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宅”出了花儿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武汉封城已有月余。甘当宅男的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的房子是这么宽，客厅布满四壁的书橱书是这么多，因而我一下床，就成了逛书店；到阳台做体操，就成了逛公园。如果离开小区去买米，就要登记和开证明，这有点像我去年到宝岛讲学办签证，因而戴着白花花的口罩上街买生活必需品，大概就相当出境游了。

    “躲进小楼成一统”后，我生平另一个重大发现是时间竟完全属于我。这时不用外出开会，不用外出讲学，不用外出会友，当然也不用外出应酬，因而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另一位帮我植字的宅女也就是“老秘”一起奋战，完成了为《名作欣赏》杂志编的《古远清八秩画传》，另又编注了海内外作家写给我的近二千封尺牍选出来的《当代作家书简》（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自我隔离的春节，我就这样闲出了成果，“宅”出了花儿，终于将从旧金山来，从悉尼来，从首尔来，从东京来，从曼谷来，从新加坡来，从吉隆坡来，从北京、上海、香港、台湾来的尺牍厚厚一大册，像鲜花一样插在我早已满坑满谷的书房前。

    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其创作道路，最便捷的方式是读作品。但作品毕竟是公开的，是写给所有愿意掏腰包买他的书的人看的，而带有私密性的尺牍，是专门写给收信人看的，“匆匆不暇草书”的文字是不设防的，不似写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要防后人将其出版。他们下笔时心态宽松，非常随意，没有任何顾忌，故研究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读作品，有条件的话最好能读他的书信乃至日记，这才能窥探出作家的全貌。当然，有的作家把写日记视为奢侈行为，我也没有收集过别人的日记，但从本书所刊载的书信中，毕竟可看出不同作家和学者的迥异风格。比如同是诗人，写实派的臧克家给我的68封信中，从不出现“酒”字，而浪漫派美国诗人纪弦，短短的一封信就两次提到酒，还自诩为“四大饮者”。作家是如此，学者也不例外，如同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洪子诚，一个爽朗，一个矜持；一个喜欢和作家交朋友，一个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一个乐于为别人写序，一个对索序者有超强的“免疫力”，洪子诚的书也从未有别人写的序。

    我原先研究大陆文学，以研究大陆新诗为主。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当代诗论50家》时，和臧克家、公木等众多诗人通信。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普及，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正因为通讯工具不发达，连打国际长途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就是批准下来还要等上一星期，所以古人说的鱼雁往来，就发挥了作用。如果当时不是挥毫写字而是键盘敲字，许多作家至少会选择一声铃的电话而不会选择一张纸的信。

    尺牍虽短情意长。重温这批字字见情的书信，我感到友情的可贵。我在海峡对岸出版了16本书，每本书背后都有故事。这些书信便记载了我与他们交往过程。这些当年还未识面的朋友或及时给我送来急需的资料，或帮我整理文稿，或帮我找到全套的台北《文讯》杂志。去天国多年的台湾作家何欣、刘菲以及还在台北辛勤笔耕的李魁贤，都伸出过他们的援手。这些书信，可说是海内外文学交流的见证。当然这里有曲折——或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或因文学观的不同产生了碰撞，其中台湾高準等人的书信，便记载了这种交流所走过的不平坦道路。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文人总是未能摆脱贫困，未能一路凯歌。哪怕到了20世纪，穷文人还是居多。基于这个原因，当年那些境外作家，都不习惯打昂贵的越洋电话。据说美国的郑树森除外，他给文友联络，总喜欢“煲电话粥”。我不是他的挚友，从未接过他的电话，故收在本书中他的信件，虽有但像当年的电报那样短。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和我有密切接触的诗人蓝海文，总喜欢从维多利亚海湾那边打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因而本书他的书信缺席。上面提及的纪弦，喝酒豪华，写信吝啬。由于是卖稿为生，故与我通信时在考虑节省邮资的同时，还考虑到要节省纸张。他那些飘洋过海、带着异国风云飞到我书桌前的航空信，虽然也带花边，但其面积比郑树森的信小，且信的内容全都写在信封的反面，折叠起来封好就成了一封信。我每次拆封这种不是明信片但其环保作用相当于明信片的“尺牍”时，都非常小心。大名鼎鼎的台湾作家陈映真，数次写信均在后面注明“废纸利用，请原谅。”所谓“废纸”，就是用过的打印纸反面。而作家们寄书，许多人都习惯用别人给他的旧信封翻转过来，余光中也不例外。不过，余光中不是经济上“穷”，而是穷于时间，是为了省事，且公家也没有给他配大信封。所以他很怕给友人寄书，也怕接请他开会，请他写序，请他演讲，请他上电视的电话。他自嘲自己成了“余光中的秘书”。

