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乎？人祸乎？

    徐志摩殒命的空难现场

    空难发生之主观原因

    1931年11月19日下午2时许，徐志摩乘坐的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济南号”飞机在济南附近之党家庄突遇大雾，误撞开山，机毁人亡。一时文坛哗然，识与不识，俱为叹息，“甚至谈妓女，讲嫖经的小报，也发表了哀悼之声”（《文艺新闻》1931年11月30日第1版“代表言论”）。惨祸发生之原因，自徐志摩遇难迄今，皆归之于“大雾”。大雾是不可避免的外因和天灾，那么，当时飞行员是如何应对的？飞机坠毁前的情形如何？空难有人为的因素吗？徐志摩遇难90年来，上述疑问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徐志摩遇难后的相关报道。空难发生的次日即11月20日，《大公报》报道如下：

    中航公司北上飞机 

    误触山巅堕落焚毁 

    司机与搭客同时遇难

    【济南十九日下午八时发专电】中国航空公司由京驶平飞机，十九日下午二时飞至距济南城南三十里之党家庄附近，因天雨雾大，误触党家庄迤西十八里之开山山头，当即堕（报纸原版如此——笔者注）落山下，机身全焚，司机王冠（应为“贯”——笔者注）一梁璧堂二人毙命，另有乘客一人，为该公司总理之友，亦同时遇难，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被焚，仅余空架，死者三人，均已焦碎不可辨识，惨极。邮件被焚，谨邮票灰仿佛可见，闻由平飞京机十九日到济后，因天雨未南下，改二十日飞京。

    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民国日报》等报纸的报道，与《大公报》完全相同。此时人们尚不知遇难的乘客即徐志摩。当日下午，《北平晨报》发了号外，首先确认了徐志摩遇难的事实。

    11月20日《申报》的现场描述却与《大公报》略有不同，云“三人已烧成灰烬，一人尚能辨认”，当日天津《益世报》云“三人已烧成灰烬，一人因平式头尚能辨认”。《大公报》《北平晨报》《民国日报》云“死者三人，均已焦碎不可辨识”，《申报》《益世报》云“三人已烧成灰烬，一人尚能辨认”（这句话本身就矛盾——笔者注），徐志摩遇难后尸体到底如何？我们看看11月20日亲赴济南处理徐氏后事的张奚若、沈从文等人的描述。

    张奚若说：

    惟徐之死容，尚无十分苦楚情态，可见机触山峰刹那，乘者即死，其间不过几秒钟。后部头发有一部分被焚，面部则除眉毛略焦外，并无被火形迹。右边太阳穴下有一孔，谅此即系致命伤。全身仅右腿部略有火伤，其他皆为摩擦伤。臀部皆跌断，伤势较重。尸体完整，实为不幸中之大幸。（《诗人遗容未现苦楚 尸体完整火烧处甚少》，《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5日）

    沈从文云：

    棺木里静静地躺着的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前还嵌了一小方丝料烧成“帽正”，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右额角上一个李子大斜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脱尽，额角上那个小洞，皆可说明是向前猛撞的结果。（《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由张奚若、沈从文的描述看来，徐志摩的尸身是完整的，致命伤是“右额角上一个李子大斜洞”，但绝非《大公报》《北平晨报》《民国日报》等所云的“死者三人，均已焦碎不可辨识”。调查空难的美籍飞行师安利生勘察现场后发现：徐志摩坐在飞机后，火没有烧到他飞机即坠下，因而徐是被砸死而不是被烧死的，“此即机因撞山而起火，然后坠下之证明也”（《京平飞机肇事真相谈》，《益世报》1931年11月28日）。由此可见，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并不准确。

    飞行员与“济南号”的状况

    大雾是空难发生的难以避免的自然条件，但如果飞行员经验丰富的话，空难也是可以避免的。从1931年11月21日《申报》以及其他报道的介绍来看，正驾驶王贯一、副驾驶梁璧堂无疑是两个技术优秀、飞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王梁略历（一）王贯一，山东平原人，年三十六岁，保定军官学校及南苑航空学校毕业，领得飞行毕业证书。曾充直隶航空队飞航员兼教官，航空署飞航员，国民第三军航空队队长，联军航空司令部第三队分队长，直军航空司令部航空队长，山西航空学校教官，山西航空队队附，沪蓉航空线飞行师，现任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飞行师。（二）梁璧堂，河北肥乡县人，年三十六岁，保定军官学校及南苑航空学校毕业，曾任江苏航空队飞航员、航空署飞航员，东北飞豹队队员，现任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副飞行师。

