缤纷的当代非洲文学批评

    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生物遗传学家的基因研究证实，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这片古老的大地充分被人类所认识，相对来说，却又是比较晚近的事。要为文化语言上丰富多样的非洲撰写一部可读的文学史，其难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2019年7月上旬，有五十五个会员国的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其前身为成立于1963年的非洲统一组织）在尼日尔首都亚美召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特别峰会，正式宣布成立非洲大陆自贸区。目前，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正不断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发出声音。但是在历史上，非洲这一地理概念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建构起来的。

    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就在迦太基（今突尼斯城）建立城邦，逐步扩张，其势力范围跨越直布罗多海峡，抵达西班牙南部纵深地区。罗马人称该城居民布匿人，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罗马和迦太基不断兵戎相见，这些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失陷，惨遭洗劫，过了一个多世纪，罗马帝国奠基人奥古斯都（又译作屋大维）将迦太基定为罗马阿非利加（Africa）行省省会，重新繁荣。（莎士比亚戏剧《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讲述的就是罗马将军安东尼（奥古斯都的妹夫）与埃及女王的爱情故事以及罗马出兵征服埃及。英国戏剧家德莱顿的《一切为了爱情》是同一故事的新古典主义版本。《奥赛罗》中的同名主人公是摩尔人，即北非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这是罗马帝国在北非第一个领地，后来殖民地范围在沿海岸线蔓延，越来越广。鼎盛期的罗马帝国拥有地中海周边所有地区，包括从埃及到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大片土地。北非不仅出了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在位），还产生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圣奥古斯丁。公元五世纪汪达尔人（日耳曼民族一支）入侵迦太基，又制造一次文化灾难（现在还将大规模摧残文化的行为成为“vandalism”）。公元六世纪末，迦太基转手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特区，百年后又被阿拉伯人征服。当时阿拉伯人的文化也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如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笔者在此略说北非古代史，无非想强调一点，即地中海沿岸地区文化上多元和混杂的特性不能与二十世纪文化政治上的“黑非洲”混为一谈。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劳代尔将整个地中海世界作为他的研究对象，马丁·贝尔纳则在《黑色雅典娜》一书追寻古希腊罗马的亚非之根。十三四世纪的摩尔人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设计、建筑了阿尔罕布拉宫（1986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尽善尽美地体现了伊斯兰风格。十五世纪末穆斯林势力退出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几经修复、重建，也增添了一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特色。但是，十三四世纪的阿拉伯建筑也不能用本质主义的语言来描述，地中海文明本来就有一些共享的资源。从文化上来说，我所理解的非洲文学并不局限于当今世界地图上的非洲，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来源于印度、波斯、伊拉克和埃及，1988年获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使用的就是阿拉伯语，但是他又精通英语，深受英语作家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等巨擘的影响。我深以为，取历史的视角，纯粹的“非洲性”是不存在的。（用葡萄牙语创作的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2018年夏来华参加上海书展，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非洲国家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以一个简单的“非洲”概念囊括它们恰是对非洲最大的误解。详见2018年8月1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这本厚重的《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选读》全面呈现了非洲文学内在的张力和多元的发展过程，我阅读后反而生出这样的想法：“黑人性”的建构有其政治意义，但终归是徒劳的，人的肤色远不及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重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航海事业把非洲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贩运奴隶是其中极其丑恶的一章，尽管此前非洲内部已有人口贩卖的记载。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探险活动在十九世纪到达高潮，有关非洲语言文化的知识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展、深化。殖民主义的一些遗产已成为今日非洲文化的一部分，比如非洲使用法语的国家和地区不下三十个，尽管有很多地方差异，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英联邦在非洲的国家有十八个，包括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和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英语是这些国家的通用语或官方语言。

    中国现代文学萌芽发育阶段，欧美文学是重要的参照物，因此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往往在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翻译上多有建树，非洲文学的概念当时还没有产生，作品的译介也未列入日程。由此看来，非洲文学更像是四五十年代兴起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伴生物。上世纪五十年代，“亚非”一词在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出现在我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而且一度成为关键词。

    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的别称是亚非会议。1956年12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过亚洲作家会议，第二年年底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决定筹划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1958年10月，会议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主题是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那年第10期《人民文学》为配合这次盛会发表茅盾《祝亚非作家会议》一文，与此同时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与会并作报告《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1959年年初，作家出版社还将茅盾、巴金等中国代表的发言和评论汇集成册出版，取名《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

    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于1962年2月在开罗召开，中国也派作家代表团参加。茅盾所作报告的题目意味深长：《为风云变幻时代的亚非文学灿烂前景而祝福》。“风云变幻”四字或许暗示着五十年代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裂，难以调和。1966年6月至7月，北京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当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但是原定1967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作家大会却未能如期召开，从此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渐行渐远。（详见王中忱《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二期，第66页至84页。）1966年“文革”爆发，那一年的《世界文学》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亚非文学在我国的主要窗口也随之关上。

    《世界文学》1977年下半年试行复刊，第一期还是“内部发行”的，载有叶君健翻译的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六首诗，均选自尼日利亚诗人、作家索因卡编辑的《黑非洲诗集》。叶君健在题头介绍中指出非洲文学的先天不足：

    非洲长期受帝国主义统治，民族语言长期受到压抑和摧残，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也就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殖民主义教育。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所熟练的也都是欧洲语言。通过这些语言他们无形地吸收了西方的“文化营养”，因此不管他们用哪种语言创作，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深受欧洲——也包括美国——近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正如这本集子的编者索因卡在序文所指出的，《荒原》、法国达达主义、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影子，都在他们的诗作中找到痕迹。但作为非洲的诗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上述这些资产阶级流派的社会背景又是多么不同！这是长期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也是长期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一种后果。（《世界文学》，1977年第一期（内部发行），第119页。）