    从写信不仅可以看到文人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状态，也可以从用纸上看到两岸四地文学制度的某种差异，如臧克家的信纸上面都赫然印有鲁迅字体且是红颜色的“中国作家协会”，而港台朋友给我写信，大部分用的都不是公家信笺，哪怕是在香港某大报当老板的董桥，给我写信用的都是打印纸。由于是私人通信，也可能是为了打知名度，有些文人还自印信纸，上有红色的某某信笺字样，连“港化”了的暨南大学教授潘亚暾，也是用自制的“潘亚暾信笺”给我写信。有的台港作家的通讯处太长，如有某区某路某街某巷某楼某号，某号又有“之一”或“之二”之别，A座或B座之分，便自刻了通讯处的长印章盖在信封的下角。这种信封既有手书又有“木刻”，可谓是土“洋”结合，好看极了。在当今邮局的邮筒下岗的年代，不妨看作是当年文人通信的一种风景。

    就《当代作家书简》这本收入近200位作家书信的风格而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用纯正的中文写成，我还没有接到过台湾作家用“台语”即闽南话或客家话写的信件。泰国作家和中国台港澳作家给我写的书信，普遍用繁体字。台湾的高準还一再声明，谁给他写信如果不用繁体即“准”字下面加“十”字，他就不理睬不回信。当然境外作家也不是都厌恶简体字，他们给我写信时有繁简混合的，如余光中的信就有不少简体字，有些还是他自己造的。至于信中的称呼，改革开放前大陆作家给我的信，一律称同志，而台港澳作家从不用同志。因为在他们那里，“同志”是同性恋的意思哩。

    面对封城后的大街小巷，门可罗雀，还有“保卫大武汉”这类带悲壮色彩的红幅标语，正可以作我关起门来整理书信的“时代背景”。关门谢客本是为了躲避“瘟疫”，另方面也是把编注书信看作是献给自己的祈祷书，是为了安放封城后那异常郁闷的胸口，这是作自我精神调整与告别过去再好不过的机会。对我而言，告别过去是告别古稀之年，向耄耋之年大踏步前进。为了不使自己老来寂寞，便不时打开曾给关山（也就是海关）阻隔的书信翻翻。在春寒的夜晚，我一边翻阅，一边欣赏着作家们不同风格的书法。我衷情地感谢古老的汉字，感谢奇妙的书法，是它们抚慰着、愉悦着在疫情中避世的我。

    谈及书法，这里有尽人皆知的克家体、光中体、董桥体。这些“体”不仅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具体说来，胡秋原的手书如飞沙走石，臧克家的书法似流水行云。丁景唐的书法笔意古厚，钱谷融的书法味厚神藏。余光中的书法力透纸背，黄维樑写字端正强劲。董桥的书法发乎性情，渗透着风骨与情趣，张炯的书法存纵逸之气，而孙光萱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杨匡汉的书法翰墨遄飞，刘登翰的草书卧虎藏龙。袁良骏的书法潦草得似天书，李魁贤的书法晦涩得如谜语。陈映真的草书笔挟雷电之势，而郑明娳的书法有点似湘绣。台湾另一女作家涂静怡给我的信，笔触纤细，而颜元叔给我的尺牍，字大墨饱——虽然他们用的都是钢笔或圆珠笔。也有不用钢笔或圆珠笔的，如香港的曾敏之用毛笔写的信满纸云烟，美国的王鼎钧用宣纸写的信有如一首朦胧诗。在信的抬头上（有些未收进书中），也是千变万化，至少有下面20余种：古兄、古公、远公、古先生、古教授、古大侠、远清先生、远清老师、远清老弟、远清教授、远清学友、远清学兄、远清文友、远清诗友、远清道兄、远清大兄、古教授道席、古教授惠鉴、远清先生台鉴、远清教授大鉴、亲爱的古老师、远清吾兄啊……不管什么称呼，我都来者不拒笑纳。至于“亲爱的古老师”，是男性学者写的。还有堪称绝倒的某上海文化名人的粉丝所写的匿名信，不妨公布出来“奇文共欣赏”。该信开头直呼我“古畜生”，顿时有大粪浇头之感，再读书信中一再出现的粗鄙词句，我顿感到写信者在给我上演恐怖片。当然，也有不恐怖挺温馨的，如带雅醇味的“古公”，系北大教授张颐武二十年前“发明”，这有点抬举我了，但我总觉得这种称呼是不是把我喊老了？《台港文学选刋》主编杨际岚有一次会上称我为“古大侠”，我连忙说自己不是唐文标，愧不敢当。我想这位先生是想为我取诨名“古大炮”，但觉得有点直露，便借来陈映真称我为“独行侠”一词加以改造。“古大师”的谀称，应属新加坡女作家蓉子的专利了，我这回不再笑纳而只能诚惶诚恐地“谢冕”。我有自知之明，她说的应该是“大学老师”的简称吧。至于和我亲近一点的作家，如加拿大的洛夫称我为“远清吾兄”，香港的黄维樑称“老古”，澳门的朱寿桐称“古老”，大陆的洪子诚则称“远清”。

