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荒地老忆青峰

    柴祖衡、君衡兄弟二位见访，说今年是他们的父亲青峰（德赓）先生诞辰八十周年，要我为纪念集写一篇文章。我立刻答应了，我是该写了。

    青峰如果活着，都八十岁了么，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总记得一九四四年我们在白苍山初相识的时候，我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青峰那时三十六岁，要按现在的标准来说，也还算青年，充其量也只是刚刚进入中年罢了。我们贴邻而居，朝夕相见，年龄相近，很谈得来，常常两人一同上街买米买菜，间或也同到黑石山赏梅花。我们都是“夜猫子”，差不多每晚都要谈到半夜，在一个小炭炉上用小陶壶烧开水冲茶，每一小壶恰好两碗，够一人沏一次，再要沏时再烧。后来他赠我的诗说：“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我赠他的诗说：“回首空山风雨夜，可能还结对炉缘。”说的都是那时的情景，“对炉”“豪饮”指烹茶和饮茶，并不如通常的用法指煮酒和饮酒。此情此景如在眼前，青峰如果活着竟已八十岁了么？然而青峰没有活到今天。“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的磨难比我多，他是直接与翦伯赞连得上的“反动学术权威”，比我这个“摘帽右派”有现实价值，一九七〇年他在苦役中死去之年才六十二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四岁呢。

    那么，我怎能不趁未死之年写出我说的话呢？死者已矣，我是说给生者和来者的。

    我们相识在白苍山，那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院址，在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现在听说成渝铁路已有白沙一站，当时那地方却很偏僻，从重庆去，只能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约九十公里。晨发暮至，两头不见太阳，途中有险滩，覆舟惨祸时有所闻；从白沙去重庆则是下水，当然要快一些。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存在的时间很短。院址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抗站胜利后虽迁往重庆附近的九龙坡，其时的重庆又不是战时首都了。学院规模很小，一共只有六百多个女学生，当时除了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以外，纯收女生的高等院校似乎只有这一个，被人嘲为“女儿国”“大观园”。因为这些缘故，很多人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学院，知道一点的人又往往把它的名字错写成“白沙女师”，其实它的名称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不多不少就这八个字。当时也有人口头上随便简称为“白沙女师”，可是院名上本无“白沙”二字，而且“女师”似乎是中级师范学校，所以我们自己不这么简称，我们简称曰：“女师学院”，或“女师院”，甚至干脆叫“女院”。

    现在回想，着实有些奇怪，那么一个历史短、规模小、地方偏、设备差的学院，不知怎么竟有一个很可观的教师阵容。院长是谢循初教授，教育系主任是罗季林教授，教育系还有鲁世英教授，作为师范学院的首席系的阵容就是如此。此外，英语系主任是李霁野教授，历史系主任是张维华教授，音乐系主任是张洪岛教授，数学系主任的萧文灿教授……都是各该学科里面数得着的。国文系的情形，我当然更熟悉了，历届的系主任是胡小石教授、黄淬伯教授、台静农教授。台原是国文专修科主任，魏建功教授则是国语专修科主任。这两个专修科与国文系关系密切，若分若合。魏后来又当教务主任，仍在国文系授课。国文系当时的副教授有吴白匋、宛敏灏、姚奠中、詹锳、张盛祥等，青峰是历史系副教授，实跨文史两系。他们年龄相近，青峰还是居于中间的，现在只有青锋先去了，别的几位幸而都还健在。当时女师学院各系的讲师助教，也是济济多才。歌唱家张权当时是音乐系助教，我有幸在女师学院学生大饭厅（一座大芦席棚里），听过她的独唱会，也许是她第一次举行独唱会吧。以上说的只是我在那里时的情况，不包括以前和以后的。先前历史系主任是梁园东教授，音乐系主任是杨大钧教授，在国文系教过的还有佘雪曼，在音乐系教过的还有郑沙梅，我去时都已经走了。我没有随学院迁至九龙坡，学院迁去以后，院长换了劳君展教授，听说还有萧蔓若、黄贤俊等先生到国文系教过，我都不在那里了。

