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叨话往事——悼念堂姊张祥保

    2020年2月18日一早，传来了堂姊张祥保逝世的噩耗。她在2016年中风，卧病已近5个年头。按老理，能以103岁的高龄平静地离去，应该视为喜事。但是痛失了世上已为数不多的一个亲人，我还是很难接受。更何况她与我的关系可说是多重的：她既是我的堂姊，又是我的师长，也是我在北大西语系的同事。

    祥保姊姊的祖父张元煦，是我祖父张元济之兄。她的父亲张树源是我的堂伯父，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深造于美国康内尔大学，回国后长年在铁路上工作。祥保姊姊的母亲刘冠昭，无锡人氏，书香门第。在那个时代，能离家任教于吉林长春女子师范、保定清苑中学等，可见是位才女。我相信，祥保姊姊一定继承了她的才情。

    根据我父亲张树年先生在他回忆录中的记载，源伯的婚礼于1916年10月20日在老宅举行。证婚人是伍廷芳，婚礼由祖父张元济先生亲自主持。（《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445页》）令人痛心的是在祥保出生20个月后，她的母亲就因重病去世。她的父亲常年在外，对于女儿的成长，过问不周。祥保自幼生活在张元济先生身边，正如她自己所说，是“叔祖把我教育成人”。自幼缺失父母的关爱和呵护，不能不说是她一生中的最大的遗憾。

    祥保比我大11岁。在上海极司非而路老宅里住的时间当然要比我长得多，印象也清晰得多。她见过祖父的许多朋友，包括英国朋友柯师太福医生和他的新婚太太。她记得傅增湘太老伯来上海住在老宅楼下的一间房。儿时的她和玲哥哥还曾到傅太老伯房间里偷糖吃。玲哥哥冯之盛是祖姑母的孙子，比祥保大一岁。祖姑母常常带了她的两房儿媳和孙儿孙女从海盐来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她的孙辈们都和祥保年龄相仿，是小时的玩伴。

    祥保住在二楼祖父工作室后面的一间房。在我上小学时，她就已经是个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圣玛利亚女中住校，一个月才可回家一次。有时候，她在圣玛利亚的同学会来家里玩。按照当时的习俗，她们都穿着长及脚背的旗袍，视我为小妹妹。这些同学后来有一直保持联系的，也有失去联系的。张秀爱的二弟后来与我一个要好的同学朱颐云喜结连理，而董梅贞则不知音信，直到改革开放后，传来消息说她是台湾曾经的“行政院长”俞国华的夫人！

    那时候，祥保有一个小照相机“小勃朗宁”（Baby Browning）。像个四方形小黑盒子，结构简单，不能调节光线和距离，只能在白天光线最好的时候拍摄。她用那个相机拍了几张极司非而路老宅的照片，就是现在常常被媒体采用的仅存的几张老宅外貌的留影。

    人老了后，都喜欢聊起往事，她总是非常怀念圣玛利亚女中对她的教育，让她受益终生。当初她上的小学不好，管理松懈，甚至三日打鱼，两日晒网。后来我父亲向祖父提出：“应该让祥保上个正规的好学校。” 当年，祖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日理万机，对于小孩子的教育，根本无暇顾及。经我父亲提醒，他当即同意。这才让祥保上了圣玛利亚女中，从而奠定了她一生发展的基础。

    1939年老宅售去，我们搬到上方花园。那时我尚在中西女中附小上学，暑假时祥保正在读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故事发生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之间，故称双城记。她每天给我讲一段书中的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为了找个清静的地方，我们躲在三楼的亭子间里。那是母亲堆放杂物的地方。里面有米面油及各种日用品，还有一张小铁床。夏日，亭子间在西晒日光的烘烤下，十分炎热。我们两人躺在小铁床上，一边扇着大蒲扇，一边听她讲故事，我听得入了迷，连热都不怕了。每次讲完我总嫌听不够，追着要她讲下去。她总笑着说：“没有了，明天再讲！”八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至今还很清晰地记得那一个暑假的乐趣！

    二战时期，上海的租界是尚能偏安一方的孤岛。但是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生活就陷入了一片恐怖之中。初二那年，父母亲为了安全起见，让我转学到离家较近的震旦女中。但是我不习惯那里的学风，读了仅一年，便吵着要回中西。在返回中西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插曲：

