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阔天青，音容何处寻

    一

    著名哲学史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黄颂杰先生不幸于2020年3月9日辞世，谨以此文深表纪念。

    一步一步走的过程当中……我是比较喜欢人的自然的过程、自然的结果。（黄颂杰《自述》）

    那年您到北京来，我住陋巷，骑一破车，送您到大木仓。您坐我身后旁，车子嘎吱响……我真是什么都不懂啊，哪知接待老师的规格礼尚……

    曾以为与您无缘，未入您门下，未进您课堂。只因毕业论文有您指导，最后答辩由您负责，从此蒙您视如己出，情深义长。您的胸襟气度，我怎能遗忘？

    俞吾金告别式，没想到把您拜望。您来电，说既然到了，还是要见上。我飞奔来见，羞愧难当。只因这难当，次年专程来拜访。

    好多年里，差点把您遗忘。怎奈您不离不弃，关爱存问，一如往常。这爱，这情，叫我如何承当……

    多少年未来往，也一直神交。您主编学报，我常常投稿，不事先禀告。多少年里，您对这个学生，有过多少关照……

    得知您手术，难过异常，却心存侥幸，盼早日来看望。您说走就走，何以如此匆忙？疫情漫天的日子里，没及时来看望，何其悲伤……

    再也听不到您一声声亲切的小方，再也闻不见您一句句幽默的家常……

    二

    我常常感觉到……事物的真实面貌在平凡的地方最容易显露出来。平凡之处才显露出事物的真相来，平凡之处才能见真理。（黄颂杰《自述》）

    黄颂杰先生可能是文革开始前我国大学里最后一届受过系统、正规教育的一批人。他于1957-1965年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其中研究生期间在著名哲学家全增嘏先生悉心指导下研究西方哲学，打下了扎实基础。全增嘏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创系元老之一，也是复旦大学西方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黄颂杰在全增嘏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全先生主编的两卷本《西方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并做全书的统稿人。该书后来在全国高校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许多大学本科生的通用教材。此外，文革结束后，黄颂杰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及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为复旦大学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于1986年开始在复旦哲学系读研究生。一开始读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后改称科学技术哲学），读博士时才进入现代外国哲学专业。黄老师虽然是我博士所在专业的教研室主任，但因为不是我的直接导师，加上我没上过他的课，所以跟黄老师的接触在很长时间主要是事务而非学术上的。由于黄老师为人低调，不好抛头露面，从不自我标榜，所以在很多年里我对黄老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博士快毕业时，因为我的导师刘放桐先生在国外，刘老师让黄老师负责我最后的学业，特别是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答辩，通过他对我论文的审阅，我这才领略到他的学术水平。

    我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复旦念书的日子，可以说适逢其时、十分幸运。当时复旦哲学系有一种风气，那就是特别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哪怕他们想偏了、想错了，不仅不苛责，且极力包容；年轻人只要敢于大胆探索、积极出成果，从系领导到师长，无不爱护有加，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欣赏。前辈对年轻人的爱护，让他们有了无限的激情去探索和进取。正是这种风气在短时期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使哲学系在国内的地位急速上升、走向前列，像俞吾金、谢遐龄、张汝伦、吴晓明等等很多学者那时均已脱颖而出。我感觉哲学系另一大特色是以西方哲学为龙头，带动其他学科包括马哲、科哲、逻辑学、宗教哲学等学科的发展。这可能跟当时人们的心态也有关系，80年代是西方哲学在我国大学里大行其道的时期，年轻人尤其对西方思想感兴趣。

