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柯鲁克夫妇在中国》到《兴隆场》的出版

    【长风破浪四十年】   

    2018年12月1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几位校领导和专家教授、外研社总编辑徐建中、名誉社长李朋义等在外研社一层大厅为一位老人庆祝103岁寿辰，并发布了她的新书《兴隆场》。

    这位百岁老人是加拿大籍国际友人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她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称号，也是李朋义的恩师。

    最真挚的国际友人

    1915年，伊莎白出生于四川成都。她的父母是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清末来到中国，后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光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人群的接触中，她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

    成年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专攻心理学，于1938 年获得硕士学位。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伊莎白却不惧战争，毅然返回中国，深入四川璧山兴隆场（今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开展调研。从那时起，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关注与调查，贯穿了伊莎白的一生。她见证了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并最终选择留在了中国。

    1940年，伊莎白回到成都探亲，结识了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英国记者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二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妇。大卫是英国共产党员，曾参加过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在他的鼓舞下，伊莎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有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1947年12月，柯鲁克夫妇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河北省武安市石洞乡十里店，观察和采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整个过程。他们深入田间，与农民同甘共苦，整整一个冬春，最终形成了两部闻名国内外的社会人类学著作。195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二十年后，内容更为翔实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美国纽约问世。后来，柯鲁克夫妇多次回访十里店，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数十年间从未中断往来。

    1948年夏天，告别十里店村的柯鲁克夫妇来到了石家庄南海山村。那里驻扎着由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外事学校，柯鲁克夫妇受邀在此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他们和马海德、韩丁、葛兰恒、史克等外国同志一道，帮助中国培养出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首批使用英语的外事干部。

    解放后，柯鲁克夫妇一如既往地工作在中国外语教学的前线， 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勇于探索，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段漫长、艰难而坎坷的岁月中，他们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数十年风风雨雨过后，他们深感自己如此深爱着中国的山川大地，深爱着这里善良、淳朴而勤劳的中国人民。

    《柯鲁克夫妇在中国》的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柯鲁克夫妇随他们任教的外事学校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继续担任英语教师。这所外事学校，先后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发展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卫为学校起了英文名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尽管学校几度更名，但柯鲁克夫妇再未离开。数十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在北外校园耕耘，培养了成千上万名精通英语的中国青年，这其中就包括外研社社长李朋义。

    李朋义回忆起柯鲁克夫妇在北外教书的日子，感慨良多。伊莎白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她和她的学生们亲密无间，几乎每个晚上都在教室里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伊莎白也给予了李朋义很多指导，特别是在英语写作方面，后来伊莎白还把李朋义的一篇文章推荐发表在外文局下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大卫学识渊博，他创造性地开设了用英语教授世界史的课程。那时没有教材，大卫克服困难，自己编写讲义然后油印成单页发给学生。等到一学期课程结束的时候，一本书的框架就形成了。柯鲁克夫妇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孜孜以求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李朋义，是李朋义的人生导师。李朋义和柯鲁克夫妇维持了近42年的师生友谊，直到现在，伊莎白老人103岁了，李朋义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伊莎白老师家看看，陪伊莎白聊聊天，向她汇报自己的工作生活。

    1988年，在纪念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本出版五十周年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国际友人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他们的著作和事迹介绍得远远不够。有鉴于此，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和一些中外文出版社共同发起了“中国友人丛书”，并组成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相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

    “中国友人丛书”由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收录了很多国际友人的著作和传记，包括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爱泼斯坦、汉斯·米勒、横川次郎等人，当然也包括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朋友柯鲁克夫妇。

    外研社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建议，于1995年组织出版了《柯鲁克夫妇在中国》。该书汇集了40余篇热情、诚挚的文章，从历史的各个侧面记录了柯老夫妇在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撰文作者包括时任《今日中国》杂志名誉总编辑、政协常委伊泽雷尔·爱泼斯坦，原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安岗，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罗清等相关人士。书中还选录了两篇柯鲁克夫妇的作品，回顾了大卫在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些往事，以及他们多年来在教学工作中的一些得失、体会和经验，让读者对他们的崇高品格及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业绩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百岁老人与《兴隆场》

    20世纪80年代初，柯鲁克夫妇从北外的一线教学岗位上光荣退休，但他们依旧作为学校的顾问为外语教学发光发热。结束了三十年的教学生涯后，伊莎白又开启了尘封已久的学术工作——整理四十多年前在兴隆场开展调研的手稿，并故地重游。

    1940年，伊莎白曾应邀参与了四川璧山兴隆场的乡村建设项目。她和中国学者俞锡玑一起开展住户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搜集整理了大量一手材料和鲜活事例。她们不仅四处走访调研，还肩负着帮助乡民改善生活的使命，积极投入到兴隆场的改革洪流中去。但受到战争局势影响，1942年乡建项目被迫中止，而计划写成的研究报告也未能完成。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项研究工作被无限期搁置起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伊莎白离开教学一线，她才再次打开了那只盛放着兴隆场调查资料的抽屉。

    退休生活为伊莎白完成兴隆场研究的夙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1981年，伊莎白重访兴隆场，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核对笔迹、整理手稿，于1994年完成了一部三卷本的人类学著作。在听取了一些学者和编辑的意见后，伊莎白又与美国学者柯临清合作，几经增删，几度回访，让这份七十多年前的原始调查笔记以学术著作《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的形式，于2018年正式翻译出版。

    与成书的过程一样，该书的出版也遭遇了重重困难。在翻译成稿后，译者邵达四处联系出版社，却频频碰壁。多方联系无果，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找到了李朋义。李朋义翻看了恩师的书稿，觉得该著作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三农问题角度都极具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于是，李朋义向外研社总编辑徐建中推荐了此书。外研社毅然接手了《兴隆场》，排除万难，举全社之力，高效率、高质量地将这本书呈现给读者。

    2018年12月11日，伊莎白教授的《兴隆场》新书发布会暨103 岁寿辰活动在外研社隆重举行。北外校领导、专家教授、国际友人以及伊莎白的家人和朋友参加了此次活动。李朋义主持了发布会， 徐建中总编辑代表外研社发言并向伊莎白赠送新书。当天下午还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兴隆场》新书研讨会。

    自20世纪80年代初重返璧山起，伊莎白先后6次重回故地访友调研，并设立了“伊莎白·柯临清助学基金”长期资助璧山贫困学生。2018年，伊莎白教授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2019年7月30日，伊莎白在外研社接受了璧山区人民政府授予的“重庆市璧山区荣誉市民”称号。这是璧山人民对伊莎白·柯鲁克教授无私奉献的感激回馈，也是中加友谊的见证。

    遗憾的是，大卫教授于2000年离世，享年90岁。在北外校园里有一座大卫·柯鲁克的半身塑像，简单地从四个方面概括了他的一生——“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British, Jewish, Communist,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如今，伊莎白的身份是“北外终身荣誉教授”，她依旧生活在住了五六十年的北外旧家属楼里，多次拒绝了学校为她调换住房的建议。伊莎白将自己的世纪光阴无私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教育事业，将自己最重要、最美丽的时光奉献给了北外，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201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前夕，伊莎白教授获得了“友谊勋章”。

    （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