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版马克思传记中译本梳理

    马克思有“千年思想家之首”的美誉。学界对马克思传记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传记著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从版本学的角度给予关注的却颇为欠缺。

    德语是马克思的母语，德文版马克思传记大致有三类：一是以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创作的传记；二是以政治中立、学院派立场创作的马克思传记，如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1921年）；三是以精神分析法创作的马克思传记，如施瓦茨希尔德的《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1947年）等。自民国以降，德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记已有多种中译本，有的译本在出版说明方面还出现一些疏漏，有待辨析。现对德文版马克思传记中译本之演变予以梳理，以飨读者。

    贝尔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

    民国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大量地涌向中国，参与改变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是西学中译的一座高峰。在那个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的年代，源自德国的马克思传记传入中国就成为必然。

    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推出了德国史学家贝尔（Max Beer，1864—1943）所著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易桢译）。该书根据T. C. Partington和H. J. Stenning的英译本转译，全书分为绪论、父母与朋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代、狂风暴雨的年代与命运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体系、结论等六部分。该书以简练的篇幅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体系作了勾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受篇幅所限，贝尔对马克思的社会活动背景、革命实践、生活圈子、情感世界却很少提及。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不是一部完整的马克思全传。

    贝尔的人生跨越两个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他的另一代表作《社会斗争通史》（神州国光社，1930年）由翻译家叶启芳从英文版转译而来。叶教授在前言《译者小序》中写道：“至于其著作，则除本书社会斗争通史之外，听说还有马克司（笔者注：民国时尚未通译为‘马克思’）生平及教训与英国社会主义史。我的所知既少，所以便四处向友人通信，务期集合所见，以便成一篇详细的柏耳小传。”言下之意，叶先生很想把贝尔的著作及生平尽可能详尽地推介给读者，却苦于缺少资料而作罢。

    易桢的译本也许能弥补叶先生的一点遗憾，但易桢译本也未介绍著者的简历，显然也是资料缺乏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易桢译本为民国时期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阅读马克思传记的窗户。

    梅林的《马克思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出版领域的把控。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决定恢复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基于安全考虑，生活书店改名“骆驼书店”，继续从事进步的出版事业。著名翻译家、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罗稷南（1898—1971）在“孤岛时期”翻译的《马克斯传》（梅林著）便于1945年11月由骆驼书店率先推出。梅林是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他集数十年之功撰写的《马克思传》是第一部全面展示马克思光辉一生的传记巨作，该书问世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球传播。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列宁曾经推荐过梅林的《马克思传》。该书有两种俄文译本，分别于1920年、1935年推出。该书的中译本初版是罗稷南根据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Karl Marx，The story of His life（《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的故事》）1936年第2版转译的。初译本的封面题名为《马克斯传》。白底黑字，素面朝天。把“Karl Marx”音译为“马克斯”，版权页上只注明出版者骆驼书店，未标明出版地，这或许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耳目，减少发行可能遇到的麻烦。这是初译本的一个显著特点。之后，该译本于1948年3月至1949年2月间累计再版3次，印数11,000册。再版时版权页上注明“哈尔滨印造”。这意味着哈尔滨的文化出版氛围已相对明朗，骆驼书店的出版活动基本可控。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梅林的《马克思传》作为权威读本在新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三联书店于1950年1月、1950年12月、1956年5月、2012年10月相继推出该传记的罗稷南译本，书名取通译名《马克思传》。期间因1956年1月起，祖国大陆报刊书籍普遍推行简体字横排，《马克思传》中译本自1956年起也随之由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大大便利了阅读与传播。

    要探讨版本价值，就需要尤为注意版权页上出版时间的标注。图书的编辑出版或多或少总会带上时代的烙印，这也是人们在引用参考文献时必须标明出处和出版时间的依据之一。笔者在阅读北京大学萧灼基教授的《马克思传》时，对萧老在《自序》中一段回顾自己创作动因的话记忆犹新。他说：“我还在读研究生时，便产生了要写一部关于马克思个人传记的想法，以借此向伟大的革命导师致敬。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当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文版成功问世之后，我的这一想法更加坚定——要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传》。”言下之意，梅林写的传记对萧老的影响很大，但萧老可能是没有看到民国时期的中译本，便误以为该传记的中译本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初，这是一处明显的“硬伤”，把中译本的问世时间推迟了好几年。萧老已过世，他是我所敬仰的大家。他的《马克思传》如有再版机会，此处“硬伤”应有所注析，以免以讹传讹。

    梅林的《马克思传》除了罗稷南译本外，还有樊集译本。樊集译本分2册，第一版由三联书店于1965年5月推出，共831页。该译本在《出版者说明》中写道：“本书是根据1957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转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60年德文原本、纽约科维奇与弗里德出版社1953年英文译本、东京大月书店1953年日文译本和三联书店1953年中文译本（罗稷南译）。”笔者据此查检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高校图书馆Fun link文献提供系统，均未查到三联书店1953年中文译本（罗稷南译）。1956年三联书店罗稷南译本的版权页及罗稷南在《译后记》回顾中也未提及1953年有过再版。据此，笔者判断，樊集参考的三联书店罗稷南译本可能是指1956年的版本，因为1953年根本就没有出版的记录。樊集在《出版者说明》中还写道：“《马克思传》是梅林的主要著作之一，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他逝世以后（1919年）才出版。”但对比罗稷南译本（1950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英译者弁言》第4页却写道：“现在呈献于英语读者之前的这马克思传是梅林的著作的顶峰。这书的初版在1918年才发行于德国……连续再版了六七次，销售了好几万部。”梅林在《著者自序》的文后落款时间是1918年3月。1954年6月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7卷上有一篇“梅林传略”，对于梅林这个人和他的这一著作作了评价：“这部著作（初版于1918年，俄文译本则出版于1920年）是梅林在长久岁月中收集、研究、校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遗著的总结。”据此种种，梅林的这一著作初版界定于1918年应该更可信。“文革”期间，罗稷南被戴上“中国的爱伦堡”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斗。他的译本在他1979年平反前当然不可能再版了。1972年12月，人民出版社（当时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梅林的《马克思传》（选取樊集译本）。读者若以樊集译本中的《出版者说明》为参考，便误以为梅林的《马克思传》问世于梅林去世之后，这恐怕是一处“误伤”，对著者梅林也欠敬意。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

    《马克思传》

    关于马克思传记，中国读者对前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专家格姆科夫（Heinrich Gemkow，1928—2017）的著述也颇为关注。1978年12月，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率先由三联书店推出，印数达20万册。该书是译者易廷镇、侯焕良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67年德文版译出的。之后，三联书店多次重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颇为流行。2000年5月人民出版社也推出易廷镇、侯焕良的译本，2005年4月再次印刷。该书在封面内页上如是推介：“这部传记是一本科学普及读物。全书阐述了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包括其各个时期的代表著作，生动地描述了他与恩格斯的真挚友谊，他的家庭和对子女的教育，以及支援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本书史料丰富、情节生动、图文并茂、译笔流畅，是广大读者了解和学习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一部好书。”从多次重印的数量及社会反响看，这个推介还是恰当的。

    格姆科夫为青少年写的另一本通俗读物《我们的一生——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中译本则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年之际推出。该书是译者舒昌善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81年德文版译出的。书名取意于恩格斯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没有虚度一生。”该书除了概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和著述外，也把他们的日常生活、亲情、友情、爱情轶事穿插其中，读来颇有情趣。

    阅读伟人传记，感悟思想光华。马克思已远去，但他的思想却是不朽的！(周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