    虽然中西女中的校长和老师都认识我，但必须按规定通过考试方能返回，于是祥保姊姊认真地为我补习了一个暑假的课程，重点在补习英文，因为我在震旦学的是法文，英文已经荒废。后来我考试及格，重返中西，说明她的教学是很有成效的。记得成绩出来的那天，她特别开心，说我没有丢她的面子。说罢，她转念一想，又从英文小说里挑了一段文章，让我读给她听。读完，她表示认同我的发音。祥保在约大的同学陈观裕，毕业后就职于中西女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籍老师不是回国，就是进了日军的集中营。学校里迫切需要英文教师。陈观裕就介绍祥保到中西女中教英文。在我考试及格后，陈观裕老师甚至薛正校长都夸她补习有成效。作为一个新手老师，在我身上初试牛刀，获得成功，大概让她有点小小的成就感，这就解释了“面子之说”的由来吧！ 按理说，她应该是我在中西的英文老师。初三那年，她就是教我们班的。但按中西薛校长的规定，凡有亲戚关系的师生，必需回避。所以学校安排她教初三甲组，而我在乙组，英文老师是吴瑜瑾。

    祥保1942-1946在中西女中任教，1946年夏，应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聘请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从此就离开了上海。1949年祖父由父亲陪同到北京出席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并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那是家里一件十分光荣的大事。也是祥保离家后再次见到阔别3年的家人，那时她已经结婚成家，并已有了儿子王汝烨。

    1951年我在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那时正值北大西语系需要招聘一名助教。祥保姊姊得知这一信息后向系里推荐，这就是我到北大工作的原由。那时尚未实行大学生统一分配，所以我是得到北大校长马寅初签署的聘书后到北大报到的。我到北京前，祥保为我忙前忙后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例如定下宿舍的房间、向总务处借床铺等等。我到北京那天，她和姐夫王岷源一同来车站接我。在沙滩老北大工作的一年，我住在单人宿舍，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伙食都包在她家里。那时老妈妈也已来北京，我有到家的感觉。1952年院校调整，我们都被分配到了新北大，迁到了现在北京大学的所在地。有一次，西语系主任冯至先生对祥保说：“你们一家三个人都能分到新北大，那是非常难得的。”一家三个人指的是祥保、姐夫王岷源和我。就这样，我的堂姊也就成了我在北大长达20年的同事！

    我们两人都是担任专业基础英语课程的，因为任教的班级不同，在业务上并没有多少交集，但是经常或课间、或开会、或在校园里碰上。只要见面，就会有许多话说。别人评论我们两人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你们两人说话，别人听不懂，也插不上嘴。”我心想：“我们只需要说几个字，或半句话，就可以理解了。别人当然听不懂啦！”说实在的，教基础课的老师工作量是很大的。每周大约上20节课，加上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并不轻松。祥保姊姊是事业心非常强的人，她热爱教学工作，热爱她的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在教学工作里。她讲起课来，滔滔不绝，边讲边写黑板，乌黑的短发往往会飘落在脸上，她就仰头往后一甩，接着讲。下课铃声响了，她还没有讲完，延长5-10分钟才下课是常有的事，一堂课下来，两手沾满了粉笔灰。在北大的三十多年里，她编写了多种英语课本。这些课本里体现了她对英语教学的深刻体会、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困难和需要的理解，也体现了她数十年积累的经验。

    她常常想起培育她的叔祖张元济先生。也很关心在上海的叔叔和婶婶，即我的父亲和母亲。她经常会说“我们四个人”，指的是我们一辈的四个人：她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张庆，我和我的弟弟张人凤。这四个人都是受到祖父教导的雨露恩泽长大的。虽然不能经常相聚，但她永远牵挂。这张照片记录了一次在她家里难得的聚会。

    祖父与他的侄子张树源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存世的原件有81通，一直由祥保保管着。改革开放后，她托我父亲物色一位老师傅，把这些信件裱装成册。她考虑到那些都是祖父的手迹，决定将册页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国图还为此举行了一个简单庄重的仪式。

    祥保姊姊驾鹤西去了，结束了她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平凡，因为她谦虚低调；光辉，因为她为英语教学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虽然走了，但我相信她生动讲课的姿态，骑车在校园里匆匆掠过的身影，一头乌黑光亮渐渐蒙上灰白色的短发，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着装，一个崇高的诲人不倦的形象，将久久地停留在北大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