盗汗已经逐渐消失了。不过，卡夫卡的肺结核病毕竟尚未彻底痊愈，如今又感染西班牙流感，卡夫卡的母亲十分为卡夫卡的身体担忧，常常在一旁伤心落泪。与卡夫卡关系最为亲密的妹妹奥特拉离开她的农场，回家来精心照看卡夫卡。奥特拉在致男友达维德的信中谈到他哥哥：“他病了，中午高烧几乎达到41度。母亲哭了一整天，我尽力劝慰她，但我自己并不这么担心。我只是在远离家人时为别人担忧，但是如果我在他身边，就会有某种把握，相信病会好的。医生来看过哥哥，作了检查，并安慰母亲。”

    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不久卡夫卡的肺部出现了炎症。卡夫卡咯血长达一周，高烧甚至超过了41度。1918年11月25日卡夫卡在给上司的一封信中甚至说自己发烧至42度。根据当时医院的报道，通常的病例都是高烧在39度至40度之间，几乎没有提到超过41度的病例。卡夫卡的肺炎发展情况，在这次疫情中看来非同寻常。此时的卡夫卡可能进入精神错乱的境地，他随时都有器官衰竭的可能。布罗德听说，医生几乎要放弃对他的朋友的治疗。

    卡夫卡得了双重肺病，并且有几天他生命垂危。他卧床躺了三个星期。卡夫卡没有去医院，他在家中得到了精心的护理。卡夫卡的父亲为儿子布置了更为舒适的卧室，黑市商人为他提供了必须的病号饭，无畏的女佣为他细致地打扫房间。私人医生每天都给他开具病情报告。卡夫卡终于脱离了危险。并且，在此期间卡夫卡没有传染任何人。这也不得不说是又一个奇迹。

    卡夫卡是幸运的，然而也是不幸的，这大概就是卡夫卡的命运。回想起来，卡夫卡很有可能最终成为了这一流感的牺牲品。从楚劳回到布拉格时，卡夫卡的肺病已有明显好转，几乎完全康复。若不是这次因为流感发病，使得他的肺部严重感染，卡夫卡的肺结核病也许就彻底痊愈了。如此一来，卡夫卡也就不可能在年仅41岁时因结核病离世了，有关卡夫卡的历史可能就要重新书写了。但是，这次发病过于突然，离上次肺结核发作时间太近，肺部还没有钙化，不可能痊愈。卡夫卡仍然十分虚弱，而这次突然的感染不仅毁了他的器官组织，而且使他原来的病情更加恶化。

    1918年11月7日，卡夫卡的母亲在给奥特拉的信中写道：“弗兰茨病情相当好转，当然他还很虚弱，常常头疼。我们今天把卧室通了通风，洗涮了一通，弗兰茨坐在就餐间的长沙发上，但他很想再上床去。”四天以后，卡夫卡的病情更加好转，他在给妹妹奥特拉的信中写道：“我的身体状态相当过得去，每天上午不卧床，但还没有外出，也许今天，也许明天，要出去走走。”当日卡夫卡在给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中写道“几乎是在久病卧床后写出的第一笔”。1918年11月卡夫卡给朋友布罗德的信中写道：“我本想上个星期天就出发的，可是星期六发烧，不得不躺到床上去。整个星期就这样半躺半坐地度过。”卡夫卡在信的末尾写道：“对希伯来语有疑问的地方，我也许会从舍列森寄发一份问题清单给你。这不会增加你很多工作，你只需用一个字或摇一下头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就希伯来语进行交流。”布罗德很高兴地读到这封信，他的朋友痊愈了。但是他自己暂时要到床上去趟一会儿，因为他发烧了。他也患上了西班牙流感。当然，无需忧虑，从后来布罗德成为卡夫卡遗嘱执行人来看，他的痊愈只是时间上或迟或早的问题。

    1918年11月19日，卡夫卡终于回保险公司上班了，而这时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已经更换了名字，并更换了它的主人和管理者。1918年11月11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免除他属下各国的效忠誓约并宣布退位，奥匈帝国从此成为了历史。11月14日昔日的波希米亚王国已经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卡夫卡躺在病床上度过了这家公司、国家和民族发生巨变的时刻，彷佛一夜之间“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和世界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