    笔者以为，非洲知识分子使用的欧洲语言，未必就是一件紧身衣。就如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德文和英文，丝毫不影响他们创立极富颠覆性的新学说。非洲反殖民主义先驱、非洲统一组织倡导人恩克鲁玛那辈非洲领导人大都曾留学欧美国家，或者是像卡翁达那样的基督徒。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甚至把莎士比亚剧本从英语翻成斯瓦希里语。叶君健的批评是有偏颇的，但是他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于这本文集里所收的钦韦祖论文《浪子，回家吧》。《黑非洲诗集》编者索因卡本人也是在伊巴丹大学接受教育后赴英国利兹大学读英国文学，他在挖掘本土资源的过程中不可能清除英语文学和欧洲文学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此他在非洲也曾受到猛烈的抨击。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德语、布尔人（荷兰、德国和法国早期移民后裔）使用的阿非利堪斯语和产自非洲本土的斯瓦希里语、豪萨语都可以成为非洲作家的语言工具，（非洲现有语言多达千种。）然而有些使用范围较小的本土语言或口传文学却可能成为非洲作家走向世界的障碍。这现象不公平，但是现实就是如此，抱怨无济于事。1986年，用英语创作的索因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使用阿拉伯语的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也获此殊荣，不过他也通晓英语，读过大量英语或翻译成英语的欧美文学作品。后来得到这一荣誉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和库切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我想在此申说的是，英语、法语等欧洲语言就和阿拉伯语一样，背后都有伟大的文学传统，并不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禁锢者，如能合理使用，反而是一种巨大的优势。非洲作家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比亚洲作家小，可能就是语言上的原因。

    我国的非洲文学译介起步于五十年代。1955年和1963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两种《非洲民间故事》，多丽丝·莱辛的《渴望》（解步武译）和《高原牛的家》（董秋斯译，1958）先后于1956年和1958年出版。1958年8月9月两期《译文》是“亚非文学专号”，登载了一些政治宣传鼓动的作品，比如《起来，行动吧！》（莫桑比克）和《受不了啊，穷苦的黑人！》（桑给巴尔）等诗歌。第二年《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但是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和陈燊四人合作的重要文章《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五期）谈的基本上都是俄苏和欧美文学，没有出现“非洲文学”四个字，只是说到“我们的翻译面还包括了这些亚非国家的名字”时点到四个非洲国家：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和南非联邦。（《文学评论》，1959年第五期，第46页。）但是到了1961年，《文学评论》刊出两篇有关非洲文学的论文，柳鸣九、赵木凡的《战斗的非洲革命诗歌》（1961年第一期）和董衡巽的《“黑暗大陆”的黎明——评介非洲反殖民主义小说》（1961年第五期）。当时的《文学评论》的篇幅要比现在小得多，刊出这样的文章，有配合国际形势（比如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面。不过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现象：两篇文章引用的非洲作家作品，有的发表于法国文学杂志，或由英国老牌出版社（费伯）推出，可见殖民国家也为反殖民文学搭建平台。过了两年，《世界文学》杂志还推出“黑人文学专号”（1963年9月号），阿契贝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也由作家出版社在1964年出了高宗禹译本。1965年年初，海政文工团话剧团在京演出集体创作的《赤道战鼓》，支持刚果（利）（后改称刚果（金））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卢孟巴的名字传遍全国，各种连环画和宣传画相继问世，剧本当年晚些时候在《人民文学》全部刊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地方戏剧团也都改编这个剧本搬上剧台，《文学评论》1965年第一期的头条就是陈斐琴的《谈〈赤道战鼓〉的创作》。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赤道战鼓》拍成电影，那一年笔者小学还没有毕业，曾在杭州的人民电影院观看。然而当年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的蒙博托于1973年1月作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时候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反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学者纯粹是从政治立场上介绍、讨论非洲文学。其实非洲国家独立后还遇到无数挑战，有的问题并非来自过往的欧洲人殖民统治。波兰裔英国学者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的《非洲的困境》揭示了非洲国家如何在政治正确的话语指引下走向迷途。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很多内容今天读来仍未觉过时。（今天传来消息，坦桑尼亚一辆油罐车因车祸倾覆，大批民众乘机偷油。油罐车发生爆炸，造成57人死亡。）英国印度裔作家V. S. 奈保尔在《河湾》和《非洲的假面剧》等著作曾经讽刺过一些非洲裔留英美学生或激进左翼人士，他怀疑这些充塞了进步理念的知识分子回国后是否能真正造福非洲。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废除已25年了，曼德拉的几位继承者在治理自己的国家时是否也有过失误？某些曾经担任要职的人士所面临的指控，安德烈斯基五十年前就预见到了。总是以受害者自居，就难于直面自身的痼疾。不过我对非洲国家（以及非洲各种语言文学）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非洲文学是新兴学科，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还没有设立这一学科的课程，学术研究力量也相对薄弱。今年六月，华东理工出版社出版了朱振武主编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和《非洲国别英语文学研究》，值得庆贺。现在这本《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选读》（Af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edited by Tejumola Olaniyan and Ato Quayson, 2007年由Wiley-Blackwell出版）涉及范围广泛得多，有的话题（如民族文化、不会沉默的声音）的意义超出非洲，而且作者能将非洲文学置于各种当代批评流派的理论框架下解读，对我国的中外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是具有非凡价值的。我还深深感到，当下的非洲学界长于理论生产，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我相信，假以时日，《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选读》必定是非洲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必备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