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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2月12日 星期三

    忆施康强先生二三事

    许明龙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2月12日   07 版)

        万万想不到, 比我年轻六岁的施康强先生竟然先我而去了,噩耗传来,不敢置信。他的突然辞世,令我万分痛惜,回想起与他的交往,真的是思绪万千。

        我与施康强在北大同班,同窗四年。他是公认的才子,学业远比同班同学优秀,不但无人对此抱有丝毫异议,而且无人敢与他比试,遑论赶超。二年级时,他就协助盛澄华先生翻译俄文资料,被盛先生誉为比老师强的学生。由于他成绩优异,因而学习轻松,别人做作业忙得不可开交,他却有大量时间看“闲书”,像海绵一样吸纳各类知识,关注法国文学自不待言,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以及其他文史类图书,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知识储备,在此后的翻译和散文写作中,他才能奔放自如,举重若轻。

        1963年夏季,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校园生活,他回上海老家度假,我去上海与相识多年的女友结婚。我俩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宾客,婚姻登记完成后,住进一所简陋的弄堂旅店的一个亭子间,人生大事就此宣告结束。施康强自告奋勇,要为我俩照相,我喜出望外,约定某日在复兴公园某处见面。我俩如约而去,他已在此等候。在那个年代,相机是稀罕物,普通百姓很少有人拥有,想在公园里照相,通常只能找个在此设摊营业的照相师,固定的背景,固定的姿势,哪里比得上自备相机。施康强为我俩拍了多张,我俩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连声说“哪里,哪里!”回想起来,我俩真是太不懂事了,连喜糖都没有给他,更甭说请他一起吃顿饭了。

        毕业之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他分配到外文局,在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做中译法的工作。我则被分配到农机研究院,翻译法文农机具资料。

        转眼便是文化大革命,我随妻子去了鄂北大三线,建设第二汽车厂。多年后回到北京,住在西城三里河。那时施康强住在大慧寺路上的单位宿舍,离我家不算很远。其时,他患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症,经常头晕,晚间往往不能读书写字。每逢此时,他便搭电车来我家聊天。我那时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当翻译,干着自己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工作,他的来访总能带给我许多欢乐,每次我都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关同学和法语界的信息,让我这个早已淡出法语界的人,强烈地盼望有朝一日能真正学有所用。这样的交往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惭愧的是,每次交谈,总是他付出,我收获,我实在没有能力让他有任何收获。我为自己的无知自惭形秽,却为有这位并不因此而鄙视我的同学而高兴。

        开放改革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总算用上了法文。1986年在法国访学时结识了北大同学陈祚敏,他与施康强同在中央编译局工作,两人的办公桌面对面。回国后我多次去编译局通过他借书,每次都会与施康强闲聊几句。八十年代末,他和陈祚敏都搬家到德外功德林附近的单位宿舍,我家则搬到学院南路北师大对门。两处相隔不远,我去过他家和陈祚敏家做客,不过,施康强似乎只来过我家一次,那是1999年某月。

        施康强受上海《文汇报》陆灏先生之托,将法国史学年鉴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的名著《莱茵河》译成中文。尽管他曾与顾良先生合作,翻译了布罗代尔的长篇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或许他不太钟情于此类人文社科著作,于是问我是否愿意接下这件活。我当时恰好手头没有活计,何况是施康强推荐,能得到他的信任,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于是爽快地答应下来。某日他把书送到我家来,这便是我记忆中他搬家后到我家唯一的一次。此书译毕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五年后转入商务印书馆再版,并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000年,我写了一篇批评某君译作的文章《<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择误》,投寄《历史研究》。该刊副主编张先生审读后准备刊出,为尊重被批评者的权益,他向我建议,将我的文章转给某君过目,并请他撰写答辩,两篇文章同时刊出,我立即表示同意。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张先生来函告知:某君已将我诉至海淀法院,状告我损害他的名誉。我回称可能是他虚张声势,张先生说他已请了律师,官司恐怕是要打了,让我严阵以待,文章当然不会刊出了。我一时有点沉不住气,不知道自己对某君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文章是否对他构成损害,真要诉诸公堂,我是否有胜诉的把握。犹豫踌躇之际,计上心头:何不请施康强诊断一下,我这篇文章是否在理,有没有损害被批评者的名誉,万一真的打起官司来,我有多少胜算。为此,我专程将文章送到他家,请他拨冗细看一遍。等了几天不见他回音,我憋不住打电话问他,电话那头传来开怀的笑声,我忙问何故,他说“许明龙,你马上就要扬名全国了!”我问此话怎讲,他说:“这种官司至今还无人打过,这次若是真的打起来,你必胜无疑,岂不是要扬名全国吗?”听得出来,他不是在打哈哈,我忐忑不安的心绪顿时全然化解。施康强说我对,那还能有错吗?果然是某君虚张声势,我始终没有接到法院的应诉传票,文章则在折腾很久之后刊出在《博览群书》上。

        施康强的学识之渊博,译文和散文水平之高,已获学界公认,我这个外行人无缘置喙。就为人而言,我深感他至少有两大突出优点值得我们颂扬和引以为榜样。他才华出众,学贯中西,在我们同学当中堪称鹤立鸡群,但他从不恃才傲物,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傲气,无论对谁,他始终是笑容可掬,每当有人当面恭维他时,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当真。其实,不但赞扬他的人很多,想方设法一睹尊容的粉丝和崇拜者也为数不少,但他把这些看得很淡,从来不事张扬。其次就是他乐于助人,我便是一再受惠于他的一个,这些已在前面说到,不再赘言。

        他走了,走得如此匆匆,痛惜的心情难以言表。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散文家,我们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让我们永远怀念他,愿他在彼岸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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