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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3月11日 星期三

    译道文化的处处关隘和无限风光

    金圣华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3月11日   03 版)

        2019年初,承蒙上海导演徐俊邀约,嘱我把英国诗人芬顿所撰《赵氏孤儿》翻译为中文,五月达成协议,此书交由台湾莎士比亚专家彭镜禧教授及我二人合作译出,并将以音乐剧形式于今年六月在上海公演。

        这件事因我而起, 由我促成。事成之后,不免有点心中忐忑。由于虽曾翻译过不少作品,但是从未与人共译过任何文本,这翻译的过程中, 到底要怎么样分工,协调,磨合,成稿,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历程,成功与否,有赖许多因素。首先,双方必须开诚布公,悉心投入。其次,合作二人自身的学养经验,应该相去不远,甚至互补长短;对翻译本质的认知,以及译前策略的厘定,也应达成共识。 至于彼此有否接受不同解读,殊异译笔的雅量与胸襟, 则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要素。

        与彭镜禧教授相识于多年前。有一回,余光中教授邀请我去台北出任梁实秋翻译奖的评判,除了余教授本人, 另一位评判就是彭镜禧。记忆里, 那是所有评奖活动中最认真也最吃力的一次。我们三人一早就到会场——一个朴素的教室,一份份稿件放置面前,大家一打照面,就坐下开工,对照原文,反复评阅,仔细分析,来回比较,忙得不亦乐乎。 午饭以便当充饥(台湾的便当十分可口,令人回味), 旨在速战速决,饭后立即重新投入,直忙到日落西山,华灯初上, 方才评奖完毕,功德圆满。在繁忙的过程中,发现彭镜禧原来是荣获这个奖项的过来人——第一届译诗组及译文组的双冠军,难怪余教授对他这么器重。其后,我在中文大学筹办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时, 更多次邀请彭教授出任翻译组终审评判,因而更对他产生进一步的认识。

        彭教授为人风趣幽默,为学则认真执着。从多次合作的翻译评审活动中,发现他对翻译的态度一丝不苟,严谨周全,既反对译者死扣原文,逐字硬译的做法,也不屑望文生义,加油添醋的演绎。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相同,不谋而合。其实在如今的译坛上,再奢谈直译意译的区分, 已经毫无意义。只有真正从事翻译的实践者,才会对翻译的本质心领神会, 达成共识。

        做翻译,除了吃透原文,在下笔之前,必须要确定基调,一方面传达原文的意趣,另一方兼顾译文的层次。这一回, 我们翻译的是英文的《赵氏孤儿》,一个由英国诗人所撰有关中国古典传说的诗化舞台剧,所涉及的考虑因素诸多。既然是剧本,必须在舞台上演出,所有的台词当然得琅琅上口,易说能懂。但是剧本叙述的是春秋战国的故事,为了营造历史感和古典味,总不能通篇都“的的麽麽”, 累赘不堪,那么,翻译的语言到底该怎么掌握?为了慎重起见,面对芬顿这本共有26场的原剧,我们决定除了第一场用诗歌表达的楔子之外,以第二场《灵獒》为对象, 各自分别译出“试验版”,再来比较磨合, 以为基础。另一方面, 我更询问导演徐俊有关翻译文字所应采用的语域问题。徐导演如是回复:“对于《赵氏孤儿》英译中的文字基调, 我倾向您的观点,因为这是中国古代经典,要有诗化的体现。必要时刻不丢弃文言的表达。这也是我这几年在话剧和音乐剧应保有文学性实践中的追求。”问题在芬顿的这个剧本,说的是中国古典故事,用的是不少现代英语,如何在古与今之间出入拿捏, 谋求平衡,的确很考功夫。 所幸我们二人都曾亲炙余光中的译论,对于他那八字真言, 即创作和翻译时均需“白以为常, 文以应变”,都了然于胸,身体力行,所以很快就彼此适应,磨合无间。

        芬顿在原剧扉页上注明“此剧乃按照传统中文资料撰写”,所谓的中文资料,应包括各种有关赵氏孤儿的原始文本,至于作者如何从中采撷,那就看他个人的裁决和喜好了。芬顿这个剧本,主要是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复》为蓝本, 但是内容作了很多修改,穿插了大量的创作,尤其是诗歌的创作,这就使整个剧本脱胎换骨,不落窠臼了。正因为如此,翻译时就产生了种种困难。翻译, 无论中译外,或外译中,都是在两种文化相遇时,采取一种单向的转换和移植,唯独把外文作者以外文所撰中华文化内容再翻译为中文时, 就涉及还原的问题了。换言之, 这不啻踏足译道上文化交流的双程路,译者得通过原作者的认知, 去重新了解外人眼中的本国文化,再用母语表达出来。这一来一回,脑海中需经过多少回旋转折,非过来人不足尽道也。

        1996年我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时, 曾经主办过一次以“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为名的翻译学术会议,当时名家汇集, 盛况空前。钟玲教授曾经在会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还原问题——翻译涉及中国文化之美国诗歌》,虽然讨论的是翻译美国诗歌的问题,但是所述的内容,立意中肯, 颇可借鉴。她认为翻译涉及中国文化的外国作品, 其困难是双重的,既要查询文本中所涉典故引文的出处,又要顾及作者引用中国思想文本时的变奏,因作者创作时“或多或少加入了主观的思想,或因其受西方文化背景影响而误读了中文文本”,因此,她认为所谓的还原,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亟需斟酌。这也就是我们翻译英文本《赵氏孤儿》时必须面对的考验。从共识,定调,到还原,合作翻译的双方结伴踏上了一条极富挑战的文化双程路,沿途关隘处处, 而又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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