    我不仅喜欢阅读文友的书信，而且有收藏尺牍的癖好。比如读者来信，我就很重视，不像某些人看完后就丢到字纸篓里。这些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索字的，有索书的，有索序的，有要我签名寄书的，有托我帮其在台湾出书的，有托我帮其在境外讨稿费的，有托我帮其在海外留学的，有请我帮他在新加坡读书的公子找监护人的，最有戏剧性的那封高喊“救命”的信。此信“作者”系一位家住湖北农村的读者，她失恋后想自杀，后她买到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留得枯荷听雨声——诗词的魅力》。这“枯荷”，稀释了她的愁肠，读了后用诗倾吐她的满肚苦水，我从中感受到她对生活已经绝望，便连忙劝她读舒婷的诗《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她感到我是可以信赖的人，便要求到武汉与我见面，目的是帮她找工作。我回信说自己违背了“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从未做过官，手中没有权力办这件事，但可以帮你认识一些写诗的朋友。后来我帮她从诗友中穿针引线谈朋友，果然成功了，从此她感到生活充满阳光，称我为“救命恩人”。这是正能量的，再补充另一些“负能量”的来信，如澳门一位中学教师要写博士论文，希望我越俎代庖。他明码实价，说一个字一块钱人民币，也就是一万字一万元（这在20年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万元户”），还说分期付清，我想这事有违师德，我既无时间更不能做。这使我想起十年前有个李鬼在网上开了一家“古远清论文代写公司”，该不是这位老兄所为吧？

    我研究华文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广交文友，才能取得丰厚的资料。我一支笔用来写作台港文学史，另一支笔则用来在信笺上驰骋。读朋友的来信，本是一种精神享受，可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纷飞如雪的信函，我无法与他们书翰往返，这就成了余光中所自嘲的不堪“信托”的人。这不堪“信托”，不仅表现在无法做到有信必复，还体现在遗失了一小批珍贵的书信，如徐迟为拙著《诗歌分类学》作序时，用一个大信封装了用钢笔写的序的原稿，还附了一封给我的信，另有一封给《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的信也误装在里面，可这两封信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未能找到。还有上海著名作家范泉给我十多封信，大索三日也不见踪影，以至文学史家饮鸿生前编《范泉书信集》时，我只好缺席。

    编印世界各地朋友写给我的书信，是一种冒险行为。据说相当于书信的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以发表。我想改变这种“陋习”，超前一点，让本在我们中国办不到的事情今天能办到。如此“胆大妄为”，弄不好别人会告我侵权，因而我尽可能取得写信人的授权，但肯定有“香烧不到之处”，即不可能全部让作者认可。作为茅盾夫人孔德沚之弟的孔另境当年就没有做到，以至俞平伯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抱怨说：“近日海上出版之《现代作家书简》，收生之函有十五通，皆致叶公者，事前既无所知，事后亦不关照，可谓大奇。”对不少书信作者来说，步《现代作家书简》后尘的《当代作家书简》，也属“大奇”之书。不过，这“奇”早就有先例：鲁迅并未经徐懋庸同意，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将徐氏的书信“示众”。夏志清编辑张爱玲给他的信，也未得到张爱玲或张爱玲的后人授权吧。幸好我在这本书中没有像鲁迅为《现代作家书简》作序中说的让写信者“赤条条的上场”。为此，我把不宜公开的内容略作删改，有些还隐去其姓名，让其“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鲁迅语）。如果有人认为在拙编中并未做到让其“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而与我叫板对簿公堂，那就“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