    我念书时期，创系元老如全增嘏、严北溟均已过世，胡曲园先生则年事已高，陈珪如先生也很快过世（她是我报考时的硕士导师）。现代西方哲学这一块由刘放桐、黄颂杰老师负责。我本是一个从工科考入、没有哲学背景的人，但因为从本科时就酷爱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又爱与人争辩哲学问题，在哲学系这种氛围下可以说如鱼得水，进步很快。到了读博士时，我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出了一点成果。这些成果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上“成果”，甚至可以说没任何价值。但在当时哲学系爱护、保护青年人大胆探索的风气下，我有点忘乎所以、自我欣赏，甚至有目空一切之感。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导致我对自己的老师们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在很长时期内都很不了解，甚至毫无兴趣了解，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一人似的。像黄颂杰老师这样在西方哲学方面基础扎实、造诣深厚的学者，由于他无论在学生面前、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其他公众场合，都不好亮明立场、彰显自我，我也就当作他没有什么学术观点和立场似的，甚至有点不屑一顾。就连我自己的导师，我当时甚至也有点“瞧不上”。现在想来，当年的我，是何等的刚愎自用、自负狂妄。

    黄老师过世这几天，我开始翻阅他的专著《西方哲学论集》，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正式读他的论著。我意外地读到其中所收录、早年所撰写的《萨特存在主义的逻辑的考察》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认真读完这篇文章，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迄今读到过的对萨特哲学介绍最清楚、分析最准确的论文。事实上，我从上大学时就非常喜欢萨特、尼采、弗洛姆等人，那时大学里流行这些人，这方面的讲座、报告不胜其多，我也听过不少、读过许多。然而黄颂杰老师早在1984年就曾撰长文系统分析萨特哲学，早在1988就开始介绍、并翻译出版了弗洛姆著作，而我对这些竟一无所知。多年来我虽然跟黄老师往来不少，但我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却非常不了解，想到这一点我真是很自责。

    其实黄老师在西方哲学几个时段，包括古希腊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方面均有过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在很长时间内对此一点也不了解。不仅是他的学术造诣，包括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平时只字不提，也所知甚少。我想可能还有不少他的其他学生，对他的家庭背景的真正了解，是从2019年11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践哲学评论》第4辑中他的个人自述（原名“哲学是一个问号——黄颂杰自述”，本文简称《自述》）才开始的。他在自述中称自己的家训是“责己严，待人宽”，我想也可以说他是典型的厚积薄发型学者。所谓“厚”，我是指他倾向于先自己扎扎实实地把事做好，把基础打牢，而不是急于表达看法。他的特点是肚子里有十分，只讲出一分。正因为如此，他表达的看法，往往都经过了推敲，甚至是深思熟虑，所以基础很牢，你甭想推翻。黄老师之所以在同事、同行中享有威望，是与他一生为人处世的上述特点有关的。

    今天我们喜欢被关注，渴望被抬高。这种普遍盛行的心态，古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看透。然而基于人性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世人争名好利之心，千百年来不曾根除，反而愈演愈烈。对历史的无知，对人性的无知，对前人智慧的无知，是造就时代弊病的一大根源。然而，这些毛病，在我身上何尝没有？每想到这里，我不禁寒战。回过头来看，觉得对当年老师们对自己的包容和爱护是多么难得！！我们怎能把老师们的包容变成自己的纵容，把老师们的爱当作自己在他们面前得瑟的本钱呢？

    最近，我读到黄老师总结自己一生时所说的一句话，深感震撼。他说，“我对这60年的一个总的看法是四个字——‘平凡人生’。我是一个平凡的教师，平平凡凡……我这个人一生追求平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成为一个什么卓越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或者要什么高大上的名声等等。我没有这么想过。”（黄颂杰《自述》）也许，如果我们像黄老师那样，以平凡人自居，以平常心做事，不要太在意成功成就，不要太注重名声地位，我们的生活才能像行云流水一样自如，我们的生命才真正像春花秋月一样绚丽。