    总之，这是一个物质上很简陋而又很有学术空气的环境，我以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由黄淬伯教授的推荐，受聘去教书，给我的聘书上竟也写的是副教授，我实在很惶恐。大学的助教我当过，就是给黄淬伯教授当的助教，替他改作文习作，并未讲过课，现在跳过了讲师来当副教授，正如去年我在一篇小文中说的：“回想初登讲台的时候，心理真虚得很。那是一九四四年，自己明白只有高中二年级的学历，一年小学教师、一年半中学教师和两年半大学助教的经历，一下子就对着（有比我还大）学生讲起课来”，说的就是初到女师学院的情形。在女师学院的那几年，我是抓紧一切机会，向同事的前辈如台静农先生等好好学习，也抓紧一切机会向老长兄们学习，其中因贴邻而居，于朝夕相聚中承教最多的一位老长兄，便是青峰。我离开女师学院以后，曾作有《白苍山四君咏》，怀念我最难忘的四位：

    午醉先生睡正酣，

    晚凉心事晚眠蚕。

    文章总向秋风哭，

    又到人间歇脚庵。

    （台静农伯简）

    横眉向我说无生，

    下智昏尘听未明。

    进退去来宁有碍，

    转看破衲是非情。

    （罗志甫破衲）

    四十生涯浪漫过，

    青衫落拓伴清歌。

    词人枉自留灵锁，

    一例匆匆可奈何。

    （吴白匋灵琐）

    豪谈高唱不知慵，

    起看阶前月影重。

    话到白苍山上事，

    天荒地老忆青峰。

    （柴德赓青峰）

    入洛机云未敢俦，

    追随端属少年流。

    他时感旧渔洋集，

    可附狂奇左道楼。

    （余曾有室名曰左道楼）

    诗不成诗，人却是永远难忘的。“天荒地老”不是泛泛之言，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话还是得从“豪谈高唱不知慵，起看阶前月影重”说起。

    一九四四年我来到女师学院，已是残秋。下船后上白沙镇码头，再走出镇街，还得走五六里路，才到白苍山。女师学院便建在山上，无非是几十排土墙瓦顶的校舍，还有一些更简陋，是编篱糊泥的，学生的大饭厅干脆是个大芦席棚，开会时则用作大礼堂，所以张权女士在那里举行独唱会。电灯当然没有，点的是严监生那种桐油灯，夜行则用纸糊小灯笼提在手上。巴山多雨，通常夜雨昼晴，伞固然不可少，更不可少的是当地出产的桐油的钉鞋，走在任何泥泞的山路上都很把稳，虽不美观，女学生们却不得不穿。学生宿舍在半山以上，那座芦席棚的饭厅兼礼堂靠近山麓，每当雨后她们下山来吃饭时，几百双钉鞋的声音之流，以及晚间开什么大会时，几百盏手提小白纸灯笼的光影之流，我以为可称白苍山的两景。我曾有一联诗句：“半山灯火清歌里，一径蘼芜薄醉时。”不一定就是写这两景，然而不妨说有这两景的影子在内。我们当教师的还多一项随身法宝：“手杖”，这也是雨后和夜间山路上有很大用处的；我尤其行动不离，为的是要显得比实际年龄尽量老些，较便于置身在女子学校之中，置身在老长辈老长兄的行列（当时我不得不把年龄报成三十，实际年龄二十二岁）。有一次我和青峰一同到镇上去，他还带着女公子令文，那时还是个小女孩。我说：“你看我们两人，一样的钉鞋，一样的手杖，一样的小灯笼。全是一样；不一样的只是你戴了眼镜，还带了一个女儿。”他说：“眼镜也许你不久就会戴上，只是你要有这么大的女儿，却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不是丢掉这根手杖吧，还可以快一点。”那时我还未婚，他开这个玩笑，大概是猜到了我手杖不离手的用意。

    我们从初次相识，到能够这样闲谈开玩笑，没经过多久。我们的宿舍是贴邻，我第一次看见青峰，是到校次日礼节性拜访同事的时候，他正坐在小竹凳上洗一大盆衣服，璧子夫人手上生湿疹，不能下水，全家老小七口的衣服都是青峰包洗，他一面揉着搓着，一面兴会淋漓地和我谈着，没有一点辛苦狼狈的样子。这个初次印象，我是非常深切的。后来二十年的交往，证明这个初次印象没有错，青峰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精神奕奕、兴高采烈，至少在我心目中这是青峰一贯的形象，此刻我在记忆中怎么搜寻也没有他意气消沉、怨苦叹惜的形象。