    空难发生后，媒体的报道多言王贯一技术优卓，“据闻王技术最精，今次实因天气太坏失事”（11月20日《申报》《益世报》），“并闻飞行师生（王之误）贯一，系南苑航空班毕业，历任飞行要职，技术精深，经验宏富，此次遇难，实因临时突遇恶劣天气，无法挽救”（《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1日）。那么，遇到恶劣天气，王贯一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并不知晓。当时，飞机上的“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仪(FDR)）还没有被发明。1958年，墨尔本的一位工程师才发明了“黑匣子”，因而，我们无法了解飞机坠毁前的飞行情况。

    关于坠毁的飞机，1931年11月21日《申报》云：“机式单叶史汀孙式四座位、三百匹马力，每小时行一百迈尔，系美国开斯东厂造，价八千美金。”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报道较详：“济南号机为司汀逊式,于十八年蓉沪航空公司管理处时向美国购入,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时九十哩,今岁始装换新摩托,甫于二月前完竣飞驶,不意偶遇重雾,竟致失事,机件全毁,不能复事修理,损失除邮件等外,计共五万余元。”空难发生的次年初，国民革命军在南京编辑出版的《军事杂志》发布的《京平线济南号飞机失事记》报告更详：“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济南号飞机，于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十时由京北上，飞至济南相近，因雾迷途，撞于山巅，飞机翻落，全部焚毁，该机为单叶史汀生式，全身为绿色，中书‘济南’两金字，后尾上绘一‘10’字记号，内设客座四位，机师座二，计有三百匹马力，每小时能行一百英里，价格八千美金，亦即正式飞航时最初飞平之价，雾云甚浓，机师王冠一，梁璧堂，以由京至济，尚无险途，故仍遵该机由京出发时刻飞行，直至徐州，非常平安，继抵济南三十里党家庄附近，因浓雾迷空，致撞开山山巅，机即下坠，油箱着火，全部遂被烧无遗……。”当时报纸报道的机型一致，但关于马力和飞行速度，有说“三百匹马力，每小时行一百迈尔”，有说“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时九十哩”,略有出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飞机1929年购自美国，1931年改装了新摩托，飞行时间并不长，飞机自身质量该无大的问题。11月23日《大公报》云：“据王贯一父王巨卿谈，对肇事原因尚有怀疑，据调查所得，系气缸渗漏及在徐州开机前未接济南天气报告，责任应在公司，如公司无适当办法，必以法律解决。” 当日《民国日报》《北平晨报》以及稍晚之《北大学生周刊》（《徐志摩先生之恶耗》，《北大学生周刊》1931年2卷2期）等的报道，均与《大公报》同。那么，到底是不是王贯一父亲所言的飞机漏油和天气报告未达所致呢？从目击者、现场情况等来看，飞机是撞山后着火，随即“机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史汀生单叶机动力装置为美国莱可敏公司或莱特公司生产的R-680-B型活塞式发动机。活塞式发动机的原理是：汽缸通过进气孔和输油孔注入汽油和空气，在汽缸内充分混合，当火花塞点燃混合物后，混合物猛烈地爆炸燃烧，推动活塞向下运动，并产生动力。首先，汽缸不存油，是不可能漏油的。其次，如果汽缸漏油，也不可能飞行三个多小时，恰好就在开山这个地方坠落。再次，如果真的漏油，飞行了两三个小时后，估计油早就漏光了，不可能坠毁后会油箱着火，并熊熊不止。因而，气缸漏油一说是站不住脚的。王父并非专业人士，不排除作为当事人家属，有回护偏袒的倾向。当然，作为遇难者家属，这也不难理解。

    空难发生后，中航公司即派专人调查空难。据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报道：“公司于昨晨接电后,即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乘飞机赴京,并转津浦车往出事地点,调查真相,以便办理善后。”但现在难以看到当年的调查报告，也可能中航公司没有对外公布。“济南号”失事以来，除大雾和汽缸漏油的客观外因外，关于空难发生的主观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因为大雾，飞机飞行高度太低，而开山有六个山头，驾驶者王贯一看见了高四百尺的开山，而没有看见稍低的西大山，等到看见时已经躲避不及，因而误撞西大山机毁人亡。这是调查事故原因的美籍飞行师安利生的说法。