    三

    “哲学是个问号”，有几层意思：问题意识、怀疑的精神与批判的思维。这些东西构成我们研究哲学的基本的素养和素质。（黄颂杰《自述》）

    我从1992年博士毕业离校已经28年了。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个人兴趣的转移，我毕业后逐渐自觉转向了中国思想史。1996年到清华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也开设过西方哲学课程、带过西方思想史研究生，也从未放弃对西方哲学的兴趣，但总的来说重心已转移。虽然今天我在西方哲学领域已经算是局外人，但还是深深认识到，无论是学习西方哲学、还是研究中国哲学，“跳出自身看自身”是多么重要。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从事一个专业、研究一个领域，如果能同时认识到本领域的局限，找到本专业的边界，也许才能真正取得突破。从这个角度讲，域外知识、非本领域视野，有时可成为我们突破自身的契机。所以我经常对朋友和学生们主张，“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儒家看儒家”。

    当然，我不是认为，只有借助其他专业、其他领域，才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实现突破。比如西方历史上那么多一流的哲学家们，都通过认识到本领域的局限才突破了前人，有哪一个是通过学习中国哲学或思想才做到的？同样地，中国历史上那么多一流的大思想家，也未必都是由于学习了域外思想，才突破了前人的。但是总的来说有一点也许没错，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思想家，还是西方哲学家，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往往都是认识到现有领域的局限、找到了自身专业的边界，从而实现了突破、并取得成就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认识自身局限、找到领域边界十分重要。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黄颂杰先生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在对许多西方哲学家深入研究的同时，能跳出个别哲学家或特定时期的视野，从宏观立场、特别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高度来把握。比如，黄颂杰先生长期分管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是他一直主张不要把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分开，不要一味地赶时髦，或迷于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某种观点而不能自拔。这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很多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上演变过来的；如果不了解康德、黑格尔等人，就无法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像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提出的存在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即已开始、在巴门尼德那儿就已提出。相比之下，有些人研究哲学，研究谁就说谁重要，研究哪段就说哪段最重要，甚至说得无比重要。黄颂杰先生研究古希腊而不限于古希腊，研究现代而不限于现代，显然与他在西方哲学史方面有广博的知识背景有关。他早年跟全增嘏先生时即在西方传统哲学领域打下基础，不仅撰写了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中的古希腊罗马哲学部分，而且一生都保持着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及德国古典哲学的浓厚兴趣，并且在古代哲学领域多有成果。这样的专业背景，导致他能跳出现代哲学看哲学，主张要把整个西方哲学史贯通起来。

    最近在阅读黄颂杰先生论著时，我看到他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通过“思辨和实践”这条线索把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贯通起来。他说自己经过40多年的摸索，现在希望“从‘思辨和实践’这样一个进路来重构西方哲学史”，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阐述如何从这一角度来梳理整个西方哲学史（见黄颂杰《西方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513-559页）。这一想法给我启发很大。过去我一直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一部思辨的历史，许多西方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强调思辨的重要性，也因此今天人们甚至有时把“思辨”作为哲学的象征。但是用这种思路来理解马克思就不行，用于理解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也有问题。黄颂杰认为，现代哲学的重要转向来自于实践意识，而这一意识在古希腊时期即已存在。柏拉图哲学堪称“思辨与实践的交汇地”，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系统、深入地论证了实践哲学，体现在他的政治学、伦理学等之中。我认为，黄颂杰先生之所以能有此独到见解，一方面与他知识背景和专业基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打破专业知识边界，突破现有学科局限有关。从根本上说，与他对哲学精神的领悟有关。他认为，哲学代表的是问题意识、怀疑精神与批判思维，即“哲学是个问号”。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哲学家，他不能提出问题，他对这个时代，如果只能说一些套话，那么他就不是个真正的哲学工作者”（黄颂杰《自述》）。正因如此，他说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自觉地“从西方哲学的‘人’‘派’慢慢转向综合性、整体性的一类问题。这种问题往往是要把哲学史和古今联通起来研究。比方说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路、本体论、知识论，还有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等等”（黄颂杰《自述》）。十分遗憾的是，黄老师未能在生前完成自己的夙愿，根据上述思路重写一部西方哲学史。

    黄颂杰的学术成就学界自有公论，这里谈的仅仅是个人的心得感想。

    山高水长，殷殷师恩怎能忘；

    海阔天青，此去音容何处寻？

    黄颂杰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