    其实，我们初识时，青峰是很辛苦的。抗战爆发，平津沦陷，青峰留在北平，在辅仁大学教书。当时留在北平的高等院校中，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因为是外国教会办的，还有中国大学那种私立大学，没有被敌伪政府接管，不算伪校。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对辅仁大学的压迫日益加重，青峰忍受不了，终于偕同璧子夫人，携带四个儿女，冒险潜逃出来，投奔抗战大后方。经过西安，辗转来到白沙，大约也是一九四四年下学期，他到校就在我之前不久。这一路的辛苦不必说了，一点积蓄也用完了，当时国统区正是经济混乱，知识分子生活困难之时，青峰一家六口，加上一位岳母老太太，负担之重超过了女师学院我们相熟的几家中任何一家。这里情形他对我从不隐讳，可是他和璧子夫人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兴致勃勃，高谈大笑。他们对于国统区的黑暗，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失望和愤怒，时时痛斥，可是并不羼杂着旧知识分子的“恨恨而死”和小市民式的“愤愤不平”。这种态度，尽管我自己做不到，或者说，正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特别地欣赏。我初到白苍山，冷雨连绵，心情就很坏，有句云：“雨洗苍山白，天招下士魂。休歌迎子夜，按剑对黄昏。”可见一斑。难得一个初冬下午，天放晴了，我独坐在室内，听见青峰在隔壁大声吟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这是陆放翁的沈园诗，也是我一向爱吟的。我便走过去谈天，他将他的诗稿拿出来给我看，我才知道他自己作的诗就是放翁一路，所得很深，入蜀途中诗作特别亲切有味。谈着谈着，他忽然提议我们各自回房间去作绝句四首，交换了看过，再同去黑后山看梅花。我作的末一首便是以这样两句作结：“等是无聊消永昼，不如乘兴探梅花。”这可以就是我们“以诗订交”之始。我那句“豪谈高唱不知慵”，企图写出他老是兴致勃勃的形象，本来该是“高吟”，限于平仄改为“高唱”，勉强可以通融吧。后来我又有赠他的诗云：“高吟嵯峨纪剑门，当时倾听几晨昏。”就是指拜读他的入蜀诸诗，中有《剑门》一首他自己很得意，我也很欣赏。

    青峰多才多艺，吟诗之外，写得一笔好字，是二王一路。启元白先生和他是同门好友，都是陈援庵（垣）先生的高足弟子，我第一次知道“启功”这个名字，便是由青峰给我看一把扇子，上面有启元白先生写其自作《论书绝句》，中有一首云：“大地平沉万国鱼，昭陵玉匣劫灰余。先茔松柏惧零落，肠断羲之丧乱书。”我至今还记得。青峰写应用文字，笔下很是来得快。后来女师学院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风潮中，大家推青峰为教授会的秘书，专门同教育部笔战，很是得力，这成了他被教育部解聘的原因，亦即“天荒地老”云云的本事了。

    青峰是史学家，我从他得益的主要是史学方面，更确切地说是文史哲相通相关的方面。我不治史学，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是学过的，对几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者的论著，对他们争论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之类，也曾钻过一阵，我还遵照鲁迅的教方，对野史笔记，特别是南宋、明末、清末的野史笔记，一向留心，也培养出了兴趣。除了这些之外，近代现代史学家，我所知极少。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章嵚、钱穆、孟森、邓之诚、萧一山、陈恭禄他们的著作，我或者读过一两部，至少翻查过，至少在书架上见过的话，不知什么缘故，唯独于陈垣，几乎一无所知。认识青峰之前，我只见过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由于没有需要，从未翻检过，从不知陈氏还有什么著作。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我看过，印象不深，更记不得那是为陈氏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作的序言了。我与青峰的相识，恰好弥补了我这个缺陷。陈垣的几篇著名论文：《元西域人华化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现在我记不准这几篇是当时从青峰处借读的，哪几篇是后来才读到的了，但当时都从青峰口中常听到提起。但《明季滇黔佛教考》则是确实当时读过的，陈寅恪所作的小序，也是青峰向我极力推荐的，其中如“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等语，至今尚能背诵。去年黄裳特地著文推荐陈寅恪这篇序，眼光确实不差。

