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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承蒙上海导演徐俊邀约，嘱我把英国诗人芬顿所撰《赵氏孤儿》翻译为中文，五月达成协议，此书交由台湾莎士比亚专家彭镜禧教授及我二人合作译出，并将以音乐剧形式于今年六月在上海公演。
这件事因我而起， 由我促成。事成之后，不免有点心中忐忑。由于虽曾翻译过不少作品，但是从未与人共译过任何文本，这翻译的过程中， 到底要怎么样分工，协调，磨合，成稿，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历程，成功与否，有赖许多因素。首先，双方必须开诚布公，悉心投入。其次，合作二人自身的学养经验，应该相去不远，甚至互补长短；对翻译本质的认知，以及译前策略的厘定，也应达成共识。 至于彼此有否接受不同解读，殊异译笔的雅量与胸襟， 则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要素。
与彭镜禧教授相识于多年前。有一回，余光中教授邀请我去台北出任梁实秋翻译奖的评判，除了余教授本人， 另一位评判就是彭镜禧。记忆里， 那是所有评奖活动中最认真也最吃力的一次。我们三人一早就到会场——一个朴素的教室，一份份稿件放置面前，大家一打照面，就坐下开工，对照原文，反复评阅，仔细分析，来回比较，忙得不亦乐乎。 午饭以便当充饥（台湾的便当十分可口，令人回味）， 旨在速战速决，饭后立即重新投入，直忙到日落西山，华灯初上， 方才评奖完毕，功德圆满。在繁忙的过程中，发现彭镜禧原来是荣获这个奖项的过来人——第一届译诗组及译文组的双冠军，难怪余教授对他这么器重。其后，我在中文大学筹办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时， 更多次邀请彭教授出任翻译组终审评判，因而更对他产生进一步的认识。
彭教授为人风趣幽默，为学则认真执着。从多次合作的翻译评审活动中，发现他对翻译的态度一丝不苟，严谨周全，既反对译者死扣原文，逐字硬译的做法，也不屑望文生义，加油添醋的演绎。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相同，不谋而合。其实在如今的译坛上，再奢谈直译意译的区分， 已经毫无意义。只有真正从事翻译的实践者，才会对翻译的本质心领神会， 达成共识。
做翻译，除了吃透原文，在下笔之前，必须要确定基调，一方面传达原文的意趣，另一方兼顾译文的层次。这一回， 我们翻译的是英文的《赵氏孤儿》，一个由英国诗人所撰有关中国古典传说的诗化舞台剧，所涉及的考虑因素诸多。既然是剧本，必须在舞台上演出，所有的台词当然得琅琅上口，易说能懂。但是剧本叙述的是春秋战国的故事，为了营造历史感和古典味，总不能通篇都“的的麽麽”， 累赘不堪，那么，翻译的语言到底该怎么掌握？为了慎重起见，面对芬顿这本共有26场的原剧，我们决定除了第一场用诗歌表达的楔子之外，以第二场《灵獒》为对象， 各自分别译出“试验版”，再来比较磨合， 以为基础。另一方面， 我更询问导演徐俊有关翻译文字所应采用的语域问题。徐导演如是回复：“对于《赵氏孤儿》英译中的文字基调， 我倾向您的观点，因为这是中国古代经典，要有诗化的体现。必要时刻不丢弃文言的表达。这也是我这几年在话剧和音乐剧应保有文学性实践中的追求。”问题在芬顿的这个剧本，说的是中国古典故事，用的是不少现代英语，如何在古与今之间出入拿捏， 谋求平衡，的确很考功夫。 所幸我们二人都曾亲炙余光中的译论，对于他那八字真言， 即创作和翻译时均需“白以为常， 文以应变”，都了然于胸，身体力行，所以很快就彼此适应，磨合无间。
芬顿在原剧扉页上注明“此剧乃按照传统中文资料撰写”，所谓的中文资料，应包括各种有关赵氏孤儿的原始文本，至于作者如何从中采撷，那就看他个人的裁决和喜好了。芬顿这个剧本，主要是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复》为蓝本， 但是内容作了很多修改，穿插了大量的创作，尤其是诗歌的创作，这就使整个剧本脱胎换骨，不落窠臼了。正因为如此，翻译时就产生了种种困难。翻译， 无论中译外，或外译中，都是在两种文化相遇时，采取一种单向的转换和移植，唯独把外文作者以外文所撰中华文化内容再翻译为中文时， 就涉及还原的问题了。换言之， 这不啻踏足译道上文化交流的双程路，译者得通过原作者的认知， 去重新了解外人眼中的本国文化，再用母语表达出来。这一来一回，脑海中需经过多少回旋转折，非过来人不足尽道也。
1996年我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时， 曾经主办过一次以“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为名的翻译学术会议，当时名家汇集， 盛况空前。钟玲教授曾经在会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还原问题——翻译涉及中国文化之美国诗歌》，虽然讨论的是翻译美国诗歌的问题，但是所述的内容，立意中肯， 颇可借鉴。她认为翻译涉及中国文化的外国作品， 其困难是双重的，既要查询文本中所涉典故引文的出处，又要顾及作者引用中国思想文本时的变奏，因作者创作时“或多或少加入了主观的思想，或因其受西方文化背景影响而误读了中文文本”，因此，她认为所谓的还原，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亟需斟酌。这也就是我们翻译英文本《赵氏孤儿》时必须面对的考验。从共识，定调，到还原，合作翻译的双方结伴踏上了一条极富挑战的文化双程路，沿途关隘处处， 而又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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