    （二）正驾驶王贯一精神太差，注意力不够集中。这种说法出自湘江的《忆徐志摩之死》（1964年12月18日台湾《中央副刊》），他回忆说：“事后公司方面透露：主要原因是驾驶员王贯一精神太差，飞行时注意力不集中，以致糊里糊涂地肇成大祸。”此文中还提到，与王贯一搭班的副驾驶刘职炎说：“王贯一昨晚赶着为女儿办嫁妆，同时也打了个通宵麻将。虽然精神不大好，可是因为在北平的女儿婚期已近，不得不勉强飞一趟，以便嫁妆及时送去。”

    （三）飞机由徐州起飞后，“总公司报告济南天气迟误，致有此变”。这是前面提到的王贯一父亲王巨卿的说法。

    说法（一）为调查事故原因的美籍飞行师安利生事发后十日对《益世报》记者所言（《京平飞机肇事真相谈》，《益世报》1931年11月25日）。其认为是正驾驶王贯一的责任是误判，实际驾驶飞机的是副驾驶梁璧堂，这是关键，他竟然没有注意到。安氏到济南后，因天雨关系拖至25日才到现场。事发已数日，周围村民哄抢财务，现场难免不被破坏。其所谓的因为山头多，注意了高的山头而忽略了低的山头，也不大可能，当时大雾弥天，可见度很低，高点的山头也很难看见。说法（二）的提出者湘江当时任职于中国航空公司所属南京明故宫航空站，按理其说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可能因为是三十多年后的回忆，文中舛误甚多。其一，与王贯一搭班的副驾驶是梁璧堂，这已无任何异议，而湘江的文中却说是刘职炎；其二，湘江说“王贯一昨晚赶着为女儿办嫁妆，同时也打了个通宵麻将”，赶着办嫁妆，通宵打麻将的可能性不大；其三，“济南号”误撞济南附近开山坠毁，而湘江却说是“千佛山”。综上三点，湘江的回忆可信度不高。说法（三）也经不起推敲。据1931年11月21日《大公报》报道：“上午十时抵徐州时，天气甚佳，故继续前进。迨至济南以南三十里党家庄附近之开山左右，天气忽然改变，大雾弥漫，不辨方向，该机遂误触开山山顶，全机粉碎。”当日《申报》《民国日报》等关于天气的报道大致相同。大雾是突然出现的，济南方面根本无法预测并通知。

    我们再来看看赠送徐志摩免费机票的保君建的说法。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中说：“徐之乘坐飞机,系公司中保君建邀往乘坐,票亦公司所赠……票由公司赠送,盖保君建方为财务组主任,欲借诗人之名以作宣传,徐氏留沪者仅五日。”票为保君建所赠无疑，不过，梁实秋“欲借诗人之名以作宣传”的说法却并不可靠。保君建毕业北大并留学美国，与徐志摩不但认识且关系不错。保君建（1896－1970）字既星，江苏南通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考取官费留学，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返国后，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私立民国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参议兼政治组长等职。彼时，保君建任中国航空公司会计主任。

    空难发生两年后，保君建在与冯友兰和朱自清的闲谈中道出了飞机失事的真相。不过，这则重要的材料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芝生晤保君建，谈徐志摩死情形。大抵正机师与徐谈文学，令副机师开车，遂致出事。机本不载客，徐托保得此免票。正机师开机十一年，极稳，惟好文学。出事之道非必由者，意者循徐之请，飞绕群山之巅耶。机降地时，徐一耳无棉塞，坐第三排；正机师坐第二排，侧首向后如与徐谈话者，副机师只馀半个头，正机师系为机上转手等戳入腹中，徐头破一穴，肋断一骨，脚烧糊。据云机再高三尺便不致碰矣。（朱自清1933年7月13日日记）