    话说回来，青峰给我最大的教益，便是使我略能望见陈垣之学的门墙。我知道，陈门弟子的入门第一步功夫，是从头到尾点读《资治通鉴》，从这一步入手，以后便不至于放言高论，游谈无根。陈氏自己那些论著，都是用了“竭泽而渔”的方法，网罗了最完备的材料，处处凭材料说话。他引用材料，往往动辄便引录全篇文字，起初我很奇怪这种做法；青峰解释道：“摘引容易断章取义。现在全引出来，即使引用者有误会之处，也易于得到纠正。”我非常佩服这种严肃态度。陈氏是治中国宗教史的。但是他那些著名的论文，并不着重宗教的神秘的方面和教理教义的玄虚深奥的方面，而是着重在宗教的政治社会背景和作用，宗派的断续存亡，教徒的生活与矛盾等等现实方面，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史，而不是教义史或宗教哲学史，这是陈氏的创造性的独特贡献，至今似乎还没有第二人。我不治史学，而在这种地方文史哲之会通，受益尤多。陈氏史学，又特重民族思想，《通鉴胡注表微》当然是代表作。我是由青峰的鼓吹才懂得看重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他用了桐城义法，一篇一篇地给全祖望改文章，于是我更懂得桐城义法完全是另一路，也更对桐城义法失去了信心。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好传统，陈氏史学是这样，青峰身上也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前面说过青峰作得一手很像样的放翁一路的诗，写得一手很像样的二王一路的字，原来这也是很多陈门弟子共同的。我还知道，陈氏史学固然是高度的专门之学，而同时又很讲究博雅，陈氏曾将《四库全书》全部翻检过一遍，这是艺林佳话，我最初亦即闻之于青峰。青峰自己讲授“史学要籍解题”，并曾对《书目答问》做过深入研究，都是博雅的表现。我本来遵照鲁迅的教言，很喜欢拿了《书目答问》来检索或闲看，现在遇到一位专门研究者，加以台静农当时也常说，新文学书也要有一部《书目答问》才好，引得我暗自想过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虽然太无自知，也可见受影响之深了。

    除了论学，青峰谈得最多的是沦陷后北平高等教育界的情形，例如高校中有伪校与非伪校之分，后者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和中国人私立的高校，他们如何在困难条件下抵制“伪化”，坚持民族气节的教师如何集中在这几个非伪校里艰苦撑持，等等。这些都是大后方不大知道的，我有幸听青峰谈说，至今这方面的知识，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人们当中，大概可算是较多一些的。

    青峰笃于师生之谊，常向我谈起“陈老夫子”（指陈垣）的立身治学的许多逸事，这里不一一举出。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却不是青峰谈的，而是台静农谈的：说是有一次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到教师休息室来请胡适为之题签，陈垣当时也在那里，笑道：“这真是请宋江来题《水浒传》了。”

    我们当时活得很清寒，然而有朋友之乐，又似乎活得很高兴。然而这局面并不长久，一九四五年日寇一投降，抗战一结束，大局的变动引起了小局的变动，女师学院便因“复员”问题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的风潮。

    所谓“复员”，当时是指抗战期间原由何处迁入大后方的机关团体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处。凡列入“复员”计划的，交通工具由政府统一安排；个人回家乡的也称为“复员”，但那个时候个人挤购车船票，难于上青天，所以凡说“复员”还是主要指机关团体学校而言。女师学院是抗战期间新办起来的，它的原址就是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本来没有“复员”问题。但当时全国师院学院，院名之上皆冠以省名或市民，只有两个是秃头不冠地名的，一是“国立师范学院”，通常简称“国师院”或“国师”，初在湖南蓝田，后在湖南南岳，钱锺书小说《围城》即以在蓝田时的该校为背景，另一个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当时如此命名，似有意要以此二校为全国师范学院的首席次席，将来随着中央政府走，据说教育部某大员对女师学院生做过这类的许诺。抗战胜利之后，女师学院招生，无论外省人本省人，一致切盼教育部兑现这个诺言。外省人切盼早日离开困守八年的四川，本省人大部分也切盼早日走出夔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大家希望新的院址靠近南京，院长谢循初教授是当涂人，所以当时有过一种传说，新院址就在采石矶云云。不料教育部正式决定下来，女师学院迁是迁的，却只是迁到重庆附近的九龙坡，那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战时校址，现在交通大学“复员”回上海去了，遗下的空房子就让女师学院搬进去。这个决定激怒了女师学院的师生，学生会宣言罢课，教授会跟着宣言罢教，态度都很坚决。教育部当时为什么如此决定，表面理由之下，似乎有一个用意，就是当时全国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所以有必要尽可能不让高等院校聚在几个大城市里。例如素有“西南民主堡垒”之称的桂林师院，抗战胜利后被强令迁到南宁，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南宁不过是一个边陲小城，进步师生都认为是要把他们“装进闷罐”，也曾激起长久的强烈的风潮。女师学院的风潮，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性，也许正因此，在学院内部更便于团结最广大的群众。青峰当时任教授会的秘书，起草各种宣言、启事，与教育部公开笔战，真是所向披靡，驳得对方招架不住。最后，教育部只好下令解散女师学院，撤了院长谢循初的职，另行指派一个以伍叔傥为首的“院务整理委员会”来实行镇压，规定学生赞成迁往九龙坡的向该会去登记，否则该会不承认其学籍；教师则由该会换发新聘书，但是有几个被认为祸首的，不发新聘书，也就是予以解聘，台静农、宛敏灏和青峰都在解聘之列，我算是得到了新聘书，却也不想到九龙坡去了，学院搬走后我便留在白苍山了。

