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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2月12日 星期三

    万舰同䑸在海心:蒙古帝国的制度经纬

    周凌峰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2月12日   10 版)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邱轶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96.00元

        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中有个情节:状元金雯青出使德国,以八百镑买到一幅中俄交界地图,他之所以耗费重金,于公而言,是为了勘定国界,于私而言,却是为了修补他的一部元代史著作。

        小说中的金雯青,影射的即是清末外交官洪钧(号文卿),购买地图也实有其事,事后证明这幅地图是假的,还引发了中俄间的一场外交纷争,洪钧因此郁郁而终。他一生致力于元史,其采撷西文资料撰成《元史译文证补》,直接影响到屠寄、柯劭忞等人,形成了一波元史研究的小高潮。

        后来居上是学术之常态,迨及冯承均、姚从吾、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等学者负笈欧洲,发现洪钧多有讹误,原因是洪氏不擅外语,而元史研究除蒙古语之外,还涉及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亚美尼亚语、拉丁语,更不用说汉、藏、回鹘、英、日、法、德、俄等文字,学者耗费一生精力也难以穷尽。

        读到邱轶皓所著的《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一书时,深感书名之深中肯綮,元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溢出了“朝代”所能概括的范围,只有置诸“帝国”的视野之下,才能明了关山迢递和文化冲突造成的东西交流的复杂性。

        书中专章讲述了一个案例:波斯语、阿拉伯语等文献中,有一个名词jūng专指中国帆船,邱轶皓证实这个词源于汉语的“䑸”,在元代䑸有船队、舰队的意思,经“东西交流”之后,被吸收进了多种西方语言,反倒是汉语中的“䑸”随着时光流逝,不再具有船队的词义了。

        还有一个见诸史册的例子,元代有一种高等级的“质孙宴”,又称“诈马宴”,与会者须着御赐的质孙服,但这种特殊的宴会源自何方,后人已经弄不明白了,清代乾隆皇帝是懂蒙古语的,他也胡乱解释了一通。直到当代,学者们才弄明白,诈马系波斯语jāmal(衣服)的音译,而质孙为蒙古语jisun(颜色)的音译,两者其实指的是一回事,也就是金锦衣。

        如此绮丽多变的文化交融,自与蒙古帝国的征服史有关。从1204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百余年间,蒙古军队几乎打遍整个亚欧大陆。能够阻止他们进攻脚步的,只有天灾、大汗崩殂和眼花缭乱的内部纷争,唯一的例外可能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这是一支类似于《权力的游戏》中“无垢者”的奴隶军队,他们于1260年在艾因·贾鲁平原战胜了蒙古骑兵。

        马穆鲁克能够取得胜利,并非武力过人,而是因为发生在中国的一桩意外事件:此前一年,率军攻打南宋的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身亡,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争夺汗位大打出手,原打算出征埃及的旭烈兀(他也是蒙哥的弟弟)闻讯,决定放过马穆鲁克,返回波斯。这一过程正可见蒙古的帝国特色:统一在大汗名下的巨大疆域,以及不断发生的兄弟阋墙之争。

        蒙哥汗统治时期,夯定了蒙古帝国的权力框架,哈拉和林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继任的忽必烈继续拓展疆土,稳定时期的蒙古帝国包括已在汉地建立的元朝,位于今伊朗一带的伊利汗国,位于今天俄罗斯西部、乌克兰一带的金帐汗国,以及位于今天中亚一带的察合台汗国(另外窝阔台汗国于1309年灭亡,其领地分别并入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可以想见,早期“混一”于大汗旗下的众汗国,在延续草原时代蒙古传统的同时,必然因时因地制宜,各自衍生出新的制度,这也就是蒙古各汗国施行的“二元官僚制度”。

        邱轶皓在前辈学人“审音与堪同”的研究基础上,更注重于“比较不同文献中关于某一同源制度在各个汗国中的发展演变的轨迹,通过对制度的比较,将研究的对象从点扩张到面”。他敏锐地注意到,在各蒙古帝国继承国家中,均存在一个“由‘四怯薛’制度演变而来的,并被少数非‘黄金家族’出身的蒙古贵族世袭垄断的权力核心”。

        “怯薛”是成吉思汗亲手组建的近卫军,分别由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及其后裔统领,兵员来自贵族、大将等功勋子弟,轮番值班,负责大汗(皇帝)宿卫,在蒙古帝国的军政系统中地位极高。根据邱轶皓的观察,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四哈剌出·拜”制度,伊利汗国的“四兀鲁思异密”,与中土的四怯薛制度,都是蒙哥汗时期变革和强化怯薛组织的结果,可以视为蒙古帝国早期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之一。

        怯薛与各汗国文官组织形成的二元官僚制度,在中土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和历朝官修史书一样,《元史》中同样辟有“职官志”,仅从条目上看,除了行枢密院和行中书省之外,似乎与汉地官制区别并不大,但前人已经指出,元代执掌兵权的枢密院要职,以及至关重要的右丞相一职,通常都是由怯薛背景的高官担任的,这个隐藏在史官程序化叙事中的要点,假如不是研究者特意点出,很容易让人忽略。

        相比怯薛高官,元代广为人知的丞相桑哥、阿合马,表面上权倾一时,实际根底尤有所不足,所以下场都不太好,原因在于他们既非“大根脚”出身,也不拥有兵权,最多只算是高级职业经理人而已。伊利汗国后期宰相拉施特,曾以波斯语写成蒙古史巨著《史集》,这样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竟遭人诬陷惨死在蒙古异密手中,究其根源,也与这一制度安排有关。

        由于文献繁难,元史—蒙古史研究取得的些微突破,都来之不易,《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精微之处还有许多,作者能够在审音与堪同的基础上,勾勒出六七百年前蒙古帝国的制度经纬,功力实属不凡。跟随作者的视线,于浩瀚如烟海的史料中,领略“万舰同䑸在海心”的风采,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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