    从保君建所言来看，免费票为徐氏所求，并非保氏主动所赠，当然更无“欲借诗人之名以作宣传”的目的。我们知道，徐志摩遇难前几年，因为经济窘迫，到处兼课，再加之家事纷扰，常飞于北京、南京与上海之间。他有机会便搭乘便机，或求赠免费机票，此次由平抵京，即搭乘顾维钧的飞机。保君建所言，合理而可信。徐志摩遇难后，当时即有人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保之与徐，得毋类是”（南翁：《徐志摩之死》，《天津商报画刊》1931年3卷第44期）。并有传言说徐志摩听保君建所劝乘机北返，胡适也电致中航公司询问，该公司委派保君建回覆胡适，保氏致电胡适予以撇清：“传保本人劝徐乘机北返，绝非事实。”（张亚雄：《诗人徐志摩之死》，《平民学院十年纪念特刊》1932年1月）胡适回覆中航公司云：“保君建先生：马电敬悉，已分发表，此间友朋，虽痛志摩惨死，亦知他久欲飞行之意，见诸诗文，济南不幸，适逢其会，遂使全国失一人才，深盼航空事业，更能谋安全，更盼国人勿因志摩惨祸而畏惧航空。胡适。”（《申报》1931年11月24日）当时的报纸也云：“飞机失事，本不能预知，即使有人劝之亦无责任之可言，天夺诗人，夫复何言！”（张亚雄：《诗人徐志摩之死》）徐氏遇难后，中航公司专电致歉，但在家属看来，徐氏遇难，“只换得如此一纸，人命代价，是何等的浅薄呀”（陈从周：《徐志摩家书之发现》，《子曰丛刊》1948年第5期）！两年后，事过境迁，一切已经平静，保君建与冯友兰和朱自清闲谈时道出了实情。保氏是赠票人与中航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又受中航的委派第一时间电覆胡适以及社会上的疑虑，无疑知道空难发生的真相，所谈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由保氏所言的空难现场来看，空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飞机失事前，由副驾驶梁璧堂驾驶，而不是主驾驶王贯一，因而即使王贯一“技术精深，经验宏富”，也无济于事。

    （二）王贯一没有驾驶，他干嘛呢？从现场来看，王贯一坐第二排，徐志摩坐第三排，

    “侧首向后如与徐谈话者”，空难发生时，应该是与徐志摩谈话。王贯一除驾驶飞机外，“惟好文学”，此点当时报纸多有报道，他与徐志摩谈什么呢？应该是谈文学。

    （三）“出事之道非必由者，意者循徐之请，飞绕群山之巅耶。”也即是说，飞机并没有遵从原来的航线，保君建认为可能是徐志摩所要求的，当然也不排除副机师梁璧堂不熟悉飞行航线所致。

    保氏所谈的空难现场以及对飞机坠毁前情形的分析，极为专业，非行外人所能想到。安利生空难发生五日后勘察现场时，也注意到了正驾驶王贯一副驾驶梁璧堂之所以被烧焦，是因为坐在机前油箱附近，徐志摩坐在机后，故能全尸。查考飞机发展史，我们知道，从1910年开始，飞机上开始出现安全带，即使飞机解体，遇难者的位置也很难发生变化。从保君建和安利生的描述来看，“济南号”上的遇难者可能都系了安全带。联系主机师“惟好文学”的实际，对飞机坠毁前情形的推测也合乎情理。由此看来，“济南号”失事，固然是天灾——突然遇到大雾，但可能亦是“人祸”。空难已经发生，死者为大，中航公司如若公布当时飞机坠毁时的驾驶情况，非但于事无补，而且显得极不厚道，有推卸责任于驾驶员的嫌疑，因而只能厚恤死者家属，将主因归咎于大雾。倘若由王贯一来驾驶，且遵行原来的航线，说不准会避过突然出现的大雾，躲过一劫。王贯一“在苏州南京曾两次遇险，均赖其技术纯熟，未遭意外”（《济南号肇祸原因》，《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5日）。即使遇到大雾，王贯一“技术精深，经验宏富”，可能会高飞三尺以上，化险为夷，不至于触山坠毁。但历史无法假设，谁让徐志摩那么著名呢！一个痴迷于文学的飞行员，怎肯轻易放过向赫赫大名的诗哲请教与交谈的机会呢？倘若飞机坠毁前是正机师王贯一驾驶，那么，我们现代文学史中的徐志摩，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