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科技在人身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

    如果仅仅因为《技术垄断》（[美]尼尔·波斯曼著，何道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一书写于20多年前，因为科学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就轻易否定这本书的思想价值，恐怕不能不说这样的评判太草率了。正如《消失的童年》《娱乐至死》长销不衰，令人击节叫好一样，作为“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三的《技术垄断》也同样值得细心品读。

    从书的初版迄今，20多年过去了，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又取得了连串的进步和飞跃，互联网把人类社会连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信息加速流动，人工智能成为“显学”……种种变化更加印证了波斯曼当初的预言：人类在技术垄断的道路上以加速度前进，技术垄断的疆域不断扩大。因此，对于生活在今日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这本书不该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而应被我们反复阅读，该书字里行间，响着属于人文主义绵延的声音。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可以视为一部工具使用史。以工具的使用特点，或者说，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依据，波斯曼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以及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里，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最为漫长，直到17世纪，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属于工具使用文化阶段。17世纪，欧洲率先进入了技术统治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直至20世纪初，历时三个多世纪。而以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面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

    所谓“技术垄断”，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在一个社会里，技术享有绝对统治地位，即“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58页）。既然是技术垄断，技术所波及的疆域当然不限于科学技术，而是入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医疗、社会科学研究、政治生活等诸多领域，技术无不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

    要指出的是，技术的侵入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侵入常常在自觉自愿中发生，没有质疑，有的是欢欣鼓舞。技术垄断为何具备这般魔力？技术仿如深夜舞会上充满蛊惑力的女子，没人能够拒绝与之共舞，更少有人虑及共舞之后会怎么样。而这正是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书中发出的深深的担忧：不否认技术拥有美好且强大的一面，但希望选择一种态度，确立一道底线来面对技术，这道底线就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不是为应对科技而出现。在欧洲中世纪末期，正是人文主义的兴起，打破了教会的垄断局面，人的力量得到尊崇，人的价值被发现，也正是从此时起，教会逐步放弃了对整个社会话语的垄断权。耐人寻味的是，上帝走下了神坛，科技却登上了“神坛”：科技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未来，代表了秩序，代表了美好……代表了一切。

    从1911年至今已历100余年，人类寿命普遍增长，沟通更为快捷，旅行更为方便，甚至飞出地球进入太空，用赫胥黎的一本书名来形容，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新世界”里。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拜技术进步所赐，但是，人类过得好吗？

    不说别的，单说信息吧。波斯曼认为，印刷术的普及，制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巨变，比如美国就是“用印刷文化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家”。今天，我们更是处在海量信息包围之中。过量的、超过人大脑承载能力的信息，不仅推动了学科的细分、职业的细分、社会的细化，还使人患上了“抗信息缺损综合征”，一种文化的“艾滋病”。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个“躲猫猫的世界”。具而言之，就是不停地面对一个事件，又面对另一个事件，事件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人们精力耗尽，眼花缭乱，文化消散，社会无法凝聚。

    对于波斯曼所说的“躲猫猫的世界”，还有什么比微信公众号上的热点作了更生动的诠释呢？前天我们无不为“湖南教师举报操场偷工减料后失踪16年”而激愤，昨天我们的关注点又转移到“千亿市值地产公司董事长涉嫌猥亵女童被抓”，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是干垃圾湿了”，到了明天，总会有新的热点值得我们投射自己的注意力。面对这些事件，我们频频阅读、点赞、评论、转发，但至于事件后续如何发展？关注的人却微乎其微了。

    说到底，我们的眼睛从一个热点切换到另一个热点，频繁地转换信息目标，我们的神经总是处于兴奋状态，但是，这个世界却与我们没有发生更深的关联，没有因人们更多而更短暂的关注而变化，因为，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费信息。在这个“躲猫猫的世界”里，需要的其实是凝视，是持久的关注，需要把我们的热情、关切及思考长期地投注在周边的事物，以及影响深远的事物上，我们要学会理解事物的历史、背景及脉络，理解时还要怀抱着深切的同情。以上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且需要发自内心，而科技显然不能给予我们这些。

    社会科学研究，其实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出现就开始打上科学的烙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等学科，纷纷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如此，就偏离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就落伍，就出局。

    打开一本学术期刊，看到一篇以“确立健康目标有助于降低高热量食物消费”为主题的文章。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结论并不出我们的直觉和常识，但研究者郑重其事地假设、设计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最后终于验证了假设：倘若人们树立了健康的目标，就会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消费。因为所做的研究都是循着科学研究的规范进行，所以就被视为学术研究，发表在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类似这样的文章有很多。

    依循科学研究的规范，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也不乏上例这种“伪发现”“伪研究”混迹其间。在社会研究领域，通往真理的道路有很多条，科学的原则、方法怎能获得君临一切的绝对霸权？而事实是，“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以工具性、理性为旗帜，试图否定其他研究范式。结果，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生机，常常是模式化的、干巴的。波斯曼指出，社会研究的种种成果作为人类思想的凝结形式，“魅力来自于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

    《技术垄断》一书写作时，代表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诸多事物及名词还未出现，比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当然还有智能手机这样人人必备的工具。尽管如此，波斯曼也已敏锐地指出了人类面临的难题和困境，难题之一是波斯曼所称的“机器意识形态”。

    当人们用“计算机显示”这样的话为一段数据开头时，经由计算机处理过的数据就获得了一种先入的正确性，仿佛“此乃神意”的翻版，没有意识的计算机从而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这正是技术垄断地位的标示。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来自计算机的数据，甚至忽略了：数据从何而来？谁对数据进行加工？谁从这些数据中受益？

    波斯曼注意到，计算机与官僚主义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官僚主义者最喜欢计算机，因为计算机能为官僚主义者带来权威。

    谷歌、苹果、脸书及国内的百度、今日头条等著名高科技公司，哪一家不操掌着亿万人的心灵和隐私？有一个流行词叫做“算法”，根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轨迹精确地为用户画像，向其投放信息，当然少不了广告和各种消费类信息。一切貌似为用户着想，殊不知所有的“算法”只能定格过去，而无法指向未来，所以这种画像也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科技最新的前沿领域，可能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后和最大的威胁，就是人工智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物理学家霍金提出了著名的“十问”，其中第九个问题便是：“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过我们？”霍金提出了这个问题，试着做了回答，但是他的回答里没有确切的答案。他的担心就是他的答案，技术永远是傲慢的，稍一疏忽，谁知道人类最后会陷于怎样的境地呢？霍金可能已经意识到，人类面临的难题与几十年前并无二致，人类仍然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这位知名物理学家生命的最后，他其实是回到了人文主义者出发的地方。

    何谓人文主义？法国思想史家托多罗夫给出了人文主义的三根道德支柱：承认世界上的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尊严；将其他所有人视为自己行为的终极目的；人们的所有行为都应当出于自由选择，而非在外力的束缚下完成。人文主义并不反对科技本身，反对的只是科技不再是人类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了一种目的。

    看看现实吧，在科技垄断的逻辑里，人非但不是终极目标，反而沦为追求人之上的某种目标的手段。这些目标包括效率、规模、生产、欲望等等，原本只是人类获得福祉的手段和工具，反而让人变成了工具。伊斯拉谟在16世纪曾大声疾呼：“如果上帝在人身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那么人又有何用？”是的，在21世纪，我们是否也可以轻声发问：“如果科技在人身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那么人又有何用？”不论这种声音如何微弱，都是发自人文主义的悠长的声音。（庄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