    这是一个“食尽鸟投林”“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学院搬走了，青峰全家去重庆另找关系弄车票去了，最后，偌大一个白苍山，只剩下台静农和我母子这两家，还有白苍山隔溪的桂花庄宿舍区只剩宛敏灏一家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夏初的事。青峰既去之后，忽然又有什么事回到白沙空山上来，盘桓数日，他有留别一绝云：“惊心草木无情长，回首弦歌未易哀。流水高山君且住，天荒地老我还来。”这是他的诗里我最喜欢的一首，说到这里才算说清楚我那两句“话到白苍山上事，天荒地老忆青峰”的本事。

    起先我欣赏的还偏重在“流水高山君且住”一句。青峰去后又过了若干日子，一个晚上，台静农邀我到图书馆一带去散步，那原是每晚坐满了学生在夜读，门前收拾得很整洁的。不料一二十天无人收拾，树枝便长得伸进了空屋的窗内，满地乱草，抬头不见夜空，只是从树叶缝里闪现出朦胧的月影，我们吃了一惊，默默地赶快走开，颇有点“大观园月夜警幽魂”的意味。台静农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描写道：“槐阴蔽道，鼯鼠当阶，昨犹弦歌，今若败刹”，原来那时我因为一直未离开，眼睛习惯于渐变，还不怎么觉察，青峰走开了一段再来看，已经看出草木的无情怒长，有惊心动魄之感。这样，我才特别欣赏“天荒地老我还来”一句，一点也不是夸张，十分恰切地写出了他的深挚珍重的友情。

    “天荒地老忆青峰”忆的就是“天荒地老我还来”的青峰。此后，他回到北平，我在徐州教书，一九四七年五月我从徐州来北平小住经旬，我们别后重逢，青峰有《喜方重禹自徐州至》五律四首见赠，首首都极有真情，前引的“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一联即在第四首中。一九五三年我由南宁调来北京，直到一九五五年青峰由北京调苏州，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解放初斯的那股劲头，各自忙于工作，同在一地而相见不多。“文革”前夕，青峰正在北京，一九六六年大约四月间，我邀青峰到我寓处来，同时邀了周绍良先生，他们同是陈门弟子而不相识，我给他们做了介绍，那是我和青峰最后一见。不久，我进了“牛棚”，听说他被掀回苏州，从此我们断绝了音信。一九七一年秋，周绍良由文化部咸宁干校专程到北京参加陈垣追悼会，回干校后，我问他见到柴青峰没有，周绍良说柴青峰已在“牛棚”中死于急病了。这些经过当中，可以回忆的事也还不少，但总不如从白苍山初见订交到“天荒地老我还来”那一段那么朝夕相见，那么对我有深切的教益。所以我这篇回忆集中地写了那一段，希望多少写出亡友的学行的一些活的风貌，特别希望他的学生们子女们能学到他的无论何时都是“豪谈高唱不知慵”的精神，学到他的“天荒地老我还来”的精神。

    （本文写于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摘自《忆天涯》，舒芜/著，方竹/编，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定价: 48.00元）